弘光政权武臣内部争斗述略

南明弘光政权是在李自成的农民军推翻大明王朝之后建立的,当时北方尚有清军与农民军两股势力对南方虎视眈眈,新政权处于岌岌可危之境.弘光政权的武臣正当为国分忧、保家卫国之时,然而他们非但未能建功立业,却暴露出种种恶劣行径,骚扰百姓,内讧斗狠,致使军队的战斗力下降,甚至投敌叛国.将大好河山拱手让人.其历史教训极为深刻.     

弘光政权速亡探析

南明弘光政权,建立于1644年5月,终止于1645年5月,前后历时整整一年。弘光政权为什么在短短一年之内就迅速灭亡了呢?考诸于史,发现其中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一、“联消灭顺”——错误的根本方针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崇祯皇帝吊死。5月3日,马士英等拥福王朱由崧监国南京,5月15日即皇帝位,以次年(1645年)为弘光元年。是为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弘光政权。弘光政权建立伊始,涉及不到抗清,它的矛头主要指向大顺政权。从弘光诏书和臣下奏章来看,它的目的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福王即位时.诏曰:“……敢辞薪胆之瘁,誓图浮馘之功,尚赖亲贤毅力动勷,助予敌忾。”顾炎武所著《明季实录》中也载有弘光的另一诏书:“大行皇帝     

永历帝与南明生机的沦丧

南明历经弘光、隆武等政权灭亡后，桂王朱由榔又于丙戌（1646年）十月十四日监国于肇庆，十一月十八日即皇帝位，建立了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朝。永历朝与南明其它小朝廷有所不同，它依靠的主要力量不是官僚士大夫势力，而是农民起义军余部和人民义勇军的力量，使其生命力与战斗力都远远超过了其它政权，曾两次出现中兴恢复的生机。但由于从永历帝为首的官僚集团腐败至极，在朝廷中，任用非人，排斥正人和中兴之臣，党争激烈；在疆场上，将帅解体，自相残杀，内耗严重，自毁长城。加之永历帝本人怯懦庸弱，闻警即选，而致南明生机论丧，…     

南明政权对日通好求助政策的形成过程

明朝自嘉靖、万历以来 ,直至崇祯末覆灭 ,与日本断绝了外交关系 ,而南明政权对日本改行通好、求助的政策。由前者的断绝交往到后者的通好求助 ,经过了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过程是在南明时期完成的 ,共分三个阶段 :一、弘光时期 ,这是沿用明朝末年旧政策的阶段 ;二、鲁监国、隆武两政权并存时期 ,这是拒绝交往与通好、求助同时并存的阶段 ;三、鲁监国政权、郑成功及其子孙主持的政权、永历政权等并存时期 ,这是通好、求助政策全面推行阶段。影响南明政权对日态度转变的因素 ,包括总体形势、力量对比的变化 ,当事人的经历和性格 ,以及地域远近等     

南明阁臣王铎“贰臣”命运源释

在明清易代之际,身为南明弘光政权内阁大学士、位居次辅的王铎,因率众归降于清朝而成为后世数百年来人们讥议不已的贰臣。王铎之最终成为"贰臣",既与其坦荡简易、不设城府的个性、久耽于文学艺术而注重现实感受、疏于政治理性的思维倾向有着直接关系,更与其在晚明腐败政治环境中日益感到人生追求和政治信仰迷茫有着紧密联系,而清初政治上压制和利用明遗臣的特殊需要则最终将他作为牺牲品而置于"贰臣"境地。     

甲申之际明朝士人心态与选择

甲申之际,数月之中政权几易.大顺、大清与南明政权同时空存在.在这三个政权中进行选择,既表明了士人阶层不同的心态,也表明了这三个政权的在政策方面的得失.概而言之,当时在京的大部分士人包括在京的故明官绅,经过权衡三个政权的用人政策,最终决定投靠清朝.甲申之际明朝官员的这种政治选择,简而言之,是当时复杂政治情况下的产物,具体而言则有以下三方面考虑:一是出于家庭利害的考虑;二是出于个人政治前途的考虑;三是迫于在政治上的两难处境.从明朝官员的这种选择中,可以看出易代之际一部分士人对农民军的仇恨和对清政权感恩及对南明政权失望的三重心态.     

