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圈缘何相当于儒教文化圈——基于19世纪30年代西士对中朝日《千字文》之译介

19世纪30年代集中出现过多个世上最早的《千字文》欧译刊本.这些译本的西方译者对中朝日《千字文》的翻译与阐释虽各有千秋,但都渗透着这样一个观点:汉字被传播到东亚的中国近邻,它所承载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也为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吸纳,并成为其民族精神的部分乃至主体.基于这些译者的认知,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求解为何人们将"汉字文化"视为"儒教文化"的近义语,从而找到语言学家和哲学家所指的"汉字文化圈"和"儒教文化圈"概念相似的缘由.     

儒家文化与东亚的崛起刍议

儒家文化与东亚的崛起刍议江立华一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影响范围早已超出中国本土，波及东亚各国，曾对东亚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人类学家习惯上把东亚地区称为儒家文化圈。①本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的...     

回到儒教自身——“儒教形态”引论

儒教研究需要"回到儒教自身"以寻求关于"儒教"的切己描述。儒教作为"社会存在",是一种公共—集体的"行为方式",具有自身的结构和功能,并通过观念性和物质性的"结晶化"形式表现自己。"儒教形态"是对儒教结构功能及其历史特征的指认,也包含对儒教得以奠基的存在理解的说明。     

内圣外王：人类主体意识的时代阐释

儒家文化是凝成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流。“内圣外王”概括性地落实了儒家文化中人自身的发现、把握以及提升这一纲堆性的指导思想，而成为儒家文化中的本质思想之一，也因之成为一个博大而开放的子系统，在关于个人价值、人与人、人与社会圆家、人与自然关系的各堆度中蕴涵着人类主体意识丰富的伦理资源，等待我们理解、反思、开发，并作出时代的阐释。以此为传统儒家文讫的开发、转进、解构作出基础性的讨论。     

韦伯儒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解析

韦伯认为,儒家学说不存在强烈的超验性以及对现实世界的距离意识,不存在预言的热情和本体的道德推动力,它只是一种完全世俗化了的传统,或者说是一种对传统的教条化;儒教伦理不能导致资本主义,而且还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而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发展有力地证明,韦伯儒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谬误。     

东亚经济成就与经济伦理

处于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究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本文仅就经济伦理与其成就的关系谈点看法。 一、勤劳敬业:儒家文化圈的工作伦理 勤劳敬业精神是儒家学说最优秀的传统之一,也是儒家文化圈最普遍的工作伦理。日本人认为,在一个儒教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献身于工作不论从道德上还是从实利上讲都是最重要的美德。 传统伦理因子固然重要,但它必须与相应的激励机制配合起来才能发挥现实效应。日本人的勤劳敬业精神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它与战后日本民族复兴冲动、家族—集团主义、高水准的教育等社会因素紧密整合为一。曾任四     

儒教与神秘主义

当把儒教的基本精神作为孔子思想及其发展,并与其他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儒教被理解为人伦情意主义。因此,它可以说也是一种神秘主义,但与哲学的神秘主义和宗教的神秘主义不同,它以理智学识为根本。儒教追求技艺的磨炼,这与在心中寻求技的终极的艺能神秘主义相类似。儒教神秘主义有其自身的特点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文化与中国现代化

儒家文化的定位以及它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也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本文认为 ,儒家文化曾经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在现时代 ,儒家文化与中国现代化之间既有冲突的一面 ,也有一致的一面。通过对儒家文化的重新整合、现代转换与创新 ,可以促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儒教的家族观与后现代意义

对家族的研究历来以分析现象和把握实际状况为主。然而,这种研究模式很难准确地把握家族的正体性并揭示其方向性。基于这种问题意识,我们试图通过儒教的家族观确立家族的正体性以展望未来。儒家的全部实践伦理都是从家族出发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家族占据着儒教社会的中心地位。儒教的家族是“道德的共同体”,家族成员是“关系的自我”。因此,也可以在道德行为的实践和普及上获得儒教家族的存在意义。儒家非常重视家族成员所具有的“关系”意识,并将这种意识扩大到社会乃至国家。我们可以从儒教的这种家族观中看到克服人际关系的疏远化和形成积极的“关系性”人性的可能性。当然,在儒教的家族观中也还残存着传统时代消极的文化因素,适应现代社会也有很多问题。但是,儒教家族观中的未来指向性的后现代理念价值还是值得充分关注的。     

浅论儒教与儒教哲学

笔者认为儒教是宗教 ,而且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宗教。古代社会的国家组织同时具有宗教组织的职能 ,而国民则构成了儒教的庞大信众。儒教的最大的特色是其信仰对象有一个等级序列。儒教对其信仰对象的崇拜仪式 ,则主要表现在各阶层官员与民众的各种祭祀上。儒教是宗教 ,但儒学 (儒教哲学 )不是宗教 ,而是对儒教的一种理论化、系统化。儒教哲学是对儒教信仰的理论论证 ,它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理学之后 ,笔者认为就再没有原创造性的儒教哲学     

