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活中的君子与圣人--《论语》三章镜诠

儒家学说自其创立之时,就以理想人格的成就为旨归,此理想人格即是君子和圣人。但儒家并不以君子人格的养成为最终目的,而是进一步指向了政治生活的实践维度。我们通过对《论语》中“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孔子使子路问津”和“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三章的文本诠释,来凸显儒家德性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天命”为君子人格提供下学上达的形上根据,并奠定了理想人格的逻辑基础,提示儒家君子人格走向政治生活的必然性(天命的召唤);孔子与隐士对政治生活的不同态度体现了儒家理想人格的现实追求;圣人“无为而治”一方面呈现了理想人格的治世方式,另一方面也突显了德性在政治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     

君子理想人格在儒家和谐思想中的作用

和谐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在儒家和谐思想体系中,道德完善、刚毅进取的君子理想人格是整个学说的人格基点。君子理想人格对儒家所倡导的社会和谐至少起三方面的作用:君子品质优秀,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因子;君子成为人们追慕的道德典范,对社会和谐起范导性作用;君子注重公平正义、合作互助、协调和解、诚实守信等外在的行为规范,充满道德伦理与自律精神,有利于社会公德的建立,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但因为过于"理想",君子理想在古代社会无法真正实现,一些君子之道的践行者甚至走向君子的反面。     

君子与圣人——论《周易》的理想人格

《周易》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包含有丰富而深刻的人格义理,为我们塑造了两个层次的理想人格———君子与圣人。君子是低一层次的理想人格,“元亨利贞”是君子之德,“修己”和“崇德”是君子之行。君子之上是圣人,具有超越性。盛德大业,天人合一是圣人的特质;法天有为,穷神知化是圣人之行。君子和圣人的理想人格,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人格风范,对当代社会人格重塑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试论阮籍的理想人格

整理阮籍《大人先生传》和其他文章中的人格类型,我们可以看到,阮籍理想人格的系统是由君子、圣人、大人、至人等四个类型组成的结构,君子和圣人是现实世界不同层次的理想人格,具有现实的意义。君子为低次的人格类型,圣人是高次的人格形象。大人和至人则是理想世界同类型的理想人格,缺乏现实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其理想性弥补了现实世界中自我丧失的失落感。     

孔子思想中的君子

分析了孔子提出的一种理想的人格范式即“君子”,其人格特征是“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指出因材施教,是孔子在对君子的培养过程中所采取的重要的教育原则和方法,是君子的共性与个性的完美统一。孔子的君子观以及孔子培养君子的方法,在今天有借鉴意义。     

先秦儒家道德人格层次辨析

小人、士、君子和圣人是先秦儒家基本的道德人格类型,四者因智慧、境界和价值等差异而居于不同的层次。小人是缺德者,是君子的相反人格。君子是承载儒家道德理想和道德规范最重要的载体,是先秦儒家的核心道德人格类型。士是入德者,是君子的最佳候选人,与君子在内涵上有交叉的地方。君子和圣人同为理想人格,君子的设立源于对道德修养的现实困难之敏锐体察,圣人的塑造则是出于道德理想追求与修养过程的无止境特性的应然考虑。     

试析孟子的人生价值观

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上,孟子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他的人生价值观。他认为,人具有普遍而先验的道德本性,人生的价值在于通过自我的道德完善成就理想人格。因此,孟子对人生价值的认识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从人性的角度提出道德本性是人生价值的根源;二是从理想人格的角度设定君子和圣人为人生价值的目标;三是从人格塑造的角度阐述以自我修养为主要途径的人生价值实现之路。     

论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人格

中国远古神话中的理想人格是“英雄”,他们身上凝结的是远古人类勇敢顽强的奋斗精神,给了人们征服自然的信心和美的享受。儒家学说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君子”,“君子”通过立功、立德来超越死亡,他的人格特征往往被统治阶级所利用,但对世人具有永恒的激励和警策作用。市场经济条件下呼唤的理想人格是君子和强者的合二而一,它是进取性道德品质和协调型道德品质的有机结合,从而形成“理性型”的人格模式。     

论孔子的理想人格及其修养

孔子理想人格是君子人格,由仁、智、勇三要素构成,其中仁是核心,智、勇是为仁服务的;君子人格具有济世安民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杀身成仁的献身精神、无过无不及的中庸风度;理想人格主要通过修养来实现,其修养主要有：立志、好学深思和躬行践履;孔子所构想和向往的理想人格,对培养和塑造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起了积极作用,而其片面性又不利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论孔子理想人格的德性之质

孔子哲学思想的伦理性质,决定了君子理想人格的德性之质。君子理想人格所体现的尊严意识、自主意识、和谐意识、为群精神和有为精神等基本精神仍有其时代价值,给我们以深刻启示。     

古代儒者的人格追求与形象定位

古代儒者把忠信、礼义、仁义视为修身立世之道,追求刚直不阿、特立独行的坚毅人格,崇尚尊让宽容、谦逊谨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原则,遵从"行天下之大道"、"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虽身处危境却能"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的从政理念.古代儒者的形象定位是内外美统一的文质彬彬的君子.     

