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环境权的界定

环境权的合理界定是环境权在法律上创设的前提,目前,学界对环境权的理解存在分歧,这主要体现在环境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三个构成要素上。受现有的社会历史条件限制,环境权的主体只能是人和人的拟制体(即法人、其他组织、社团、国家);环境权的客体可以是物、行为、精神财富和其他权益;环境权的内容则由生态性权利和经济性权利组成。     

管制性规范视角下的环境权研究

在当前的环境侵权案件中,受害人被侵犯的权利不仅仅是传统的民法权利,更应是环境法意义上的环境权,这种环境权作为一种分享自然资源的权利,可以通过限制自然资源开发权的管制性规范而确立。但是在开发资源的过程中,必然会存在风险,因此这种环境权也是平衡公共利益与开发自由而分配风险的产物,管制性规范由此成为环境权的确权规范、资源分配规范以及风险分配规范。     

环境何以为权利之体系论——以环境核权利与环境束权利为视角

生态文明入宪以及民法典的颁布，提升了人们对环境权的预期，但一定要避免环境权在论证中过度泛化的问题；要充分认识环境权不可替代的独特权利价值；识别出与环境有关的但并非环境权所独有的权利，明晰环境权的核心内涵；环境权的规范与社会功能导致环境权应被再次认真对待并加快其宪法化进程。     

公民环境权的权利性质及救济途径

公民环境权是在生态危机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新型权利,它应该是一项公法意义上的权利,是一项宪法权利。要对公民环境权这一宪法基本权利进行有效的救济,只有承认宪法在司法领域的直接效力。     

环境何以为权利之体系论——以环境核权利与环境束权利为视角

生态文明入宪以及民法典的颁布,提升了人们对环境权的预期,但一定要避免环境权在论证中过度泛化的问题;要充分认识环境权不可替代的独特权利价值;识别出与环境有关的但并非环境权所独有的权利,明晰环境权的核心内涵;环境权的规范与社会功能导致环境权应被再次认真对待并加快其宪法化进程。     

是非环境权

早期的环境权理论研究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准理念,致力于人与自然的法律主体地位的理论储备,进而在环境权理论中融入集环境的权利与人对环境所享有的权利为一体的权利构成。环境权理论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革命色彩,即从传统法理学的体系及范畴中提出自然权利的法律化以及环境道德法定化,进而在环境权的权利主体、权利内容以及权利属性等方面呈现出较强的反逆特性,在理论界呈现出较强的"是非"之态。改变环境权理论研究的"混沌"之态,必须加强环境权理论的实践认知。环境权理论的确立和发展不在于对传统法理学的变革或颠覆,也不在于对传统权利理论的修正,它的确立应当与传统物权和环境公力救济请求权共同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的权利体系,形成环境权与传统权利的良性互动,实现整体环境和资源范围内法律权利的有效均衡,最终走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论公众环境权的非排他性

非排他性是公众环境权的核心特性。为适应环境权理论的纵深化发展，除了从外部视角审视环境权的属性、内容、定位等特征之外，应当从内部结构对环境权本质特性予以剖析。生态环境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导致生态环境治理受到外部性理论与搭便车效应的制约。由于生态环境具有公众共用性，既有的环境权利理论应当接受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两大特征的改造。公众环境权的非排他性体现在主体的不特定性、客体的非拥挤性和内容的共享性等方面。将公众环境权理解为公众对作为公众共用物的生态环境享有的非排他性权利，意味着可从保障权利主体的非排他性与客体的非拥挤性两个面向来实现对公众环境权的保护。     

环境权与人权的关系及其完善

环境权应该是人权的一部分，因此，我国应该对环境权予以法律权利的身份，建立相应的救济制度予以保障。本文特别强调，环境权是一种宪法权利，保护环境安全是一种宪法义务，两者应当上升为宪法的内容。     

宪法位阶的环境法：南非宪法环境权条款及其启示

近年来,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环境权入宪成为各国立法保护生态环境的一股潮流。在非洲,已有26国对环境权进行了宪法化的规定,是环境权入宪的主力军,其中以南非宪法环境权条款最为完备。南非宪法第24条赋予每人皆有无害于健康与幸福的环境权利,规定了国家通过合理立法和其它措施履行环境保护义务。不论是条文内涵还是法律规则,南非宪法环境权条款均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可以为我国环境权入宪提供有效的立法借鉴。     

法律上环境权范畴的界定

将环境权作为一种应然的道德权利，已经在学界达成共识；而将其作为一种应然的法律权利则面临诸多困境。其原因在于法律上环境权的范畴界定不清，尤其是环境权利的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内容不明且不具有法律上的可操作性。环境权作为生态文明时代的一种新型权利，具有不同于既有权利谱系的典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