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集》的神韵解读

作为清代康熙诗坛影响最大的诗人和诗论家,王士祯一生诗论与创作经历三变,尤其是中年诗风变冲淡清远为雄健豪放,引起诗坛广泛的批评争议,仁智各见。而《蜀道集》与其中年诗风密切相关,但众多批评者却未予以足够的关注,至今很少有人加以研究。本文首先着重解析《蜀道集》原典诗作与品鉴诗歌的“神韵”特征,然后以之为据认为《蜀道集》为代表的士祯中年诗风转变,不仅无违神韵精神,而且有新的发扬。     

从沈、翁对王士祯的批评看清前中期诗学思想的发展演变

清代中期的沈德潜对王士祯所选《唐贤三昧集》表示了不满,翁方纲则对王氏的“神韵”说狂傲地进行了批评,这看似平常的文坛小事却反映了清代前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和诗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清代前中期的诗歌从王士祯开始是由宗宋而宗唐,再由宗唐而宗宋;诗学思想上是由“神韵”说而“格调”说,再由“格调”说而“肌理”说。诗歌风格上是由实入虚,再由虚到实。而诗歌上的这些变化都是由当时各个阶段的政治或文化政策决定的。     

论《唐贤三昧集》中的孟浩然诗

王渔洋根据他的"神韵"诗说选编的<唐贤三昧集>,精心结撰了一个分别以王维、孟浩然的为神韵诗头号、二号样板的盛唐诗歌体系,为我们进行王、孟诗歌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和阐释框架,为正确评价"神韵"说诗歌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参数.孟浩然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比王维诗更可爱,诗中画面更加朴拙,但在禅境诗方面却乏善可陈.诗禅相通的可信性和可行性是有限度的,"神韵"诗论和<唐贤三昧集>的选诗口径不能作为评价盛唐诗歌的唯一尺度.     

王士祯扬州期间的诗歌思想

与学界通常将王士祯早期所作的《秋柳》诗看作他的代表作的认识相反 ,本文以为王士祯只有到扬州后 ,他以“神韵”为核心的诗歌思想才初步形成。在他初步形成这一诗歌思想的过程中 ,他是时的心态以及扬州的人文积淀、山水特征起到了积极的促发作用     

神韵说三论

神韵说包括风格论、鉴赏论、创作论，中国古代诗论中的诸多问题，它多有涉及。其产生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神韵说始终处于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之中，这就决定了它博采众长又难以系统化的特点。自然淡远是神韵说的一个侧面，含蓄是另一个侧面．王士祯提倡神韵说，与其创作实践不尽完全统一。     

朝鲜诗学上的"神韵"

本文论述了自诗坛先驱的北学派 (后四家 )始到十九世纪前半期 ,王士祯诗学的“神韵”诗在朝鲜和韩国的文论中是如何阐释的。首先探讨了“神韵”用语的渊源 ,以及王士祯神韵学说中“神韵”的基本含意 ;接着论述了王士祯神韵说在朝鲜诗坛的传播、受容与发展过程 ,并对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朝鲜诗学的“神韵”特征作了分析与梳理     

浅谈王士祯的“神韵说”

鲁迅曾在《批评家的批评家》一文中指出:“我们曾经在文学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王士祯作为清初极负盛名的文坛领袖,除了他创作上一定的成就外,他以“神韵说”给诗歌划圈子,曾经影响一代诗文风气,流传甚广。我们用辩证的观点来评价他“神韵”理论的利弊,对今日文学实践仍是有所补益的。王士祯“神韵说”的理论,虽然是他一生为诗的标准,但他并没有成篇成章地系统论述过,而是零散地体现在他的许多诗话、笔记和杂文中。他在《唐贤三昧集     

从《中国文学批评史》看郭绍虞先生对神韵论的探索

郭绍虞先生对神韵的见解散见于他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各个批评家的看法。他对神韵的理解主要表现在:一、更侧重"神韵"自然天成的风格特点;二、从思维、创作方法、创作主体、风格等方面对"神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析;三、"神韵"作为郭先生梳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个关键概念,具有诗歌的实践性和文学理论的品格。     

王士祯“神韵说”新探

<正> 长期以来,在否定清前期诗人王士祯的“神韵说”诗论的诸说中,最为流行的一种观点是认为“神韵说”“回避和脱离现实生活,以艺术风格上的所谓‘含蓄’,‘冲和’、‘淡远’,反对诗歌反映较强的现实内容,其目的是为清王朝的统治粉饰太平,点缀升平,实际上是一种帮闲文学”(郭绍虞《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倘若如此,对神韵说就不是在     

论《四溟诗话》中的"兴"

<四溟诗话>中的"兴"是对诗歌审美的主要概括和本质揭示."兴"揭示了诗歌创作主体、创作对象的质的规定性,揭示了创作过程的形态多样性、内在规律性;在中国诗学思想史上首次提出了"以兴为衡"的创作原则和运动机理,并以情、景为二原质,以情、景的不同指代为线索,以"情景相因"的辩证运动为依据,从诗人、诗作、修辞手法、审美标准、审美创造、审美接受等层面对"兴"阐发了独特灼见,概括了"兴"的理论构架和丰富内涵.     

