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掞藜的古史思想——以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民国老讲义为蓝本

刘掞藜与顾颉刚同为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运动中脱颖而出的青年史家,他与顾颉刚的论争促进了顾颉刚古史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刘掞藜的上古史成就至今无专文论述,武汉大学图书馆所藏民国老讲义《中国上古史略》系统反映了刘掞藜的古史思想。     

试论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

顾颉刚先生(1893——1980年)是我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位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学术大师。他的古史研究,对我国近、现代史学有着深刻影响。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顾先生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下,继承并发扬我国历代疑古辨伪的优良传统,吸取当时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知识,运用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考研中国古代历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疑古思想。他的疑古思想在当时中国历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很多历史学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系统考辨先秦至两汉古书中有关古史的记载,先后发表了三百多篇研究古史的文章。他们相互问难质疑,展开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古史讨论,形成了著名的“古史辨派”。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是“五四”以来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潮的一个重要侧面,对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顾颉刚的古史与民俗学研究关系再探讨

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与其民俗学研究之间的紧密关系一向为学界公认。受限于顾颉刚的自述,这种关系常被单向度的理解为其民俗学关注启发产生了"用故事的方式阐释历史"的视角。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实际上是其古史研究思路成熟和变化的直接产物。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方法内部本有辨定真伪和追究流变两个不同取向,1924年前的古史辨讨论中,顾颉刚多取前一取向,后在胡适点拨下,转向追究流变。这一变化不仅使他跳出了与刘掞藜等人的枝节纠缠,而且促使他写出了《孟姜女故事的转变》。通过这一转向,顾颉刚的史学和民俗学研究中也纳入了全新的"民众"观。     

顾颉刚疑古辨伪原因新探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顾颉刚先生以大胆疑古和编辑<古史辨>一书而闻名.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顾颉刚的古史研究偏重于破坏伪史,而较少从事建设真史.顾颉刚认为,学术之大,需要分工合作,才能深入和发展,破坏与建设只是分工的不同,破坏是为了建设,辨伪是为了存真和求真.顾之一味疑古辨伪,也是基于此.另一原因是,顾颉刚在考古学素养方面的缺乏制约了他去做建设工作.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及其修辞

文章旨在就顾颉刚先生《古史辨》第一册的生产语境与编纂形式对《古史辨》进行重新解读。语境分析部分,由顾颉刚、胡适和钱玄同据书信讨论构成的学者小社群,进而到"古史辨"派与其反对者的论争,随着语境分析的扩大,从而呈现理解《古史辨》的不同维度。此外,笔者认为编纂形式本身亦可视作一种文本,而《古史辨》以书信体为主的编纂形式则极具编纂者的良苦用心,对这种独特的编纂形式的解读或可透露出零星隐秘的信息。     

顾颉刚在《尚书》研究领域的成就与贡献述略

本文就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考辨及《尚书》研究领域所取得成就与贡献作了评介。认为,顾先生是中国现代史学界的一位领军人物,他在古史研究方面建树颇多,特别是在《尚书》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并为《尚书》研究开创了一个全新局面。     

试论顾颉刚现代学术观念的形成

顾颉刚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古史辨派”的首领。他的许多古史论点虽有疑古过甚的不足,但他彻底推翻了经学的神圣地位,使当时人们的头脑得到一次解放。从长远的观点看,顾颉刚最值得人怀念的,恐怕还是他那嗜学如命的性格,探索真理的豪情和开拓门径的兴味。他“决不以学...     

顾颉刚与"古史辨"神话学——纪念《古史辨》出版80周年

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1923年)为起点,顾颉刚所代表的“古史辨”派古史研究和神话学,以“疑古”“辨伪”为思想武器、“古史即神话”为理念,把与古史纠缠为一体的古神话剥离出来。他的“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观”亦即神话观和“历史演进法”,开了系统地梳理与研究中国古神话(古史传说)的先河,为中国神话学的创立铺设了一块基石,成为中国神话学初创时期西方人类学派神话学之外的又一重要学术渊源和流派。“古史辨”神话学的特点,在神话学研究中被概括为“古史的破坏、神话的还原”。     

历史学家顾颉刚

顾颉刚 ( 1 893.5.8- 1 980 .1 2 .2 5) ,原名诵坤 ,字铭坚 ,号颉刚 ,江苏苏州人。著名历史学家。 1 92 6年 8月至 1 92 7年 3月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史学研究教授兼国文系名誉讲师。顾颉刚 1 92 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期间参加新潮社 ,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毕业后跟随胡适整理国故 ,开始进行古史辨伪和民俗学研究 ,先后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助教兼《国学季刊》编辑员、北京大学预科国文讲师。 1 92 3年 5月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 ,在史学界造成重大震荡 ,引发了一场古史大辩论。随后 ,他把有关文字汇编成《古史辨》第 1…     

中国史料的范围和已有的整理成绩

此文是1963年1月2日顾颉刚先生应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的邀请而做的发言。文章收入《顾颉刚全集》,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顾潮研究员惠寄,本刊发表此文,以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发表八十周年。     

论顾颉刚的"由经入史"说

顾颉刚从经学中走出,怀抱求真之旨进入古史研究.顾颉刚以特有的"古史辨"方式整理国故,实际上是以历史的眼光在求真意义上对传统经学进行彻底的批判.传统学术视经学为正统,旧的古史观念和意识形态均以经学为固守的阵地,不对经学彻底清算就不可能有真的古史.所以,他提出"研究中国古史必由经学入手","改经学为史学"."由经入史"说在顾颉刚的学术中处于核心地位,理解这一点,有助于对顾氏之学的完整把握.     

