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应麟诗论中的“格”范畴

“格”是胡应麟《诗薮》中运用得最多的范畴之一,被广泛地运用到诗歌发展、诗体变化、创作规律、艺术境界、学习门径等诸多方面。“格”及其相应理论是贯穿胡应麟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诗学体系得以建构的基石,对于理解胡应麟的诗学观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意格"与"意境"考辨

诗学的范畴很多,对其理解也多有差异,在实际运用中常出现混淆的现象。文章从"诗法"意义上的"格"与"境"入手,探讨"意格"和"意境"这两个诗学范畴的形成和嬗变,并在区别这两个范畴的过程中,勾勒了自唐以来中国古代诗学理念的变化轨迹。     

《明诗评选》编纂的诗学思想一———论王夫之评明诗学前代诗歌简

《明诗评选》对前代诗歌创作的批评与接受是船山诗学思想的体现。船山认为明诗学得古诗表达方式和谋篇布局的传统创作手法并有所突破而具有神韵性。船山还指出在诗歌创作中由于杜诗创作求格律风格和唐诗繁琐曲折传统造成对情感表达的伤害,而且唐宋诗对诗“意”不具有创造性,最终只会将“意”寄托于前人之诗歌以此来舍旧趋新。     

意格: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诗学范畴

本文对意格的来源和形成、基本内涵以及与意境的关系等进行了初步阐述 ,认为意格是古代关于诗歌创作主体的一个重要诗学范畴 ,它与意境一道构成了诗学领域的永恒话题。     

唐代诗格中的用事理论

唐诗格中的用事理论主要存在于王昌龄《诗格》和皎然《诗式》中.和前代相比,用事在唐诗格中首次统一了称谓,被作为一种基本的创作手法予以讨论；确立了“如己意而与事合”和“用事不直”的基本运用原则,并使用事理论向具体、可操作的技法层面发展；同时皎然关于用事和比的辨析也反映了唐人对这两个诗学概念内涵的深入思考.     

基督教的"创世"观与文学"创作"关系论

基督教的一些重要观念是西方诗学入思的前提之一.其中,上帝创世说对西方诗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具体体现在文学创作本质,创作主体的客观化立场等命题中.     

明代诗学"体制为先"观念之内涵及其流变

“体制为先”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文学观念之一,历代均有广泛影响,而明代尤为重要,成为连接各种论争的一个焦点。其内涵大体包括四个方面:先体制后工拙,辨体不辨意,先守正后出奇,先体制后性情。本文认为,对“体制为先”观念与创作背景的考察,是理解明代诗学理论论争的关键所在。     

近百年来“诗言志”阐释的回顾与展望

自从诗的本质的最早观念——“诗言志”说诞生以来 ,历代学者对其进行阐释、分析、解说 ,成为中国传统诗学领域中“说不尽的诗学命题”。现代学者对“诗言志”解释大致有两派 :一种观点认为 ,“志”是包含志意、思想、怀抱 ,排斥个人情感因素 ;另一种观点认为 ,“志”指人们的思想感情 ,是意和情的结合。关于“诗言志“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 ,我们应采用多维度思维 ,将其置于微观透视与宏观把握相结合的框架下 ,进行整体性和系统化的考察。     

论“意”之义:中国古代两种文学阐释模式的生成

在中国古代诗学的话语系统中,“意”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对“意”的含义和意义的不同理解不仅形成了中国古代两种不同的诗学本体论,而且形成了两种诗歌阐释模式和意义生产方式。“意义生产”这个提法意味着阐释过程中文本意义不是简单地被发现并被揭示出来的,而是被创造或被建构出来的。阐释本身即具有“生产性”。“以意逆志”“得意忘言”“可意会不可言传”中的“意”都是具有生产性的古代诗学概念。对“意”的深入探讨可以从一个独到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代诗歌的意义传达与诗学阐释方式的某些重要特征。     

论"宋无诗"说

“宋无诗”说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唐宋诗之争”中“宗唐黜宋”派的极端之论,其偏颇显而易见。这一论调源于宋,盛于明,而后声迹渐隐。寻绎“宋无诗”说发展衍变的轨迹,探讨其理论依据与立论角度,分析其于明盛行的原因及对后世诗学尤其是清代“唐宋兼宗”诗学倾向的影响,对我们深入把握“唐宋诗之争”的本质有重要作用。当然,“宋无诗”说也有其独特价值。     

"语言说我"与"我说语言"--文学如何以言表意

文学创作是创作主体以言表意的行为过程 ,对于创作主体而言 ,语言是一个事先给定的存在 ,制约着创作主体的表意行为。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从来都不是自然语言的照搬或被动使用 ,创作主体以言表意的过程 ,是从主体意向出发的“我说语言”的过程 ,是一个不断地赋予语言以意义的增殖过程。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存在着不同的意义层面 ,一是它的“词典意义”或“指称意义” ,二是“暗示意义”或“附加意义”。在文学创作中 ,创作主体以言表意必须兼顾到这两个不同的意义层面 ,驾驭好二者之间的张力 ,这样才能赋予语言以文学意义 ,也才能使日常的语义信息上升为文学的审美信息。     

