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宁二年与晋武帝时代的政治转折

由于受《晋书》记载的影响,学者一般都将太康元年视为晋武帝时代政治的转折点,但是这一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唐人的观念,并不契合历史事实。从西晋政治演变的内在脉络而言,咸宁二年是更值得注意的年份。该年晋武帝病危时拥立齐王攸的密谋以及杨骏封侯这两件事虽然不太为学者所注意,但都对西晋政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者彻底激化了武帝与齐王攸的矛盾,成为武帝后期一系列政治纷争的源头;后者标志着外戚势力在西晋政治中的崛起。武帝为了巩固皇权,抑制宗室、功臣势力,重用在曹魏时代默默无闻的外戚杨氏,将其作为一种异质力量引入西晋政治,改变了西晋政治的权力结构。因此,咸宁二年对于晋武帝一朝的政局具有转折性的意义。     

论“凉州之乱”

西晋武帝泰始六年(270年),在凉州发生了鲜卑秃发氏首领树机能领导的各族人民反晋武装大起义,史称“凉州之乱”。这场斗争历时十年,参加者众达二十余万,一度使西晋政府完全失去了对凉州的控制。其声势之浩大,对封建统治打击之沉重,在西晋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它拉开了西晋末年北方各族人民反晋斗争的序幕,对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解放以来史学界却一直未曾对     

西晋的佞臣与后党评析

继魏而起,最终结束三国分裂局面的西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短促的大一统王朝。建立这个短促的大一统王朝的封建君主是晋武帝司马炎。他继承父祖余业,既适时地肇建了西晋王朝,实施了一些促进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制度,促进了历史的发展;但又为这个统一王朝的倾覆准备了条件。可以这么说,司马炎在禅魏建晋以后,直至太康平吴以前,他还是一个勤于治政、有所作为的封建帝皇,唐太宗评其“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不为过奖之辞。但是太康以后,他“居治而忘危”,怠于政术,耽于酒色,信任佞臣,宠幸后党,日趋昏聩,从而为晋末的衰乱,埋下了祸根。当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西晋王朝的迅速崩溃,与当时士族地主势力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得势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此,本文略而不论。作者在这里要论述的,是晋武帝司马炎“居治而忘危”,宠信佞臣与后党,日趋昏聩所埋下的祸根。过去这方面的论述不多,我们这样作,目的在于对西晋短促的“国祚”作多角度、多视角的探索,以期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论魏晋禅代

咸熙三年(265年)十二月,曹魏最后一个皇帝曹奂退位,曹魏政权移交给晋武帝司马炎,结束了曹魏统治,建立了西晋王朝。 正式的政权移交过程是和平的不流血的。这种方式古人美其名曰“禅代”或“禅让”。取法上古圣王尧舜禹的传说。     

论石崇人格特征的多元性

在西晋,石崇是一个人格非常复杂且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处世名言"士当身与名俱泰"已经被公认为西晋士人的一种人生准则.在政治上,他身为上层士族却鄙于清谈任诞而向往儒家的功名事业.在生活中,他奢侈低糜却又风雅大方,他浮竞鄙劣却又爱敬正直之士和为正直之士所爱敬.可以说,石崇的人格特点的多元性正是西晋这个动荡时代的复杂人性与士风的缩影.     

略论傅玄的经济思想

傅玄(公元二一七——二七八年)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泥阳)人。他在曹魏时曾任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即当时管理屯田的官吏。晋武帝司马炎为晋王时,迁散骑常侍。西晋王朝建立以后,曾任御史中丞及司隶校尉等职。 傅玄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位朴素唯物主义者,也是地主阶级中较有远识的经济思想家。“面歧路者有行迷之虑,仰高山者有飞天之志”。傅玄自拟的这两句铭言,正是他面对坎坷不平的歧途,充满惆怅、疑虑、搏击、进取的矛盾心情的真实写照。傅     

