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粲赋论

建安时代不仅是一个文人五言诗成熟与繁荣的时代,而且也是一个抒情小赋成熟与繁荣的时代。当时的赋家,以曹植、曹丕、王粲、徐干最负盛名,留存至今的作品也最多,大抵都是抒情咏物小赋。四人中,王粲作赋较早,成名较早,对曹丕、曹植的小赋创作有直接影响。曹丕《与吴质书》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又在《典论·论文》里推赏他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等作“虽张(衡)、蔡(邕)不过也”;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说王粲的诗赋为“七子之冠冕”,在《诠赋》中,又将他列为“魏晋之赋首”的八家之首:从这些与王粲同时及稍后的著名文论家的评论中,不难看出王粲在当时赋坛所具有的特出地位和影响。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研究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具体方式包括肯定钱氏文才、次韵作品、引用观点及编撰年谱等.朝鲜朝文人接受钱谦益的主要原因在于钱氏在文学和历史方面的成就与影响、对朝鲜古代作品的重视、为朝鲜朝文坛批判拟古派提供了依据以及钱谦益本身作为东林党人和性理学家的特点.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促进了朝鲜朝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王粲生平、创作中两个问题的考辨

王粲生平、创作中两个问题的考辨王怀让王粲是文学史上建安时期的一个重要作家，被刘勰称之为＂七子之冠冕＂。他的《七哀诗》和《登楼赋》是文学史上久为传诵，很有影响的名篇。关于王粲离长安去荆州的时间和《七哀诗》第一首的创作时间问题，是王粲生平和创作中的两件大...     

《归去来兮辞》在朝鲜朝国语文学中的接受与影响

晋代诗人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不仅引发了其后众多文人的强烈共鸣,而且它作为一种"召唤结构",满足了朝鲜朝时期诸多文人的期待,成为朝鲜朝文人言说自我的一种象征语言.朝鲜朝文人通过对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词语、诗句及意境的引用,在时调和歌辞中充分表达了自我的内心诉求,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朝鲜朝时调和歌辞的创作.     

“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从《登楼赋》试论王粲

<正> 《登楼赋》是王粲的代表作。它不仅开魏晋抒情短赋之先,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同时也较集中地反映了王粲的政治思想,特别是赋中所抒发的“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可以说是王粲政治思想的集中概括。     

《登楼赋》写作二辨

<正> 《登楼赋》是魏晋时期著名文学家王粲的代表作,魏晋时代抒情小赋的杰作。但就是这样一篇脍炙人口的作品,有两个问题——关于王粲的登楼地点和此赋的写作时间,至今因意见纷纭而未得圆满解决,实有一辨的必要。王粲登楼,究在何处? 关于王粲的登楼地点,有的说有“二说”,有的说有“三说”。就笔者听见到的材料,实际上已有当阳、荆州、麦城、江陵、襄阳等地的城楼说和不拘泥于具体地点说。正因为有这么多不同看法,有的涉及到这个问题时,只列出不同意见而不加评说,有的则干脆避开不谈。这里我想对以上各说一一加以分析,看哪种意见符合作品所写的实际。     

朝鲜古代诗家对白居易讽喻诗的接受研究

讽喻诗是白居易现实主义诗风的代表,也是其成就最高、流传最广的诗歌类型.古代朝鲜文人对白居易讽喻诗多有学习,主要体现为高丽朝和朝鲜朝文人的接受,而朝鲜朝时期文人对于白居易讽喻诗的接受较之高丽朝诗人群体明显得到了加强,包括诗歌数量增多,批判意识及情感更加强烈,讽刺范围更为深广.这种变化是由于高丽朝、朝鲜朝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人的自觉意识导致的.     

王粲赋论

<正> 曹丕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与吴质书》)在建安七子中推崇王粲的辞赋。刘勰说:“仲宣靡密,发篇必遒……亦魏晋之赋首也。”(《文心雕龙·诠赋》)把王粲列为魏晋八家赋的第一家。王粲在赋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得到历代文人学者的重视与肯定,是有道理的。王粲是建安时代辞赋发展转折阶段的第一位赋家,他的赋全面展现了情感在作品中的地位,显示了从汉大赋向抒情小赋发展的崭新风貌。王粲生活的汉末建安时代,是一个充满苦难     

困顿与凄怨——杂剧《王粲登楼》之王粲形象解析

郑光祖的《醉思乡王粲登楼》是反映元代知识分子不幸命运及他们被压抑的复杂而痛苦的心灵的优秀剧作,主人公王粲史有其人。本文拟通过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对比,进一步揭示杂剧中以王粲为代表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困顿境遇与凄怨心态。     

王粲《登楼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正> 关于王粲《登楼赋》写作的背景和主题思想,目前学术界流行的观点,认为是作者流寓荆州后期所作,作品抒发的主要是因客居他乡、怀才不遇而引起的思乡之情。我们细读作品,发现颇有矛盾之处,感到有必要对这篇建安著名抒情小赋作进一步的探讨。一、关于《登楼赋》的写作背景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分析《登楼赋》,自然离不开产生这篇作品的具体历史背景。     

欧阳修对朝鲜朝辞赋的影响--以《醉翁亭记》、《秋声赋》为例

早在12至13世纪,欧阳修及其作品就传入了朝鲜,在当时朝鲜朝的文人士子中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秋声赋》更成为朝鲜朝文人士子们竞相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尤其是以金麟厚、沈义、金絿、金驲孙、李瀷等为代表的朝鲜朝文人,分别从作品形式、艺术手法、思想内容等方面对欧阳修的文学创作进行模仿,同时还学习他的生活态度和意志品质等。     