论“古史辨”运动与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关系

“古史辨”运动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史辨派的创始人顾颉刚遵循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对上古史进行了科学、严谨地考辨。其成果不仅对中国古史研究作出了科学的结论,而且对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古代文学史、民族学史、民俗民间文化史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和提供了科学方法。古史辨派坚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辨伪精神,对建设中国特色的新文化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辨伪,才能“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和国外渗透进来的腐朽没落的旧文化”。     

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中华书局、《历史研究》编辑部及《文史哲》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10月2l一22日在山东济南召开。会议就“疑古”学说的认识和评价、出上文献的意义和价值、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1923年顾颉刚先牛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质疑“三皇五帝”的旧古史系统，从而掀起了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古史辨运动，引发了学界对占史、古书真伪的激烈讨论。到近70年后的1992年，有学者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     

“层累说”起源新论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是顾颉刚就此提出"层累说"的"关键性"因素。据《顾颉刚日记》所示,顾颉刚是在得到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启发后,编纂《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伊始便建构了"层累说"。更为关键的是,无论从历史本体论还是方法论层面,乃至认识论层面,"层累说"均能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找到相应的学术资源。这一学术关联的发见,意义非同小可。它提示"顾学"研究者不仅要对顾颉刚所言进行一番"辨伪的工作",还应该充分重视梁启超对《古史辨》的学术影响。     

顾颉刚对“古史辨”的自我反思

顾颉刚在"古史辨"兴起的学术渊源、研究内容、学术宗旨等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看法或反思.他认为,"古史辨"之兴起乃是多种因素的汇合,是古与今,中与外交融的学术结晶,即怀疑的精神和历史演进的方法;"古史辨"即史家的考辨古史,所辨内容是伪书、伪事、伪史,三者不可割裂;"古史辨"是一项长期的、开放的学术事业,有它自己的路径和旨归,破坏是手段,建设才是目的.     

费孝通与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之争探微——兼论顾颉刚的“古史”观念

围绕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费孝通先后提出过两次质疑。第一次质疑是学界所熟知的1939年的争论。这次争论的分歧主要在“民族”的界定标准上：顾颉刚以中华民族为参照对象,更看重主观上的认同意识;费孝通并没有正面讨论中华民族问题,而是立足于西方社会人类学知识,强调不同群体在文化、语言、体质方面的差异性。后来,当费孝通正面讨论中华民族问题时,则接受了顾颉刚的基本观点。第二次质疑是1993年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与“古史辨”在思路上存在没有解开的矛盾。这次质疑的关键在于费孝通认定顾颉刚“没有重视一切思想在当时必然有它发生的历史背景”,但事实上,立足于“伪史的出现即是真史的反映”这一观念分析中国古史的“层累造成”,正是顾颉刚考辨古史的特点。所以,第二次质疑更多属于费孝通对顾颉刚古史观念的误解。“古史辨”破坏的是有关中华民族的传统或前现代叙事,而“中华民族是一个”则在此基础上构筑了中华民族现代叙事的起点,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解不开的矛盾。     

文化人类学与“古史新辨”——以郑振铎《汤祷篇》为中心

针对顾颉刚等的"疑古辨伪"活动,郑振铎提出"古史新辨"的设想。发表于1933年的《汤祷篇》一文,便是这种设想的体现。在此文中,郑振铎借助文化人类学理论,对载录于中国古籍中的商汤祈雨传说进行了还原。今天看来,《汤祷篇》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其运用异文化资料研究上古传说的方法,依然有积极意义。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兴起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潮流,便是对这种方法的隔代传承。     

顾颉刚先生在兰州大学讲学活动考实(上)

顾颉刚先生与兰州大学的渊源,对于兰州大学校史和顾颉刚本人的研究来说,都是需要学者们仔细考证和认真讨论的。笔者依据《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等新近公布的重要资料,对顾颉刚先生于1948年6月17日至12月7日在兰州大学任教讲学活动进行了研究,考证了顾颉刚先生与兰大的渊源以及其与"兰大风潮"之关联,同时涉及顾氏在兰大讲学活动的主要经历和成果、对兰大历史学科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在兰期间的主要社会活动乃至他对兰大饱含的眷恋之情等问题。     

顾颉刚先生在兰州大学讲学活动考实(下)

顾颉刚先生与兰州大学的渊源,对于兰州大学校史和顾颉刚本人的研究来说,都是需要学者们仔细考证和认真讨论的。笔者依据《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等新近公布的重要资料,对顾颉刚先生于1948年6月17日至12月7日在兰州大学任教讲学活动进行了研究,考证了顾颉刚先生与兰大的渊源以及其与"兰大风潮"之关联,同时涉及顾氏在兰大讲学活动的主要经历和成果、对兰大历史学科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在兰期间的主要社会活动乃至他对兰大饱含的眷恋之情等问题。     

禹字案平议

从来没有人象顾颉刚先生那样周密、透彻地梳理、分析大禹的史料。当顾先生为他创立的“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寻觅依据时,很自然就想到了大禹。他发现几千年来公认为圣王的大禹原本是神不是人:“(禹)起初是一个天神,后来变成一个人王,以后又变成一个夏后,最后作了舜的臣子而受禅让”。这就是说,人们对于大禹的认识,有一个逐渐堆砌、变异的过程。顾颉刚先生这一发现成了他创立的古史辨派理论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