关于墨家对矛盾律排中律表述问题

1985年沈有鼎先生在一次讲《墨经》的课程中指出:“‘攸,不可两不可也’,在‘不可’中间加‘两’字,‘不两可’是矛盾律,‘不两不可’是排中律.”并且认为:“《墨经》拿不常用的‘攸’用为逻辑术语,是说一对矛盾判断,过去把‘攸’完全改为‘彼’是没有脑子的.”沈先生还让我们把有的“彼”字改为“攸”.除了把“彼”改为“攸”,我们持相反意见外,其余我们认为沈先生的见解都是正确的.我们认为把“彼”都改为“攸”不一定合适的理由如下:一则张惠言据说校经,作“彼”.二则“攸”一般放在动词前面,组成名词性词组,相当于“所”,如“君子有攸往”(《周易·坤卦》).或者放在主语与动词或形容词之间,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就”,如“风雨攸除”(《诗经小雅·斯干》).或者作处所讲,如“为韩结相攸”(《诗经·大雅·韩奕》).也就是说,“攸”字多用于动词前面或放在主谓之间,不如“彼”灵活,指代性更广泛.还有更主要的一点是,“攸”的古汉语涵义“所”、“就”、“处所”与辩似乎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而“彼”有“相对”的涵义,它可作指示代词,指代“那”与“此”相对,如“息壤在彼”(《战国策·秦策二》),又可指代“别人”、“对方”与“己”、“我”相对,如“知己知彼”(《孙子兵法,谋攻》),而辩不能一人去辩,     

统孝于忠:西晋《新礼》对汉魏丧服及相关“故事”的调整

西晋《新礼》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部完整的制定化礼典，其中的丧服制度以晋武帝“三年之丧”为顶层设计，废除了汉文帝“短丧诏”,并对礼经中“三年之丧”和“谅闇”进行重新诠释，调整了汉魏以来不规范的丧服服叙制度。一方面，它规定天子(诸侯)“旁亲绝期”、卿大夫“绝缌”,确立了跟晋代五等爵制和官制相匹配的服丧原则和具体细节，使汉魏以来随意性较大的丧服服叙制度归拢到君统的原则之下；另一方面确定“弟子为师”及“寄公为所寓”之服，使私人关系不能干扰官僚等级制度。通过这些调整重新建立起丧服服叙所体现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此外，《新礼》对“汉魏故事”中丧葬用物和仪制的调整，反映了西晋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跟大幅度调整丧服服叙制度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孟子·万章上》“攸然而逝”正解

《孟子·万章上》“攸然而逝”句对“攸然”的解释，字典辞书和有些专著均采用赵歧注，释“攸”为“迅走”义．通过我们的考释发现赵歧之注不能成立，“攸”无“疾快”义，字典辞书的编者，均是由于误信赵注。衍设“迅疾”之义项，此处的“攸”为其常义“自得貌”。     

西晋游仙诗旨趣及文化背景

西晋中国游仙诗发展历史上比较沉寂的一个阶段,历来少人论及。然细究其思想与艺术内容,仍有一定的现实气息与新鲜特色的闪现。从西晋的社会文化背景入手,对西晋游仙诗的主旨进行考察,可知西晋游仙诗仙境人间化的特色与当时"朝隐"风气盛行的关系,及部分西晋游仙诗在"列仙之趣"背后的幽约情怀。     

缘情造物理论的内涵、起源及演变--谈李商隐的写作特点

"诗缘情"是西晋陆机的理论观点 缘情造物是诗词的艺术手法和写作风格."托物之情,造物附意,心物融合",正是李商隐的话,乃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情与物是"随物以宛转,与情而徘徊"①."诗缘情"是西晋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理论观点.     

永嘉之乱与北方政治格局变迁

永嘉年间,由于西晋中央集权统治的衰弱,胡族乘机掀起了反晋斗争.与此同时,地方豪族也发生分化,他们的势力持续膨胀,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日益加深.进入十六国时期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在此期间,地方豪族势力始终游离于胡族的中央集权统治之外,造成了北方政局的长期动荡.     