圣、圣王与圣人——儒家“崇圣”信仰的渊源与流变

在中国上古宗教文化中,"圣"的原初意义是听闻神命,"圣"人乃是通神之人。随着"绝地天通"的宗教和政治改革,"通神而圣"的身份为王者所垄断,王者成为"圣"王。春秋以降,伴随"圣"的德性化改造,儒家塑造出新的"圣王"与"圣人"。在王权政治下,对"圣王"的神性肯定与德性要求、道与势的冲突与调适,构成了儒家崇圣信仰的内在紧张。随着"圣王"理想的现实失落,儒家的"崇圣"信仰历史地落到"圣人"身上。     

船山崇祀与近代湖湘地方文化建构

近代湖湘文化的崛起是与湘人有意识建构地方文化的努力分不开的.王夫之作为可资利用的地方先贤和学术偶像,受到湘人的极大关注与推崇,通过刊印遗书、讲求船山学说,崇祀为地方偶像,并最终将其列入文庙祀典,船山思想内涵得以光大,并作为地方文化建构的有利质素,逐渐融入湖湘文化精神中,成为区域文化的一部分.船山崇祀作为地域社会建构自身文化体系和象征系统的一种话语,极大地促成了湖湘文化在近代的辉煌和成功.     

“内圣外王”之探求与分析

人们喜欢用"内圣外王"来表达儒家的理想人格,概括儒家的人生哲学."内圣外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具有人格意义,而且还具有政治理想的含义,所体现的是既内在而又超越之旨.应予以批判与继承,至今它对"安身立命"具有一定的意义.     

论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文化基础

毛泽东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与马克思、列宁和邓小平相比 ,有自己的突出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 ,既有其自身的哲学依据 ,又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毛泽东高度重视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是其形成的哲学基础 ;中国革命的实践特点——革命者的精神、意志和主观能动性对革命的胜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其形成的历史依据 ;儒家的“内圣外王”和“人性善”思想的影响 ,是其形成的文化根源。深入研究这一问题 ,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从"性善论"到"理想国"——《孟子》阐微

从一定意义上说,孟子是站在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交叉地带发言的智者,他能够关注普通人群的命运,提出诸如＂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和＂仁者无敌＂的仁政学说。但他又竭力美化王道,遵从儒家关于血缘关系下的家族历史主义意识和等级制度,绝不是一位真正地能与广大的平民阶层融为一体的人。     

从濂溪书院的演变看学人的圣化——以周敦颐为例

周敦颐是宋代著名理学家。在他生活的年代,甚至在他死后相当长时间内,他的学术成就和地位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但是,南宋初年之后,他忽然变成了一个大儒,一个圣人,随着他生前命名的濂溪书院或类似书院的大批修建,周敦颐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书院文庙中受供的圣人,一尊与孔子同列的文化偶像。书院的历史与偶像的历史竟然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六经之教"与儒家文论话语建构

作为儒家的学统,“六经之教”是理解儒家文论及其意义的内在视野,它深刻地影响了儒家文论话语的建构。首先,经典意识确立了儒家文论“宗经、征圣、明道”的最高原则,儒者因此致力于论证“道”、“圣”、“经”的同一与贯通,抽绎“六经”文本的文体品性和作文规则。其次,“立象尽意”、“知人论世”、“以易逆志”和“知言养气”实质性构成儒家经典释义学的基本框架,实现了对“六经”的价值转换,并在对“六经”的诠释中引领出有关文艺根本精神和文论构建思路的理解。最后,“六经之教”规范了儒家文论的价值取向,直接生发出的文论意义就是文艺成为“成人”的助缘、媒介和途径,其文化功能在于造就情欲与理性和谐统一的道德理性的个体生命。     

"圣性"与儒家传统

“圣性”是儒家用来指称成就超越人格即圣人的内在根据 ,虽然“圣性”这个概念在儒家的概念系统中始终没有正式提出过 ,但是对它的探讨却与儒学史相始终 ,与“圣人”一起构成儒家价值观的核心所在。儒家对圣性的探讨经历了一个长时期同时是充满了不同见解与矛盾的过程 ,心体与性体的纠葛是儒家对圣性理解的最终关枢。     

《庄子·天下篇》“内圣外王”思想的提出及其认识论意义

"内圣外王"一语出自<庄子·天下篇>,它的提出有着当时社会历史与学术思想文化上的背景.庄子之提出"内圣外王之道",并不是通过从正面界定其内涵,而是通过考察诸家对"内圣外王之道"的认识和运用上的偏差而提出来的.这一思想的提出具有庄子特色的认识论上的意义,其认识论上的意义主要关涉认识的层次、对象与认识的态度等方面的问题.     

《论语》中文化专有项的英译

《论语》英译是中国传统文化向世界传播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之一,然而文化专有项使理解和翻译《论语》的难度相应加大。讨论《论语》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并对所采取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以便使《论语》英译更好地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