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圣外王”到“批判精神”──略论第三代新儒家的新动向

从“内圣外王”到“批判精神”──略论第三代新儒家的新动向李翔海作为中国现代思潮的三大主流之一，现代新儒家从诞生至今已是人历三代、时逾７０多年。力图通过儒学的现代重建，重新恢复儒学在现代中国的的主导地位，这是现代新儒家几代人为之呕心呖血、努力奋斗的共同...     

略论现代新儒家的五四观——以梁漱溟、唐君毅、余英时为例

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转折点,还促进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兴起。由于文化背景和时代课题的变化,现代新儒家三代学人对这场学生爱国运动之评价见仁见智、各不相同。新儒家开创者梁漱溟主张以法律方式规约学生的爱国行为;新儒家第二代唐君毅立足传统文化,坚决反对五四运动;新儒家第三代余英时则对之进行了客观理性的评析。三人观点之差异,表征着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下,新儒家学者对这场运动的复杂心态。     

现代儒学思潮与中国的现代化

现代儒学思潮是 2 0世纪 2 0年代以来影响中国思想界的重要社会思潮之一。从其本质来说 ,乃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思潮的一种反思 ,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思潮中的“西化”价值取向的回应。现代儒学思潮以承续儒家的“统绪”为使命 ,意欲在恢复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地位的基础上 ,融会中西 ,弘扬儒学 ,以使儒学适应现代化的潮流。虽然现代儒学思潮关于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探索存在误区 ,但是这种探索 ,仍然是有其合理性和一定价值的。     

纪念牟宗三先生逝世20周年特辑专栏

今年适值当代新儒家的精神领袖、儒学大师与最杰出的中国现代大哲学家牟宗三先生(1909-1995)逝世20周年,同时也是方克立先生发起、推动并和李锦全先生一同引领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的30年,欣闻台港两地均将举行国际学术盛会来纪念牟宗三先生,深圳大学是研究"现代新儒学"的重镇之一,本刊一向关注此项研究,此期邀约到台湾著名学者李明辉先生和李瑞全先生关联当代诠释学研究牟学的两篇大作,同时从来稿中选取两篇大陆青年学者分别从形上学的"境界"论与中国现代佛学个案比较的视角研究牟学的力作,特辑为一组纪念牟宗三先生的文章,在"当代儒学研究"栏一并刊出,以飨读者。垂请关注!     

后现代语境下的现代新儒学

现代新儒学的产生不仅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且有着西方近代文化危机的深刻影响。面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批判,现代新儒学表现出了与之有同有异的价值取向。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现代新儒学的这种状况显然是被动适应现代化的。辩证地看待现代新儒学的价值,并经过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之是必要的。     

20世纪前半期现代新儒学评价研究

关于现代新儒学（新儒家）的认识、评价和研究,1949年或者说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20世纪50年代之前,国内学界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把新儒家或新儒学看成是一种思潮或流派,对其研究基本上是自发的争鸣式的个案探讨,即侧重某一个人物思想文化学说的批评或学术成就的评价,进而至于作为不同思想文化主张间的争鸣。这实际是当时历史背景下多元文化思潮并存与互动的缘故使然。20世纪前半期的新儒学（新儒家）研究,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迄今的新儒学（新儒家）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理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和反思。     

五四以来的新儒家与中国哲学现代化

现代新儒家思潮产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以谋求中国哲学现代化为发展趋势。新儒家学者以传统儒学为基干,儒化、华化已传入的西方哲学,试图将中国哲学推向世界;抓住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进行哲学思考,逐步达到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自觉,促使古代哲学向现代转化;重新思考关于人的种种问题,寻求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入学观念。他们为促进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德性儒学的成就、困境与走向