论佛教诗学的"兼性"智慧

“佛教诗学”是指使用佛法观看诗歌而形成的理论及其批评实践。佛教诗学中充满着“兼性”智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在佛教不落一边、超越分别的中道智慧影响下形成的“道器为一”诗学观;二是在佛教以善巧方便传递般若智慧方法影响下形成的“诗以言智”诗学观;三是在佛教诸行无常而法无定法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不屑古今”批评方法。佛教诗学的“兼性”智慧对中国诗学的多元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济慈"两个房间"说与王国维"两种境界"说比较

济慈诗学常作为东西方学术互参的对象,王国维的“境界”论也是中西文化思想交融的产物。以叔本华的美学理念作枢纽,济慈“两个房间”说又可与王国维“两种境界”说相比照,通过阐发济慈诗论中“无思之室”和“初觉之室”与王国维诗学中“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的对应关系,或可更好地理解它们的涵义。     

道家语言哲学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影响

“言一道”关系在老子哲学中是以悖论形式出现的,为了避免“道”的无限状态被语言的有限性分割和蒙蔽,老子强调了“道”的不可知性和不可言说性。庄子在“言一道”关系中增加了“意”,使之变成“言一意一道”的关系。相对于“道”, “意”带有主观性,体现了人类认识的局限性;相对于“言”, “意”又含有客观内容,代表了世界运动的无限性。这就为后来对这一哲学悖论的诗学消解提供了切实的可能。钟嵘认识到诗歌意象具有超越语言局限性的无限性,提出了“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诗学命题,将道家语言哲学观念与中古诗学理论实现了成功对接,标志着中国古代诗学“言一意”关系理论的真正形成。     

王世贞"才、思、调、格"的文体意义

才、思、调、格是王世贞文学理论体系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才是才能、性情等先天具有和后天养成的个性特征的总和;思是情感、意义的生成和存在;调倾向于指一切声容意兴的品质;格倾向于指体裁和体貌.这些概念都与古代文论中"文体"范畴的核心意义--体裁和风格有关.他认为"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这是王世贞前期诗学理论中对"格调说"最为直接的论述.这些概念的提出和对它们之间关系的论述是王世贞对前、后七子发起的文学复古运动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的结果.     

环绕唐五代诗格中“势”论的诸问题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范畴之一,唐五代诗格中的“势”论,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势”的含义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尤其是被兵家借用为兵法概念,即兵“形势”和兵“技巧”以后,遂进而影响到东汉以后的书论,意谓字体的形状和结体的态势;影响到文论,即指文章的风格。至唐王昌龄撰为《诗格》,提出“十七势”等诗学概念,则谓诗歌创作中的运思和意脉的流转变化。至于皎然《诗式》、齐己《风骚旨格》、僧神《诗格》等,虽借用禅宗话头,巧立名目,然其所谓“势”论,也大抵与王昌龄相近,而与禅学中的“势”并无深层关系。     

先秦名实之辩与“不可说”论的起源

中国古代思想中始终回荡着一个声音:“不可说”。“无名”、“不可言传”、“言不尽意”、“不立文字,以心传心”……所有这些说法都表达了一个意思:有……是不可说的。这一思想以各种各样的面貌出现在诗学中,有时对语言作为传达意义的工具表示怀疑,如“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有时甚至把语言视为意义的障碍,似乎恰好在语言不在场的时候,有意味的东西才露面,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最习见的说法是“言有尽,意无穷”之类,认为意义有可能在语言已打住之处继续伸展。中国诗学中的许多概念都与“不可说”有着内在的联系,比如“静观”、“意象”、“意境”、“隐秀”、“神韵”、“形神”、“含蓄”、“妙悟”、“平淡”、“浑然天成”、“象外之象”等等。     

朝鲜诗学上的"神韵"

本文论述了自诗坛先驱的北学派 (后四家 )始到十九世纪前半期 ,王士祯诗学的“神韵”诗在朝鲜和韩国的文论中是如何阐释的。首先探讨了“神韵”用语的渊源 ,以及王士祯神韵学说中“神韵”的基本含意 ;接着论述了王士祯神韵说在朝鲜诗坛的传播、受容与发展过程 ,并对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朝鲜诗学的“神韵”特征作了分析与梳理     

论徐夤《雅道机要》的理论意义及实践品格

徐夤的<雅道机要>作为诗学专著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实践品格,但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将其视为唐末五代诗格整体庸俗化、琐屑化、机械化潮流的一部分而予以贬低和忽视.但事实上,<雅道机要>并非比附风雅、脱离实际之作,而是与晚唐五代的相关批评、创作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徐夤个人咏物诗创作的理论总结;其"求意"的咏物观,具有鲜明的新变特色和丰富的可操作性.     

发现与重塑:方回诗体思想的理论旨趣

元代前期方回的诗体观念颇具代表性，其评点理念体现出显著的诗学构建倾向。与以往诗歌总集分类方式不同，方回特意抉发出“远外”“拗体”“忠恨”等新的诗类，这种新变与宋元过渡时期的文化图景以及他的人生遭际密切相关。在对唐宋诗体观念的反思过程中，为了遏制彼时“偶俪妩媚”的创作倾向，他采取了特定的言说策略，以期重塑宋代的诗学谱系，其行为方式流露出强烈的诗学话语霸权意味。为了达成“骨格峭健”的审美风格，他提出“格高”的范畴，并将文本分为若干层级，分层探究创作奥旨，以此规训诗体创作实践，体现出了一定的技术主义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