论十八世纪中朝文人交游的原因

18世纪,中朝文人交流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朝鲜使团频繁出使清朝,为中朝文人的接触与交流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客观基础。18世纪初期的朝鲜朝文士多是希望见到对明朝怀有深厚感情的清朝士人;此外,朝鲜文士积极接触清朝文人:一方面缘于希望实现贤者嘉会、倾心剧谈的夙愿;另一方面意欲加强双方的文化了解,实现显扬声名的愿望。而一些清朝文人或因赏识、钦佩朝鲜文士的才学,或为了商业目的,或为了看朝鲜朝使者的衣冠及期望得到朝鲜的特产,也主动结交朝鲜文士。     

古代朝鲜诗家对白居易诗歌艺术风格批评刍议

中唐时期杰出诗人白居易以平易近人、朴实无华的语言风格在文坛独树一帜，诗歌远播古代朝鲜。高丽朝与朝鲜朝文人对白居易的语言风格存在不同评价，高丽朝文人赞赏白居易诗歌通达流畅，朝鲜朝褒贬参半，一些诗家认为白诗艺术价值有限，与朝鲜朝主流诗学推崇的“中正”的艺术风格存在较大差异。这种看法主要受到当时社会背景和文学审美价值取向影响。     

朝鲜朝文人朴趾源进步的士意识

朝鲜朝文人朴趾源对士意识进行了重新定义,希望能够从意识形态上转变朝鲜儒生的腐化堕落,转变儒生的人生观和社会价值观.从读书、经世和交友三个方面,我们可以深入研究朴趾源的士意识,同时发现朴趾源的进步士意识为朝鲜朝的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李攀龙、王世贞复古文风在朝鲜朝文坛的传播与影响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朝鲜朝文人在中朝外交使节交流的过程中认识到李攀龙、王世贞在中国文坛的声名及其复古文学思想,并开始购买这二人的著作.其后,在朝鲜朝社会普遍存在的"慕华"思想,与由此衍生出的"同文""并世"意识,以及朝鲜文坛学习"秦汉古文"风尚的推动下,李攀龙、王世贞的复古理念在朝鲜朝文坛得以广泛传播.这不仅引起了散文创作风格向"艰涩""奇僻"的转变,也促成了"秦汉古文"在散文学习范式与散文选集领域经典地位的确立.     

朝鲜时代科试律赋考述

朝鲜时代的科举考辞赋,其体式有古赋、律赋、六言体.相对而言,律赋在科举考试中所占比重最小,留存作品也很少,因此,律赋成为科举文体的事实及其施行过程很少被人研究.其实,朝鲜时代自明宗朝开始就兼考古律赋,朝鲜末期的别试亦时而考律赋.朝鲜时期的科试律赋既继承了唐宋程式赋的特点,又具有其自身特点.     

朝鲜朝文人刘希庆山水田园诗研究

刘希庆是朝鲜朝中期的贱民诗人,囿于身份等级制度,无法参加科举考试.刘希庆对陶渊明尊崇有加,并将"武陵桃源"作为精神寄托,但两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如果说前者是决绝而主动的归隐,那么后者就是被迫在自然界中徘徊,朝鲜民族的本土文化是造成其境遇的重要因素.在艺术风貌方面,刘希庆取法王孟山水田园诗,以清疏高远、闲淡自然的风格为主,亦呈现出雄阔壮逸的特征.刘希庆及枕流台酬唱活动体现了朝鲜朝贱民阶层在文学上的从属地位,以及朝鲜朝社会等级制度与儒家思想之间的矛盾冲突.     

归帆更想潇湘趣 孰于东韩汉水湄——从《匪懈堂潇湘八景诗卷》看“潇湘八景”在韩国的流变

中国的"潇湘八景"诗画题材东传韩国之后,从最初高丽朝的李仁老、陈澕的《宋迪八景图》,到朝鲜朝《匪懈堂潇湘八景诗卷》的群体赋咏,韩国文人在"潇湘八景"的题材里寄情理想山水,阐述义理,抒发情怀。这既有对中国潇湘八景诗画意蕴的继承,也形成了独具韩国文化特色的创作风格,呈现出某种历史和文化上的流变。韩国文人多是在意念山水的范畴中去想象潇湘意蕴,对作为一种流行的文化元素符号的"潇湘"进行了反复创作与玩味,并将外来的"潇湘八景"化入韩民族的文化血液之中,从贵族精英阶层渗透到最底层的俗文化层面,充分体现出在民族文化交流中"自我"与"他者"间的积极互动,彰显出彼此文化互动中的增值效应。     

朝鲜词文学发展论略

受中国的影响,朝鲜古代也有词文学创作.根据史料记载,最晚在高丽文宗二十七年之前,词文学已经传入了朝鲜.词文学最初在宫廷之间流行,后来一些文人开始创作,历高丽、朝鲜朝两朝,流传下来的作品有1400首左右,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出了不同的风貌和发展态势.其中不乏优秀的词人和词作,大多作品都反映了朝鲜古代词人的思想和精神面貌,反映了中朝的文学、文化交流,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思君惆怅几时兮,所愿君恩不得闲 ——屈原文学对朝鲜朝"恋君歌辞"的影响

歌辞是朝鲜朝时期用朝鲜文创作的诗歌体裁,具备表达屈原文学中复杂情感的客观条件.曹伟的《万愤歌》集中体现了屈原的文学特点.之后郑澈的前后"美人曲"进一步把"恋君歌辞"的文学性提升到一个新层次,尤其是作者郑澈既将屈原文学的影响内化于作品之中,又凸显了自己的艺术特点.屈原的诗歌文学是歌辞文学中失意文人倾吐愤慨的代名词,对于士大夫歌辞中"恋君"歌辞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