在西化思潮盛行、传统儒家受到打压的思想氛围中,现代新儒家适应儒学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大趋势,从弘扬儒家德性入手,掀起了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新儒学运动。德性儒学发端于梁漱溟,中经熊十力奠基,到牟宗三终结。德性儒学批驳西方中心主义,彰显中国哲学的民族精神,接续传统并走出传统,把握人性根本,回应西方哲学的话语,安顿价值世界,挺立道德主体性,开启中国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做出了历史性的理论贡献。德性儒学未能突破道德中心主义的藩篱,无法从“内圣”中顺利地开出“新外王”,应对以科学与民主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无法为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无法突破“精英儒学”的小圈子,从而陷入困境之中。拘于道德理想主义的情结,过度强调应然,没有直接面对实然,是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现代新儒家与传统道家哲学——论唐君毅对老、庄哲学思想的研究与涵摄

人类的学术文化总是继承前有的传统文化而来。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如此。在中国历史上,儒、道、佛三家长期以来既鼎足相抗,又互为融合、激扬,不断赋予中华文化以新的生命力,形成新的社会思潮,推动着中国文明向前发展。魏晋时期,儒、道相结合,产生以《庄》、《老》、《易》“三玄”为主要内容的玄学思潮。迄至宋明,儒家学者批判地(critically)吸取佛、道二教的某些思想,形成了影响中国社会达数百年之久的新儒学——宋明理学。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我国一批著名学者继承理学的儒家道统,融摄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的西方思想,开创了在海外影响甚大的现代新儒家学派。     

现代新儒家视界中的梁漱溟

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冯友兰、贺麟、余英时等对梁漱溟的新儒学思想予以较多关注,包括对梁漱溟新儒学的核心义旨、理论建构和梁漱溟的人格特质、学术地位等问题进行了厘清和思考。熊十力、冯友兰等现代新儒家对梁漱溟及其思想的解读、评价不仅与他们的学术旨趣相契合,而且浓缩了他们对整个现代新儒学思潮的态度和立场。剖析现代新儒家视界中的梁漱溟,既提供了一种解读梁漱溟新儒学的样式,又成为一面呈现熊十力、冯友兰等新儒家学术理念的镜子。     

儒学视野下的中日“士人”比较

在中日两国古代社会都曾存在一个士人阶层,并且共同拥有儒学这一文化土壤。从＂仁、义、忠、孝、勇＂等儒家道德规范对中国士人与日本武士的人生价值取向、道德规范等进行探讨,指出中国士人信奉的是道,道义高于王权,捍卫道义是至高无上的使命,讲究志同道合,道不同则不相为谋,相反,日本武士讲究对天皇和主君的效忠,且将之与＂义＂（即情义）联系在一起,对主人尽忠,珍惜武士名分,崇尚勇武。     

"公""私"之辨与"理""欲"演变的内在逻辑

宋明理学由理学和心学的纷争引发的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天理就是人欲"的逻辑转变,肇始于群体"公共空间"和个人"私人空间"基础上的"公"私"之辨,显示了宋明理学的哲学本体论由本质论向存在论的回归,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一个颇值得关注的问题.当然,"天理在人心"的提法虽为"私"争取自己的合法地位开启了门缝,但也为天理的确认带来了极大的随意性.所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如何把握"度",即如何让"理"来引导"欲".     

当代文化建设中的儒教问题

儒教问题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一个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迫切问题。儒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观察和理解儒家文化的视角。从儒教出发,我们可以重新理解儒家文化的性质、孔子作为圣人的意义、圣诞的内涵以及所谓儒家文化现代化的问题。     

明末清初儒教与天主教的冲撞与调适——王徵的“纳妾”与“殉明”

明末清初,基督教开始了华夏大地的第三次传入。利玛窦儒服传教,开始了耶儒之间的接触、交流、碰撞、调和的过程。作为明代进士出身的陕西泾阳人王徵,也就在那个大变迁的年代,通过信仰的抉择,最终受洗入天主教。王徵入教,不光在信仰上虔诚行事,而且还积极翻译介绍西方科学著作,同时还创造性地调适儒教信条与天主教教义,完成《畏天爱人极论》的思想作品,值得进一步研究。旨在探讨明末清初儒教与天主教的对话与不断调适,及中西文化在陌生中逐渐走近的艰苦历程。显然王徵的"纳妾"、"殉明"是违背天主教诫规的,而"纳妾"、"殉明"又是符合儒教信条的,通过对王徵的"纳妾"事件、"殉明"事件的重点分析,深度探讨王徵是如何完成自己的信仰逻辑。     