王士祯诗学情感论的实质

清初,王士祯巳被誉诗坛“一代之宗”。然而对于王士祯的诗学,自他在世之际始,就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本文试图将王士祯诗学中的审美情感理论,放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诗学的背景下,作些剖析及探讨,以便进一步阐清王士祯诗学中审美情感理论的实质及价值。“诗缘情”——一个古老命题的新解中国古典诗歌经历了唐代灿烂高峰之后,几乎一去不复返地走上了下坡路:宋诗欲在唐诗之外另辟蹊径,结果却以学为诗,以理为诗,用抽象思维代替了形象思维;明诗     

从“神韵”到“格调”——论帝王与康乾时期诗学思想之转变

清代诗学从"神韵"到"格调"固然有自身发展的原因,也有帝王倡导的因素。康熙与乾隆虽然都倡导醇雅诗风,但诗学思想仍有诸多不同。康熙以"吟咏再三,意味不穷"之深厚雄浑的盛唐元音为尚,重视诗歌风格的建设;乾隆更强调诗人的人品和气格,强调以忠孝论诗,更注重诗歌的思想和内容,反对"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神韵说。"神韵"本出自"格调",清代前中期诗学又从"神韵"转回"格调"不是简单的诗学思想轮回,而是有文学和政治的双重因素。     

吴雯《莲洋集》版本考述

吴雯(1644-1704),字天章,山西蒲州人,清初著名诗人.他一生未仕,却因学识渊博、诗才卓逸而与傅山有"北傅南吴"[1]之称.吴雯诗风飘逸淡雅,颇得神韵,受到王士祯、朱彝尊、赵执信等高度推崇,为诗坛领袖王士祯谓为"仙才"[2],认为论诗五十余年,"然得髓者终属天章也"[3].吴雯好交游,与王士祯、洪舁、陈维崧、赵执信等名流唱和赠答,切磋诗艺,留下许多漫行华章.晚年隐居中条,卒于家.光绪八年,张之洞于太原建四徵君祠,将吴雯与傅山、阎若璩、范鄗鼎合祀,称"晋士楷模".     

神韵诗学研究百年回顾

神韵诗学的发展在 2 0世纪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以共和国的建立为界 ,其中贯穿始终的是研究观念的演变与更新。前一阶段属于现代神韵学的萌发期 ,大致有两种趋向 ,一种用个性来阐释神韵 ,另一种则侧重于中西方美学观的比较。后一阶段神韵学遭到过全面否定 ,80年代后进入高潮 ,中心转向审美 ,领域涉及诗歌史、诗歌美学、文化渊源研究和艺术比较研究 ,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逐渐成为关注的中心 ,而神韵的当代价值也开始提上了日程     

清吴雯《莲洋集》版本初探

吴雯是清初著名布衣诗人,王士祯在其墓志铭中“目为仙才”,名噪一时。吴雯的诗歌成就很高,对于后世影响颇深,但对其诗歌内容的研究在历史上一直处于空白,诗歌版本系统流传更是被忽视。通过对吴雯诗集各种版本源流与继承关系的研究,可以把其版本粗分为四个系统,即刘组曾系统、孙谔系统、张体乾系统以及其他系统。刘组曾系统是目前为止所知刊行最早的系统本,从刘组曾到宋弼再到徐昆,从时间上反映了诗歌的演变。其他系统又从另外的角度阐释了吴雯诗歌的特色。无论是哪种系统,都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研究吴雯诗歌。     

《明诗别裁集》诗学审美论

清代诗学对明诗创作有很深入地研究,沈德潜在吸收前代诗学评论家思想的基础上独成派别,提出格调说,其诗学理论在《明诗别裁集》中得以充分展现.沈德潜在评论明诗创作的同时系统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诗学审美标准,涉及的内容既有对诗歌本质属性的深刻认识,也有对他人诗歌创作观的批判继承,更有对诗歌格调论新观点的全面表述.     

王士祯初登诗坛心态与诗学观念

当明清易代之后 ,文人心态普遍复杂化 ,王士祯生于官宦之家 ,典型体现了那一时代文人的复杂心态。他既希望通过科举考试以实现政治上的理想和抱负 ,又对参加清廷科举考试存有一种明显的抵触情绪。在这样的心态下 ,王士祯创作了大量哀怨凄凉的作品。在诗学观念上 ,王士祯提出了典、远、谐、则的主张 ,表现了对低沉哀婉的创作情调的适应 ,带有浓厚的格调论色彩。同时 ,其时距易代已有十几年 ,遗民心中的反清情绪渐趋淡泊 ,诗风亦趋向“温柔敦厚”。因此可以认为 ,王士祯的诗学观念乃是一种既源自古典诗歌美学又顺应时代文学思潮的理论主张     

《书谱》艺术创作辩证法论析

《书谱》很好地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典哲学和文艺美学崇尚变易的思想精髓,在论述书法艺术创作时,强调书法创作技巧表现与审美天趣相反相成、相辅相成的原则,主张书法创作应注重各种审美元素的调和,重视情感注入和情感表达,并提出了"五乖五合"论、"三时"说和"老境"说以及"察拟"之道和"精熟"之道等一系列融入了辩证法思想的丰富多采而又精辟深刻的美学思想命题,从而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书法创作审美思想体系。     

禅与唐代山水诗派

一、“神韵”与禅唐代以王维为代表的山水诗派,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山水诗派的创作及其艺术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诗歌的特质.     

蒲松龄与齐鲁诗坛

蒲松龄与齐鲁诗坛的诗人交往很多,但很少受他们的影响,他认为写诗是"风雅"之事。蒲松龄的诗歌继承了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但现实主义精神过强,自我形象很突出,与当时风行的"神韵说"背道而驰,却契合了"神韵说"的反对者赵执信的诗论。王士禛并不奖掖蒲松龄,赵执信与蒲松龄也没有交往。蒲诗远离了齐鲁诗坛,以极强的现实关怀消解了《聊斋志异》的浪漫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