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待遇期盼及意向分析

本文基于河南省569份城镇务工农民工调查数据,全面系统分析了农民工在市民化待遇期盼、市民化意愿和定居城镇类型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并由此得出教育、就业和医疗保险是进城农民工最希望获得的市民化待遇,在城镇务工时间较长、文化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强烈的市民化意愿,他们最希望定居的城镇类型是县城或县级市。据此,笔者提出了尊重农民工需求和市民化意愿,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重点加强中小城镇建设,完善中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导就近就地市民化的若干政策建议。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省1056位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到个体、家庭、工作、经济、制度、社会和心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通过卡方检验引入回归模型的14个影响因素中,土地处置方式、参加社保数量和月消费水平对市民化意愿影响最为显著,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城市融入次之,抚养子女数、交往对象有低显著影响,而月工资收入、参加培训次数、住房类型、社区参与和自我认同则没有对市民化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乐业才能安居——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考察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质量对女性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男性农民工,对高学历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低学历农民工,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质量通过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和住房质量,进而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农民工所获得公共服务正向调节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建议通过提高就业质量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来增强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探析

基于福建省402份农民工调查样本,对农民工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及退出条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运用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揭示出影响农民工承包地退出意愿的显著因素。研究表明,对农民工土地退出意愿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分别是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城镇定居意愿、人均耕地面积、地区经济状况、村距最近县城距离、农田灌溉条件、农地流转情况等,据此提出了促进土地承包权良性退出的相关政策建议。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论文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户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和计量分析,深入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其市民化意愿,研究结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都是在特定的家庭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性别、月收入和家庭抚养的小孩数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有负面影响;是否接受过培训、家庭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工龄和当地经济水平对新生代市民化有一定影响;婚姻状况、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和配偶所在地是影响新生代衣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关键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归纳为职位特征、乡土记忆、城市经历和发展预期四个方面。基于对四川364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使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检验了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较为清晰,且大多认同自己的工人身份;模型中的职位特征、乡土记忆、城市经历以及发展预期都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产生一定影响;受教育程度、所处职位、是否了解惠农政策、是否融入城市生活和入户意愿五个因素最终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制度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10省市的调查数据

利用10省市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计量分析制度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工资制度、工作条件、权益保护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等制度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而失业保险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影响不显著;另外,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愿更强;文化程度和职业培训能显著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有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更强;工作经验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呈倒U型关系,而年龄和婚姻状况不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的主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发展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主要在对新生代农民工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发展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的返乡发展意愿并不强烈,即使被城市边缘化,他们大多依旧不愿意返乡。从影响因素来看,男性返乡发展的意愿高于女性;经济收入、人力资本、婚姻家庭、城市生活经历、家乡社会状况、国家扶持力度等都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发展意愿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其中经济收入、人力资本、婚姻家庭、城市生活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发展意愿的影响比较明显。     

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研究述评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主要任务,提高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是影响农民工迁居的关键环节。从农民工迁移定居的基本事实、理论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以及影响农民工定居的因素等几个方面对既有文献进行梳理。文献回顾表明,进城农民工中近四成定居城市意愿强烈,三成左右在定居与返乡之间摇摆;定居意愿研究呈现多学科交融态势,Logistics类回归分析是主要定性分析工具;影响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因素可归结为经济、社会、制度、心理等诸多方面,其中非经济因素重要性在逐渐上升。采用纵向面板数据,提高全国代表性城市调查数据利用效率,多角度引进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研究方法和视角,以家庭为主要分析单元是未来研究的努力方向。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是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而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具有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以江西省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利用交叉表和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个人因素、成本因素和收益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的意愿较强烈,个人因素中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影响显著;成本因素中培训时间越长,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越弱;收益因素中培训对收入的影响和对职业发展的影响都与培训意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因素及其检验——基于福建省的调查数据

基于福建省福泉厦漳四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方法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技能、健康、外出务工年限、是否提出签订劳动合同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有显著影响,教育、组织化、是否了解劳动合同法等因素对其劳动合同签订没有显著影响。研究认为,当前迫切需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权利意识,从而提高其劳动合同签订率。     