汤一介先生儒学观散论

汤一介先生是一位具备人类情怀与使命担当的现代知识分子,希望通过自己的儒学研究为解决人类的前途与发展当遭遇的问题提供启迪;汤先生关于儒学的现代价值——为今日的人类健康、合理的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精神资源——的论述是系统而深刻的,其对我们最重要的启迪有三点：1）儒学的现代化,只能从诠释儒学之现代价值来论,不能从儒学开出现代科学民主来论;2）儒学的现代化,只能从“内圣”来论,而不能从“外王”来论;3）以冯契的统一理论、方法、德性的“智慧”说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范例。这三点,深刻地反映了汤先生的非现代新儒家的立场,说明他是站在同情与欣赏儒学的立场来研究与提倡儒学。     

儒学儒教一体论

儒学既是一种学说,又是一种宗教。儒学与儒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关儒学儒教的争论实际上并无多大意义。从其学的方面,儒学丰富和锻炼了中华民族的抽象思维,形成了中国的主流哲学。从其教的方面,儒教对普通中国百姓的衣食住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道德上也起到一定程度的指导作用。今天对儒学的继承,应该注意一些基本的做人准则,形成儒学的道德金律。     

通儒治经之法用以治医经——清代大儒焦循的治医理念

清代大儒焦循儒医兼治,他的经学著作是清代学术的典范之作,不但反映了清代中后期的学术风貌,而且尽显清代扬州学派的通学风貌;他治医主张"通儒治经之法用以治医经",他的治医理念从另一侧面表现了他的通儒风采与通儒精神。     

章太炎"儒行"救国论评析

章太炎一生,不管是从政还是做学问,道德问题是他始终关注的焦点。道德救国是章太炎伦理实践的最终目的;道德救国的特点是“儒行”救国;“儒行”是一种“依自不依他”的力行哲学;“儒行”救国则是章太炎“依自不依他”力行哲学的道德实践。“儒行”之意味,简单地说,即尚气节、重力行。具体来说,有三层意蕴:一是刚性的、依自的儒家道德;二是为伸张正义而蹈厉敢死的游侠风范;三是成就“儒行”的一种本源性力量:通过人生亲证实现主体绝对的道德自由而产生的一种道德意志力量。     

胡寅《崇正辩》论

理学虽以批判佛教为动因,但理学自身的建构不仅使批佛弱化,且呈现出儒佛混为一谈的现象,因此胡寅《崇正辩》实是南宋初期理学家批判佛教的重要著作。胡寅对佛教的批判,虽从清理佛教外在形式入手,但实际上却贯彻着他在根本理论问题上的立场与见解。胡寅揭示了因果报应的功利性本质,强调了儒家道德思想的自主性原则;同时他将善恶祸福无常对应的问题从道德哲学的论域中清除了出去,阐述了湖湘学派由实在性自然引申出价值体系的理论,并最终落实在儒佛心法上的比较,彰显出儒与佛的真实性与虚妄性。胡寅在批判佛教中所阐发的思想,对于后来朱熹的思想建构很有影响。     

清初名儒李颙的治学之道

李颙对理学的重要贡献在于他为清初理学的治学之道开辟了一条新思路．这个新思路由“明体适用”开始,由“悔过自新”入手,并坚持传统理学的为学之道和为学之义,在“明道”“体道”的不断探索中,进而去“行道”和“达道”,最终进入学的最高境界,实现“弘道’的目的。而这一切都不能背离“经济实学”的儒学初哀。这既是对宋明理学偏重心学和性理空谈的一种纠正,也是向原始儒学的一种复归,是对理学的一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