四名无子者与西晋的建立和衰亡

西晋建立前后,有四名重要官员即钟会、羊祜、贾充、王沈无子.王沈死后,族人以其私生子为后,方结束无子历史.四人均参与了西晋建立的准备活动.司马昭、司马炎父子对四人多加重用.四人中,钟会早亡,但为司马氏代魏奠定了政治基础;羊祜死于西晋统一中国之前,但为西晋灭吴奠定了物质和人力基础;贾充和王沈对西晋的建立,尽管也起到了作用,但是,二人同时也为西晋的衰落种下了祸根,贾充女贾南风作为皇后和王沈私生子王浚作为幽州刺史的恶劣政治行为,加速了西晋的衰亡.可见西晋的建立和衰亡与这四人关系极为密切.     

“八王之乱”爆发原因刍议

西晋王朝亡于外族匈奴刘氏,而祸端于西晋统治集团内部的八王之乱,近几年来,围绕八王之乱爆发原因问题的讨论,可谓众说纷纭,一曰“大封宗室为其后八王之乱的     

敦煌西晋墓画--敦煌壁画的另一源头

近年来,敦煌发现了一些西晋墓画.敦煌早期壁画的部分内容与敦煌墓画中的部分内容很相近;西晋墓画的一些内容直接进入了敦煌壁画;两者的联系还说明莫高窟当时所具有的中原风格,不但是传自中原的南北艺术融合的产物,也是传自西域、印度的佛教艺术风格与敦煌本地的汉晋艺术融合的产物.在空间上、在时间上、在艺术上两者都是近亲,敦煌西晋墓画是敦煌壁画的另一个源头.     

萧瑟悲凉与清幽秀丽——论西晋与东晋山水诗美学风貌的差异及成因

本文将西晋山水诗与东晋山水诗相比较,指出西晋山水诗的基本风格是萧瑟悲凉,诗人内心充满孤独苦闷和彷徨忧虑之情,而东晋山水诗却表现出清幽秀丽的美学风貌和天人合一的精神意趣。本文同时也从政治、经济、哲学等几个方面探求了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     

论帝乙征“人方”是用兵江汉(下)

二帝乙十祀征人方历程地名考释帝乙两次征人方,在现有卜词材料中,以十祀征人方材料最多,首尾啣接,是研究卜词地理之宝贵材料。我们以李学勤同志《殷代地理简伦》所编排之《征人方日表》作为叙述,讨论之资,集诸承研究的胜说,再参以我们的研究所见,作帝乙十祀征人方历程地名考释。帝乙十祀征人方之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三段:(一)十祀九月甲午,以“正人方·告于·大邑商”开始出师,至十一月已巳南下至攸。(二)十祀十二月癸酉自舊返至攸侯鄙永。(三)十一祀正月癸卯四月癸酉。由攸返商,由商至云奠河邑。下面,我们就按这三段路程,对征人方历程地名之可考者,进行讨论。     

从对峙到合作——吴人与西晋政权关系演变过程叙论

西晋灭吴后,作为"亡国之余"的吴人需要处理和西晋政权的关系.在经历了十年左右的对峙后,以陆机兄弟入洛为契机,吴人开始积极出仕西晋政权.西晋末年的大动乱,导致仕晋吴人命运坎坷,但由于吴人已对西晋政权产生认同,他们最终选择翊戴司马睿,建立东晋.     

晋武帝与“太康之治”

“:太康之治”是晋武帝统一中国后出现的短暂盛世。它表现出了作为历史上封建盛世所具备的基本特征:君主勤政、善政;广开言路、不拘一格重用人才;以史为鉴,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充分调动统治集团中广大成员执政的积极性;奖惩分明等等。其出现和衰落与君主个人行为有密切的关系。     

齐万年的反晋斗争与西晋社会主要矛盾

<正>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八月，关中地区发生氐人齐万年为首的反晋斗争。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将这次反晋斗争视为农民起义，认为是由于西晋地方官吏和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残酷剥削和奴役，从而造成阶级矛盾空前激化，进而引起了农民起义⁽(1))。此外，由于齐万年出身氐族，以及有少数民族加入反晋斗争队伍，所以又认为这次反晋斗争具有反抗民族压迫的性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