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姚鼐章学诚批评《文选》分类之得失问题--兼论"七""设论"与赋的关系

<文选>分类的确有可议之处,尤其是其小类.然这往往是"天然地"存在的,故只要对一大批文章进行较细的分类,就难以完全避免他人之"议".姚鼐、章学诚诸家的批评主要是因其没有充分地考虑到实际操作与理论要求间的差异及其"不思当时事实"所致.姚说似是而非,<古文辞类纂>亦多类似<文选>之"失";章说太半责非其所当责,少半或有理而萧统"持之有故".<文选>在文体分类方面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尽管其更多的只是继承而非新的建树.     

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下)——从“工程”大小看萧统完全可独撰《文选》

象《文选》一类"采擿孔翠"的总集,往往在编撰的第一时间,便可确定其相当部分的篇目;而就编纂实质性层面言,当其篇目选好并加以分类及对若干作品作些技术上的处理后,便告完成。明此,将《文选》与《类苑》《艺文类聚》《文心雕龙》《翰林》《古文辞类篹》等比观,可以推定:昭明太子凭一己之力,完全可以编撰《文选》;且就一般情形言,有二到三年的时间便够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编撰是书的难度与其工作量,均被人们想当然地"放大"了。     

太子未亲参撰《文选》的“一个证据”说辩证——责《闲情赋》与录《神女》诸赋之矛盾不是问题

萧统编纂《文选》的录文"底线"是无"有伤风教",而于集陶渊明作品则强调"讽谏",即其责《闲情赋》而录《神女》诸赋,采用的是不同之价值取向。《文选》录诗文的取向与其序文所说合,而这二者与《陶渊明集序》间存在的差异同,故考察本研究的相关问题,需合观这三者。刘孝绰有"子渊淫靡,若女工之蠹;子云侈靡,异诗人之则"说,《文选》则录这两家之赋,即例以刘孝绰为《文选》实际编者说,更是"自相矛盾"。清水先生的"这是太子未亲自参加实际撰录的一个证据"说,实际上乃缘其一再之疏忽所致,不能成立。     

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中)--从情理层面上辨"刘孝绰等撰"说不能成立

从情理层面上看,《文选》本身或昭明太子所为,确实存在着诸如《文选序》与《文选》、“彼此失照”、重渊明而选录陶之诗文不多、批评《闲情赋》而收入类其内容的作品等方面的矛盾。然而这些矛盾无一能说明《文选》出于众人之手。没有哪一位作家、哪一篇具体作品的取舍与刘孝绰等学士有关,武帝敕置东宫学士非为编《文选》计,“引纳才学之士”与《文选》的编纂非一回事。从实质上讲,《文选》完全是昭明太子凭一己之力编纂的。     

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上)--从文献可信度层面上辨"与刘孝绰等撰"说不能成立

《古今诗人秀句序》的"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与《中兴书目》注的昭明太子"与何逊、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说,是被学林普遍用以证明《文选》为萧统与刘孝绰等编纂一说最主要的"客观材料",但是这两条"客观材料"是没有从文献可信度层面辨析的。其说难以成立。《文选》只能是昭明太子一己之所撰。     

《文选·序》歧见句释疑

《文选.序》中"盖欲兼功太半难矣"一句学界多存歧见。从歧见句中的相关语词在《文选》和与《文选》成书时代大致相同的《全梁文》中的共时分布及其在《十三经》和《二十四史》等文献中的历时分布情况来看,南朝梁时期"太半"是一个数词,其义是"大半"。《文选.序》中的"太半"指的是"大半典籍"。"难"是述语动词。歧见句的合理断句是"盖欲兼功太半,难矣。"     