影响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因素分析——基于云南藏区的问卷调查

近年来,云南藏区已有农民进城务工,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的市民化,影响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因素是制约城镇化进程的直接原因。为了分析影响云南藏区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因素,本文以对迪庆州香格里拉县与德钦县413位返乡过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为基础,客观描述和分析了影响云南藏区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因素:农民工文化程度越高,进城定居的意愿更强;就业单位的稳定性,对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就业单位提供五险一金的状况,也直接影响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意愿;城镇配套设施及劳动力吸纳能力也影响该区域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意愿,等等。进而提出了大力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督查;创新体制机制,提升进入能力,降低进入成本;统筹规划,促进产业开发与新型城镇化的良性互动等对策建议。     

二律背反: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变化趋势及其政策启示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主体,绝大部分人处于婚恋和生育的黄金阶段,其生育意愿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纵向和横向对比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相对于老生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显著降低,并趋近新生代城—城流动人口;其生育意愿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差异等内部分化显著弱化。而且,基于城市适应理论视角,从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制度适应4个维度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适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影响呈现代际显著增强的态势。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地降低新生代农民工期望生育子女数。这使得中国城镇化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降低的现象并存,存在城镇化发展与人口可持续发展之间二律背反的矛盾困境。而制度适应却能显著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这为促进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相协调提供了可能和路径。     

社会融入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统计检验

基于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抽样调查问卷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约半数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被动型返乡意愿。社会融入视角下,制度因素是显著促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返乡意愿的先决条件,而个体因素对于产生返乡意愿的影响则更为强烈与直观,宏观制度因素与微观个体因素是互相作用,不可分割的。在乡村振兴的政策背景下,应变"推"为"拉",使返乡与否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动选择。     

城市近郊农户非农就业和宅基地流转意愿作用研究——基于南京市栖霞区的问卷调查

以南京市栖霞区579户农户为样本,利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对农户非农就业与宅基地流转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非农就业和其宅基地流转意愿之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控制变量中,农户的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是否参加农保对家庭的非农就业情况具有显著影响,被调查者从事的职业对是否存在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是否参加新农保、宅基地数量、宅基地面积、房屋建筑时间、对抵押权的态度和对处置权的态度对宅基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被调查者的职业、家庭人口数、宅基地的取得方式对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本研究对未来的宅基地流转政策和鼓励非农就业的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也建议政府部门可以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好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返乡抑或留城:农民工劳动力供求结构分析

常住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拉大及农民工回流表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目标与效果存在差距。上述问题与农民工就业结构、空间配置紧密相关:第一,需求层面:存在农民工就业结构性失衡;城市扩张强化对农民工的劳动力需求,但面临学历错位。第二,供给层面:从农民工根本利益出发,对定居意愿、用益物权和住房性质进行Probit计量分析发现:拥有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对定居意愿呈负向影响,土地流转、在城市拥有住房或正规性租房均有正向影响。住房性质(购房/自建房与租房)对用益物权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第三,供求综合分析:就业错位和学历错位影响其城市收入,政策错位可能降低户籍吸引力从而影响迁移意愿,弱化定居意愿的因素占主导。应加强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加强城市尤其是县域的住房保障及公共服务供给,尽快扭转三大错位,推进市民化与助力乡村振兴并进。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较高,满意度由高到低依次为随迁子女受教育、稳定就业、农村土地退出、进城落户、房屋租住和社会保障政策;6个结构性核心变量对农民工市化政策总体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稳定就业政策影响最大,进城落户政策影响最小;除婚姻和子女是否随迁外,其他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均对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影响最大,年龄、家庭劳动力人数和政府工作成员次之,性别影响较小。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表达意愿性别差异的研究

采用"2009年福建省X市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表达意愿及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且女性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于男性;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和社会化经历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中教育程度的男性农民工更难具有政治表达意愿,而劳动合同则有助于其政治参与意愿的形成;女性农民工政治表达意愿形成的障碍则来自城市经历的增加,而社会网络规模和市民网络规模的扩大均能够有效提升女性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

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而农民工将是加速城镇化的首要动力。以往研究表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将是直接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主要因素,因此分析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因素对直接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利用2017年福建省泉州市和厦门市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运用OLS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其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资本对其城市定居意愿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农民工社会资本不仅与其自身的利益相关,而且是加速城镇化进程中的首要因素,所以应提升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资本。     

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因素研究——来自河南的调研报告

目前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身份虽然是农民,但生活方式却城市化,绝大多数有定居城市的强烈意愿,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本文通过实地调查,掌握了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现状,研究制约因素,并提出化解制约因素的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