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高管人员现金薪酬的实证分析——基于股权激励、市场风险与股权性质的影响

文章以我国沪、深股市发行的2006至2009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高管现金薪酬与公司绩效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揭示公司治理、公司业绩风险及企业性质三个方面对高管现金薪酬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公司高管人员的现金薪酬与企业业绩呈正相关关系;股票期权激励与高管人员的现金薪酬为正相关关系,股票期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交互项与高管现金薪酬呈负相关关系;高管现金薪酬与企业经营风险间存在显著关系,公司业绩与经营风险之间的交互作用与高管薪酬之间为负相关关系;股权性质为国有上市公司时,股权对公司高管现金薪酬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当股权为中央国有股权时,其对公司高管现金薪酬的影响比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与私营上市公司更为显著。     

股权投资与企业高管双重激励的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私募股权投资者投资机构的快速发展,私募股权投资者在改善企业高管激励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从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双重维度考察股权投资介入对企业高管激励的影响,并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实证结果发现：国内股权投资机构普遍倾向于采用提高薪酬水平和拉大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薪酬差距的方式来实现激励目标,而对于高管股权激励方式则较少使用,并且这种趋势随着股权投资机构的持股比例上升而更为明显。     

内生性视角下高管权力、薪酬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

目前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方面,较少考虑高管权力因素,也基本不考虑内生性问题,片面强调公司绩效对高管薪酬的决定作用,而忽略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反作用。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从内生性视角研究上市公司高管权力、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内生互动关系。本文研究发现:公司绩效对高管薪酬的正向影响显著加强,高管薪酬也对公司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公司绩效与高管薪酬之间具有正向循环关系;高管权力对高管薪酬具有显著影响。     

剩余薪酬、投资者偏好与公司风险承担

高管薪酬激励并不一定是解决代理问题的有效工具,可能会导致经理人严重的短视行为。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对高管薪酬实施管制,以期将高管薪酬与公司长期绩效进行捆绑,但是影响高管薪酬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市场压力进而产生的高管短视行为并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这为本文提供了研究动机,即选取中国上市公司样本从薪酬的角度探讨以剩余薪酬衡量的高管短视与公司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剩余薪酬能够显著增加公司风险承担行为,并且基于政府的保护,国有企业风险承担行为变动程度显著大于民营企业。     

融资约束、高管薪酬和研发投资

企业的研发投资是保证企业可持续增长的源泉,高管的行为对于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至关重要.本文采用2007-2010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研发投资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了产权性质和融资约束程度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现金薪酬和高管持股对上市公司的研发投资正相关.与民营上市公司相比,现金薪酬部分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具有激励作用,高管持股在民营上市公司中表现出了激励作用.高管的现金薪酬部分只有在非融资约束型上市公司中起到了激励作用.     

上市公司高管层薪酬激励与资本结构关系实证研究

以2004年-2006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Evicws5.0,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对高管层股权薪酬和持股比例影响高管层资本结构政策选择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层的股权薪酬和持股激励与资产负债率的关系显著为负,与代理理论相符合.     

绩差上市公司均值回归研究——来自信息技术行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信息技术行业为考察域,从公司特征、均值回归路径和投资策略三个方面研究了绩差上市公司的均值回归现象。研究发现,能够实现均值回归的绩差上市公司两权分离度较高、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兼任情况较少;董事会规模大、高管薪酬高、管理层持股比例高的上市公司回归周期较短;总资产周转率低、独立董事比例高、高管薪酬低的民营上市公司能够实现较高的均值回归超额收益;股权集中度低、董事会规模低、高管薪酬低而独立董事比例高的绩差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通过改变主营业务来实现均值回归;市场对绩差上市公司的均值回归做出了积极的反应,根据公司特征选择投资策略是有效的。本文研究意义在于为绩差上市公司选择均值回归路径提供了借鉴,也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基于绩差上市公司的可资投资策略。     

基于混合截面数据分析的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激励问题研究

使用混合截面数据,选取中国深、沪两市4369家上市公司样本,对高管人员激励(高管薪酬和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公司规模、代理成本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上市公司已经形成了较为有效的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机制.实践中,应继续加强显性激励契约的有效性,同时提高隐性激励契约的透明度,实现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的有机结合.     

企业国际化、国内产业增长和高管薪酬——基于2006—201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分析

文章采用2006—2010五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国际化对企业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会正向影响高管的薪酬水平,即国际化程度越高则高管的薪酬绝对值越高;同时,国内产业的增长会负向调节这种影响。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企业高管薪酬逐步从行政化走向市场化,高管薪酬的高低能够和企业自身的复杂性、所处的外部产业情况相联系起来,很好折射出企业对高级管理人力资本的需求。基于以上结论,对我国高级经理人进一步市场化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金融业高管薪酬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相关性研究——来自2009-2014年沪深两市金融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既有文献表明,高管薪酬与内部控制之间存在明显的敏感性。但由于金融企业自身经营的独特性,在既有研究中经常被剔除或忽略,金融业高管薪酬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之间是否也存在这种显著的敏感性,需深入研究。通过以2009-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金融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表明: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整体质量呈显著提高的趋势;高管短期薪酬激励与金融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存在显著正向关系;高管长期薪酬激励则与金融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不显著;相对于非国有控股金融企业,国有控股金融企业高管薪酬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要弱很多。     