历史上腐败的典型——弘光帝

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缢死煤山后,明宗室又在南方相继建立起弘光、隆武、鲁王监国及永历等小朝廷,史称南明。本来,弘光、永历均有复国之机,但均因其腐败透顶,上承亡明腐朽老路继续运行,而终致覆亡。在南明腐朽的官僚集团中,弘光帝尤称典型。 弘光帝系明神宗之孙,福恭王常洵之长子,名由崧。甲申(1644年)五月初四日,监国南京,五月十五日即帝位,年号弘光。     

两个遗民典范:释大错与王船山

明清交替之际,是中国遗民史上最为特殊与突出的一个时代。释大错与王船山为同时代人,生逢"天崩地解"的沧桑巨变之乱世,于明清更替过渡之际,亲历大明王朝之气数尽绝而回天无力,虽然二人同为儒生,同在南明永历政权为官,却素昧平生,互不相知,但都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前者出家为僧,却心系南明,不舍忠义;后者独善为儒,却玩索佛理,与僧交游。二人皆心怀复明灭清之志,共同拥护与竭力扶持南明永历政权,为反清复明而奋斗不息,始终坚持维护民族尊严,挺立节义自我,并终不放弃希望,忠贞不渝,老而愈坚,坚而弥笃。在痛失南明永历政权后,二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条自甘为孤臣遗民的道路,一逃禅为高僧,一逃隐为大儒;一以方巾示寂,一以正学善终,均在湖湘了却遗生,至死不坠青云之志。在中国文化史、遗民史以及佛教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令人长太息,令人长追思!他们虽是古时悲剧人物,然而在他们身上可以折射出我们时代中人的人格镜像。中国儒学与佛教的互补与共济,陶冶出中国最伟大的精神与人格,大错与船山是晚明遗民的典范。     

从王铎立身处世看明末清初的政治环境

清初著名书法家、诗人王铎,历仕明、南明（弘光）、清三朝,宦海浮沉而波澜不惊。其所撰之《语薮》、《王子》、《家诫》,透示为官、处世之道,反映了易代之际士人们审时度势的经验与智慧。本文即以王铎的言论为基础,联系其生平与个性,以及寄身翰墨的心灵追求,探讨明末清初的政治环境。     

清初贰臣文人的用世心态

明清鼎革之后, 相当部分的前明官员没有选择为明朝死节或守节, 而是选择了与新兴政权的合作, 成为所谓的 "贰臣". 对于这部分文人的选择, 后人多以贪生怕死谓之, 这远不能说明这一群体文人选择的真正原因, 对他们心态的解读也流于肤浅. 究其原因, 清初 "贰臣文人" 的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文人用世之心的体现. 这种用世之心, 使他们超越了传统文化中 "忠君" 思想及 "夷夏" 观念, 积极投身于新政权的建设中, 对清初的社会稳定、 制度重建及文化保护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清廷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孙李交恶与西南抗清败局的形成

1646年秋在广东肇庆建立的以抗清复明为国本的南明小朝廷永历政权,作为立国基础的区域只有中南和西南数省,其社会基础包括明朝残余势力和农民军余部两大部分.初期,由于南明地主阶级歧视排挤农民军以及南明地主武装内部的自耗行径,终于导致困境;残明武装全然瓦解,大顺军退而自立于川鄂边区.永历五年(1651)永历帝朱由榔西走,大西军首领孙可望迎至安隆,进入永历政权后期.这时永历政权已失去体制上的意义,其后期的历史实即大西军余部把永历政权的精神旗号与自身的物质力量结合起来进行抗清.由于大西军余部领导层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的矛盾,终于演成西南抗清的败局.本文拟就孙李矛盾和永历后期历史进行分析,探讨影响该段历史进程的一些人事因素.     

明末清初贵州佛教论纲

明末清初的贵州佛教是贵州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在中国佛教史上亦占有重要的一页。明末中原西蜀战乱，“天下扰乱，贵州粗安”，①南明永历帝乃驻跸贵州安隆，使贵州一度成为南明永历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于是中原西蜀之禅师纷纷入黔，特别是临济禅宗天童圆悟一系的子孙更是人多势众。他们在黔中创建禅寺，培养弟子，弘教开宗，接引信徒，与士大士往来唱和，同名士文人共参“教外别传”之旨；南明亡后，士大夫又多逃禅，他们或著述直指心源，或咏歌超然物外，或祝发出家以全其志节，复大振黔中境内之宗风，遂使贵州禅宗佛教盛极一时，佛教…     

中国古代文人群体人格的变异─—从《世说新语》到《儒林外史》

本文以《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文人群体人格和《儒林外史》所反映的清代文人群体人格为考察对象，以文人与封建政权的依存与对立关系为视点，论析了我国古代文人群体人格自魏晋到清代的变异。─—魏晋文人由于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相对独立，所以在人格上不为封建政权控制和左右，表现出独立的自我意识和较强的个性色彩。而从唐代以后，封建政权通过科举制度牢牢地掌握控制了文人士子的进身之路，因而使文人的群体人格意识遭到扭曲和压抑。尤其是到了明清两代，八股制艺更是把文人的自我意识和个性压挤到最低限度，使他们为了科学应试而扭曲灵魂，造成在人格上的极度失落。科学考试成了异化文人灵魂的工具。《世说新语》和《儒林外史》正是中国古代两种对立的文人群体人格的形象演示。     