《文选·赋》类序与《汉志》“杂赋”关系臆说——《文选》研究之四

在对赋体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时,尽管《汉志.诗赋略》"杂赋"与《文选.赋》二者所面对的作品有多寡之别,但在分类做法与编次原则上有较多的相同点。分类方面,二者在以作品题材为标准的同时,还以作品所表现的情感色彩为依据,为特殊赋类命名的做法也相似;编次方面,二者均从儒家的价值体系出发,以政教功用为原则。《文选.赋》的分类与编次当受到《汉志.诗赋略》"杂赋"的影响。     

《文选》辞藻类纂之书的学术价值

《文选》辞藻类纂之书堪称"选学"奇葩,有着不容忽视的学术研究价值:分类汇纂《文选》选文辞藻,成为后代文人造语之资;所录辞藻之下引用的注释,保留着古注(如五臣注)的真相;而大量粘结呈现的二言三言片语,反映了汉语"缩略"构词的语言事实和新词的组构规律。     

关于《文选》组诗与《集》一诗一题之异——兼论《文选》非仓促成书

李善所说之《集》多非作者本人手编,故从文献可信度的层面上说,《文选》未必不及之。以《集》一诗一题而《文选》合之,且两者题异,便断《文选》"误",及以《文选》一诗而《集》为若干首,便说前者"盖误"等等,均未为得。以古还古,将《文选》放在古代文化背景上考察,而非仅就《文选》以观《文选》,时至今日,实在难以找到能证明《文选》成书仓促之坚实材料,哪怕就是一条。     

为杜诗"熟精《文选》理"进一解

在唐代因科考而重《文选》的普遍风气下,杜甫在其《宗武生日》诗中督责其子研习《文选》,却主要是为了绍述家学和继承传统的目的.对于"熟精《文选》理"的"理"字,其基本内涵应在"使字"和"诗法"两项.前者指向形象意境,后者偏于形式技巧,杜甫以此为研习《文选》着手之处.但抉取其中的精髓,关键还在对于前人遗产必须采取分析的方法和"乐取于人以为善"的态度.这一方面是基于杜甫所持的文学发展观念,同时也可以从其创作实践得到验证.作为诗歌革新家,杜甫实行"以文为诗"和"援古入律"等措施,都离不开对《文选》的学习和借鉴.据此可知,"熟精《文选》理"实为老杜一生心得之言.其中"熟精"二字,尤堪研味.     

从“邯郸学步”到“飘然不群”——李白学习《文选》诗赋的成功经验探源

《文选》在唐代的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文人对它的模拟学习上。通过分类编年地微观考察李白赋、古风、乐府歌行与《文选》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模拟是李白学作诗文的终南捷径,从学习模用前人的辞藻、成句、事类到文章体式,经历了一个从早期"邯郸学步"到成熟后"飘然不群"的过程。     

关于《文选》成书研究的方法问题

《文选》成书研究中的诸如《文选》之实际编者为刘孝绰说(刘孝绰为萧统编纂《文选》最重要的助手说)、《文选》成书仓促说、《文选》编纂过程分"两阶段"说、《文选》各体之文有划一的标准说等等,多为"选学"界之主流观点。然而,分别用"跳出《文选》观《文选》,就整体考察部分";"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置个别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上考察";"将相关问题置于文献可信度的层面上考察";"从情理逻辑的层面上考察"等方法究之,均难以成立。其所以如此,多缘研究方法之未密。     

中古祖饯诗初探

祖饯诗是《文选》诗中的一类,祖饯即设宴为人送行,中古时期对祖饯时的情感甚为重视,常作诗吟咏。《文选》诗祖饯类有诗七题八首,可分为两大形态,魏晋之作或有游离于饯行送别的内容,南朝之作则完全写饯行送别。《文选》诗杂诗类所录“苏李诗”是祖饯类诗作的开山之作。《文选》诗公类中写祖饯的作品是叙述最高统治都或王侯公卿召集的送行。《文选》诗赠答类也有写祖饯的,只是意味不浓。《文选》之外还有种种祖饯类作品,各具有自己的特点。     