民营股东派驻董事、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

民营股东派驻董事是民营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途径,但其如何影响公司行为却鲜有文献探究。因此,本文基于2006-2016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民营股东派驻董事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民营股东派驻董事的公司,其高管都获得了较高的薪酬;进一步将民营股东派驻董事引起的高管薪酬增长分为经济激励动机的薪酬增长和政治联盟动机的薪酬增长发现,出于经济激励动机的高管薪酬增长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出于政治联盟动机的高管薪酬增长则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消极作用。此外,以上结论在管制行业和非管制行业中还有较大区别,相比于管制行业,在非管制行业中,民营股东派驻董事会引发高管获得更高的薪酬。上述研究基于身份认同理论,提供了对民营股东董事和高管薪酬之间关系更为全面的理解。     

银行监管、薪酬激励和风险承担——基于16家上市商业银行数据的实证研究

金融危机之后,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成为公司治理领域热议的话题。本文以我国16家上市银行为样本,实证分析银行高管薪酬与风险承担的关系,以及银行面临内外部监管对高管风险控制激励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银行内部监管中的股东监管可以对高管薪酬进行控制,外部董事对高管薪酬及其风险敏感性并没有起到"监管作用"。(2)银行外部监管机制的加强弱化了高管风险控制激励。     

风险、相对业绩与高管薪酬——对中国上市公司委托—代理问题的一项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最近几年的数据检验了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政策是否符合委托—代理理论的两个重要理论预期:保险—激励权衡关系与相对业绩假说。本文在不同的估计方法下均得到显著正的薪酬—业绩敏感度,而且薪酬—业绩敏感度随着公司业绩风险或离差的增大而显著下降。这一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保险—激励之间的权衡关系,这也说明中国上市公司在确定其高管薪酬时,需要考虑委托—代理问题。虽然使用行业相对业绩作为参照标准来确定高管薪酬在理论上是相当合理的,但我们并未发现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行业中其它企业业绩挂钩的实证证据。     

金融危机下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层股权激励的思考与变革

高管层股权激励是国际一个的长期性争议性话题，特别在金融危机下，高管层股权激励争议性更大，本文从高管层股权激励的理论基础，美国上市公司高管层股权激励的发展，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层股权激励的发展与现状这三面来思考中国高管层股权激励未来的变革与出路。     

股权激励、代理冲突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使用2007—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从管理者和大股东的行为动机角度出发,考察高管股权激励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水平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公司成长性和大股东控制权的提高,上述正相关关系会减小;牛市阶段股权激励水平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显著高于熊市阶段。基于此,从公司角度上看,上市公司不应忽视股权激励对股价崩盘风险的负面效应;从监管层角度上看,在鼓励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发展的同时,应重点规范和完善相关制度环境。     

高管薪酬、机构投资者与业绩预告精确度

本文以2005—2013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对业绩预告精确度的影响,以及在机构持股比例不同的公司高管薪酬对业绩预告精确度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高管薪酬越高,企业发布业绩预告的精确度越低;相比低机构持股比例的公司而言,高机构持股比例的公司高管薪酬对业绩预告精确度的负向影响更小。研究表明,高管存在薪酬操纵动机,并不符合最优有效契约理论的观点,反而提高了企业的代理成本。     

试析长期股权投资准则的变化及影响

2007年1月1日起，首先在上市公司执行修订后的长期股权投资准则，与原准则比较，其作了较大变动。主要包括：核算范围、初始计量、后续计量等。修订后的长期股权投资准则使会计核算简化，能够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     

风险、相对业绩与高管薪酬--对中国上市公司委托―代理问题的一项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最近几年的数据检验了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政策是否符合委托-代理理论的两个重要理论预期保险-激励权衡关系与相对业绩假说.本文在不同的估计方法下均得到显著正的薪酬-业绩敏感度,而且薪酬-业绩敏感度随着公司业绩风险或离差的增大而显著下降.这一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保险-激励之间的权衡关系,这也说明中国上市公司在确定其高管薪酬时,需要考虑委托-代理问题.虽然使用行业相对业绩作为参照标准来确定高管薪酬在理论上是相当合理的,但我们并未发现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行业中其它企业业绩挂钩的实证证据.     

董事会监督效力与高管薪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8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董事会监督效力对于高管薪酬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董事会规模、薪酬委员会的设立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董事长总经理的二职分离、董事会持股比例和股权集中度与高管薪酬均显著负相关;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会议次数和独立董事薪酬与高管薪酬的相关关系不显著.     

股权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基于不同产品市场竞争度的视角

本文选取2007—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基于不同产品市场竞争度下,对股权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在高竞争度行业中,股权集中度、国有股比例、法人股比例以及股权制衡与企业技术创新投资相关系数为正。在低竞争度行业中,股权结构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