韩愈是北宋前期世风和文风重塑的重要范型

韩愈的文学作品与道统观念,深刻影响了北宋士人精神世界的构建.北宋是典型的文人社会,"庆历士风"是北宋文人士大夫创造的重要精神成果,其涵养过程既有士大夫优秀品格的历史积淀,也有自己独特的精神资源.庆历士人多以韩愈为榜样,他们通过积极的政治活动,扩大了文学创作的影响,使文学与政治呈现出一定的互动关系.庆历士风中.和而不同"、"笃于自信"的精神内核,与古文运动互为表里,使宋代散文家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宋代文凤发生转变,既是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使然,也与士风丕变有关.政治是非与人格评判的结缘、文人对自我完美人格的诉求、文人政治理想与现实斗争的冲突等,都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带来深刻的变化.     

农民政治信任变化的政治效应分析——对五省、市60个村的跟踪研究（1999-2008）

本文基于60个村十年间的四次跟踪调查,分析了农民政治信任变化的政治效应.研究发现,农民的政治信任度越高,其参与村委会选举和扩大直选层级的意愿越低,更倾向于选择体制内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们对政权的支持度也越高.这一结论支持“政治稳定的信任基础”理论.不过,对于既需要提升民众政治信任、又需要发展民主政治,同时需要政权稳定的中国政府而言,这些多元目标取向之间的关系却是一个难解的结.     

古典文人话语的当代表达 ——论汪曾祺、贾平凹散文中的“雅趣”

在新时期散文创作领域,汪曾祺和贾平凹的散文呈现出相近的皈依传统的古典倾向,恢复了散文表现个人趣味的美学品格."雅趣"是他们个人趣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二人散文皆有尚雅的倾向.对汪曾祺而言,"雅趣"是先天的文化资源,而就贾平凹来说,"雅趣"则是其向文人共通情怀自觉靠拢的努力.因此,贾平凹的尚雅倾向更为直接与显明.而由于几十年来,雅化的社会生活和文学传统的"断裂",汪曾祺与贾平凹散文的"雅趣"更多体现为对古典文人精神的接续,而非生活实践上的承继.     

南明永历政权与澳门

满清入主中原之初,明朝遗族先后在南方建立弘光、隆武、永历等政权,在新权与旧族交替之时,澳门当局从自身利益出发,逐步修改其对华政策。文中即通过叙述永历政权三次遣使出访澳门、罗马的情形,探析永历政权与澳门的关系变移以及澳门当局转而“效忠”满清政府的过程。     

南明永历朝廷与云南沐氏家族关系考

在南明弘光、监国、隆武、绍武和永历等五个小朝廷中 ,以永历朝廷与云南沐氏家族的联系最为密切 ,特别是在永历朝廷流亡进入云南以后 ,双方的交往更加频繁。自始至终 ,永历朝廷与云南沐氏家族基本上保持着良好的君臣关系。为了拯救日益衰败的朱明皇室 ,沐氏家族的嗣爵执政者沐天波曾尽心竭力维护永历朝廷利益 ,还曾与孙可望、李定国等率领的明末农民起义军余部在扶明抗清的旗帜下坚持合作 ,尽管最后由于各种原因 ,他们都未能改变永历朝廷覆亡的命运 ,但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合作与共同努力 ,永历朝廷才得以苟延残喘十数载     

"巫""蛊"之语义、职业及其控制——中西有关巫法文化的比较观察

"巫"、"蛊"是一种文化现象,中西都不能例外.但是由于双方所本的文化传统不同,他们发展的过程也有差异,对待巫之行为、职业的管理与控制也不一样.西方"巫"之发展变化始终与宗教有密切联系;而中国古代"巫"的命运则与政治或政权的稳定相关.     

阶级矛盾是主要的

在矛盾错综复杂的清初,究竟是哪种矛盾“规定和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呢?我认为正是当时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阶级矛盾。下面仅就清初两个阶段的情况做简要论述。第一阶段,即清军入关至南明弘光政权覆灭之前。清军入关后,尽管推行了一系列民族压迫的政令,民族矛盾有所激化,但阶级矛盾仍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颠覆了大顺农民政权的清王朝,恢复了被农民革命所推翻的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它加紧拢络汉族地主而把矛头对准了农民军。它一再宣称入关进京是为故明臣子报君父之仇,“念累世之宿好”的大义行动。它全面继承明制,以明的后继者自居。宣布典章制度“一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