《文馆词林》文体分类建树与影响

《文馆词林》严谨的编纂体例为据其残本重构解析《文馆词林》文体分类提供了可操作的可能性。《文馆词林》在继承魏晋南北朝总集编纂和文体分类成果的基础上,极大的丰富了文体分类的级次体系,扩展《文选》类总集的二级分类至“文体——部——类（大）——类（小）——作品”多级分类结构;在部、类命名和分类标准上趋于统一,较之《文选》更具有体系,而其取经类书囊括宇内的“部”“类”统摄体例,亦为丰富总集文体分类方式提供示例之本。     

《采菽堂古诗选》对《文选》的批评与修正

清初诗论家陈祚明编选《采菽堂古诗选》时参照了昭明《文选》。陈祚明对《文选》的态度是辩证的。一方面,他认为《文选》鉴裁得当,保存了许多经典的古诗;另一方面,他认为也有一些弊端:以文体为类,一人作品割裂为四五处,不利于读者获得完整的诗史观,反而易于使人剽窃华丽词藻,无法获得"学古之益";选诗过严,漏选了很多优秀的作品;着重于修辞,"未及推其(作者)用心所存";《文选》注专注于典故,不关心选家之心。针对这些问题,陈祚明在分类标准、选录原则与情辞关系方面进行了针对性的修正。     

《文选·赋》“物色”类不含草木赋辨——《文选·赋》“物色”类研究之二

或以为《文选·赋》＂物色＂类包括草木赋。此说似是而非。误解或由三个原因所致：未辨明＂物色＂之词义;《文选·赋》有＂物色＂类而无＂草木＂类;以为《文选序》与《文选》二者所涉赋类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文选·赋》＂物色＂类不含草木赋。从南朝＂物色＂词义看,＂物色＂类不含草木赋;《文选·赋》不立＂草木＂类,非＂物色＂类包含了草木赋,是先梁草木赋无昭明认可的好作品;《文选序》与《文选》二者所涉赋类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用事”论

“用事”,又叫“用典”。刘勰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文心雕龙·事类》)据此可知,用事(用典),是引用古事、古语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的一种修辞方法和论证方法。王勃倾吐“怀才不遇”的牢骚,却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滕王阁序》),就含蓄多了。萧统提出自己的诗学观点,则说:“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文选序》),第一句和后面一联对偶的上半联引自《毛诗序》,下半联引自《礼记·乐记》,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就不证自明了。     

论《昭明文选》的选文标准

萧统秉持进化发展的文学思想,并以此指导着《文选》的编集。他采取略远详近、略古详今的选文策略,凸显了汉晋以来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成就。他主张事与义并举,沉思和翰藻兼顾,坚持中道主义的两点论和文学批评的平衡性。在实际选文时,他比较偏爱有翰藻文采之文,以之为准收录了不少情文并茂、脍炙人口的文学名篇,从而使《文选》成为一部"意义纯粹"的文学选集。他用富有时代特色的文学理念评判创作,剔除了经子史类作品,对"文"的发展实有涵养、化育之功,在文学史上是很有进步意义的。     

第五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第五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萧统故里镇江隆重召开,盛况空前。大会交流论文80余篇,对"《文选》版本及注本"、"《文选》作者、选录标准、分类及其价值"、"《文选》所选作家作品"、"《文选》分体文学"、"萧统文学思想与文学史观"、"《文选》接受学"、"《文选》语言学"、"萧氏家族及萧统遗迹"等八个方面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讨。大会回顾了上世纪文选学研究的历程,对新世纪文选学研究提出了希望与要求。     

论《文选》对两宋总集编纂的影响

宋代“选学”专著不多，但《文选》在宋世仍然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由其对宋代总集的影响可见其流布盛况之一般。由宋人总集编纂的技术层面及目的均可看到《文选》的影响。而宋人总集在传播中借助《文选》影响的晕轮效应，同样值得关注。由之也可见《文选》对宋代总集编纂的影响既随着其传播的兴衰变化而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