周易历史哲学体系中的君子观

周易哲学思想中对于历史的认识,体现了中国先民特有的历史哲学观。作为儒家思想渊源的周易,其价值取向也有诉求德行之特质。周易历史哲学体系中的君子观,将君子视为历史主体的同时,也将先民对历史发展的愿景,融入到历史之变中。     

艾尔曼论中华帝国晚期科举的三重属性——政治、社会和文化再生产

把科举视为现代化的障碍是一种误识。在中华帝国晚期,科举是一种支配性的力量。通过科举,帝国在政治方面再生产出了官员;在社会方面再生产出了绅士;在文化方面再生产出了文化主义和意识形态。帝制国家、士绅社会和新儒家文化被紧紧地缠绕在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陀螺仪＂上。通过它们的相互依存,三者维系的空间稳定存在了500年。尽管在理论上科举大门向所有人开放,但事实上如文化资源的垄断性等因素,还是把较低阶层者排除在科场之外,科举的公平、公正性被美化了。     

论儒家的“推扩”思想

“推扩”的思想贯穿于儒家的道德、情感、知识、天道等各个领域,具体体现在:德性的彰显,情感上的理解、同情与反省,求知的格物致知精神,以用显体、上达天道等方面。推扩给儒学提供了合理的方法论依据。推扩本身的根据乃在于“吾道一以贯之”之“一”,也即“千人一情”、“万物一理”。     

太平天国儒家化施政群体剖析

1860年后太平天国在苏福省、浙江省实施农村政治的过程中,以李秀成为首的太平军贵族构成了一个儒家化施政群体.他们主动改变征贡习惯,积极寻求与地方社会的合作,追求安居乐业的社会秩序,具有良性施政倾向.这一倾向是对太平天国以客家人为特权贵族阶层的贡役制社会结构的否定与反动.这一群体所实践的儒家化的农村政治,尽管不是太平天国农村政治的主流,但仍不失为一种可贵的探索.     

简论绅士阶层与近代报刊

近代报刊的发展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从绅士阶层着眼，考察了他们在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史上所扮演的角色。通过对中国近代报刊史的研究，发现绅士阶层对近代报刊在中国的诞生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之中，有些人为近代报刊的出现和发展提供理论基础，有些人直接创办和主持近代报刊，更多人为近代报刊提供稿件，还有些人为报刊提供了政治、经济条件。这些开明绅士共同促进了近代报刊的发展，但也有一批顽固守旧绅士对近代报刊进行了抵制，他们设置重重障碍阻碍近代报刊的发展。本文通过对绅士阶层概念的梳理，考察绅士阶层与近代报刊发生联系的原因．揭示了绅士阶层与近代报刊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对中国实学的哲学诠释

实学,一方面是儒家实用理性的具体体现,它贯穿于儒家文化的始终,乃至于泛指的实学即儒学;另一方面,它又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儒家文化的反思、批判形式,是作为社会新思潮消解儒学的贵族性、经院性而成为庶民文化的“革命”因素。正是这一因素使我们今天指称的实学实际上被界定在这一特指意义上了。     

唐代"三教互补"强化了艺术思维中的感应性

感应是一种由此及彼的推论式思维,由此心、此事、此物而感应彼心、彼事、彼物,当然也含有想象、联想的成分或艺术化的夸张。儒家思想体现在艺术思维上的感应,主要是针对社会、人生和心理方面的,而道、佛学说则在于对自然、本性和自由、人性的张扬。“三教互补”使意象语言和推理语言在唐代艺术思维中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孔子与君子的命运

君子“现世性”的立身态度,“求用性”的入世行为,以及“感悟性”的思维方式,造成了君子及由君子衍生的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必然面临“意义缺失”的命运。这一命运是由诗展现出来的,诗的本质就是道说命运。古诗十九首就是其发端和杰出代表。但是,这一命运的根源则是孔子思想,孔子思想缔造了君子的命运,也即缔造了诗性的文化。     

人格:中国传统审美心理学的解读

通过中国传统审美心理学这一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独特风韵的视角,可对人格问题做一全新解读:一方面,"以心为本"深刻揭示了中国传统审美心理学的人格本质;另一方面,"儒道互补"则极好地展示出中国传统审美心理学的人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