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刘长卿和他的诗

刘长卿是中唐前期最有成就的诗人.这时,诗国上空最灿烂的两颗明星——李白和杜甫,已相继殒没了。但微云中仍然群星闪烁.其中最有魅力的那颗星,就是自认为“五言长城”的刘长卿了. 关于刘长卿,由于历史资料缺乏,他的一生曾象谜一样长久未被解开.以致有不少选本把他次于李、杜之前,视他为盛唐诗人。直到近年,傅璇琮、卞孝萱、乔长阜等同志对刘集作了深入考证,才逐渐揭示他身世之隐。在时贤开山性探索的基础上,我对长卿的诗文作了系年,对他的一生经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禹贡》"东迤北会于汇"辨正

前人对《尚书.禹贡》"东迤北会于汇"的理解有甚多分歧之说:汉儒孔安国认为,是指江水与汉水相会后聚为"彭蠡"(今鄱阳湖);郑玄则认为,是指江水自北流来入于"具区"(今太湖);近代学者曾运乾则认为,是指江水与淮水会合。本文细加考证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东迤"言江水之分,"北会"言江水之合,南江、北江"会"于"具区"。     

《周易》"情"辨析--兼论"设卦以尽情伪"

"情"在《周易》中的含义可分为两种:一种指大千世界中万事万物的情状,是形而下的具象世界;另一种相当于"道",是形而上的层次.而在"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中,有一个"形上等级制":书→尽辞→尽言→尽象(卦)→尽意(情).在这个"形上等级制"中,"情伪"不是指具象世界中的真假之象或虚实之象,而是与"道"相似,具有形而上的意义.     

"诗"字本义为祭歌考

关于"诗"字的本义,古今不外两种解释,一是"志也"说,一是主祭者之"言"说,但这两种解释均有偏失。据"诗"字古文""为会意字及"ㄓ"指祭祀,可知""字的本义即ㄓ之祭祀中的"言"。上古祭祀一般为歌舞或乐歌祭祀,那么,ㄓ之祭祀中的"言"即歌,""("诗")之本义即祭歌。"诗"与""、""二字,在字义和造字上可以相互发明。"诗"字本义为祭歌,可证于"诗"在《周礼.春官.龠章》中的使用,还可证于《诗》。     

"文亡离言"的语言内涵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中的"文亡离言"究竟指代何意义,尚有疑问。本文通过对"文"、"言"在孔子的话句体系中的能指与《诗》教体系中所能进行分析,清楚地揭示出"文亡离言"中的"文"实质在孔子《诗》教体系中指书面语言,"言"实质是口头语言,反映了孔子《诗》教体系对《诗》的语言(尤其是口头语言)教化作用的重视。     

"三言"在日本

"三言"是中国古代短篇白话小说中的重要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东传日本以后,对日本文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日本前期读本小说以改编"三言"为主,日本学术界的"三言"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值得借鉴。     

论刘长卿的客居意识

安史之乱爆发使盛中唐之交的诗人刘长卿的人生轨迹发生重大变化。刘长卿经历了避难客居与异乡任职的客居生涯长达33年,由此形成了浓重的"客居"意识。"客居"意识在刘长卿诗歌中表现为客居身份的自我认定、孤独漂泊感的抒发以及思归的渴望。在诗歌创作中,刘长卿多选取象征孤独之物的意象,通过"移情"的艺术手段表达内心的孤独漂泊感。刘长卿的"客居"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典型的文学意义。     

先秦同义词"言"、"语"辨析

将"言"、"语"二字置于先秦这一语言发展的断代进行穷尽式考察,分析了"言"、"语"在先秦时期的主要区别,认为"言"、"语"作名词时,两者都有俗语、谚语、名言之义;在表示言论、话语时,多数情况下可以通用,但在表示相互约定的话这一意义时,"语"不可以代替"言"的意义;在作动词时,其语法功能和词义则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     

"五碍说"与早期佛教女性观

本文结合两性差异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况分析了女人"五碍说"与早期佛教女性观的矛盾歧异之处,认为应该综合理解、辩证看待"五碍说".文章指出:从佛典中的情形看,女人"五碍"说并非单纯贬抑女性的含义,更主要指人格缺陷心性不净导致的精神障难,成为对多染多欲懦弱善妒之类特性的概念化表征,再者,女人"五碍"说还反映了女性在其性别特征上与男性的不同;同时,女人"五碍"说也反映了古印度女性的现实情况以及佛教对现实的妥协,表现出早期佛教为顺应社会环境在女性观上的大男子立场,或多或少暗含有歧视女性的一面.在此基础上文章着重阐述了早期佛教女性观积极的一面.     

刘长卿行年考述

刘长卿为中唐前期著名诗人,“以诗驰声上元、宝应间”,号称“五言长城”,历来评价甚高。唐以来诸种选本甄录其诗颇多,然于其生平不甚了了,且多讹误。致此之由,一为载籍无多,难以考索;二为史料有误,向未检核,陈陈相因,疑误滋甚。如唐姚合《极玄集》称长卿为开元二十一年进士,宋以后诸书皆本之,于是选家多以长卿     

王维诗中“严少尹”考及诗作系年问题

目前学界对王维《酬严少尹徐舍人见过不遇》与《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二诗中"严少尹"的身份有严挺之和严武二说,二诗系年亦有开元二十一年与乾元元年之说;对《河南严尹弟见宿弊庐访别人赋十韵》诗中"严尹弟"则一致认为是严武,诗作于上元元年。经笔者考订,认为"严少尹"与"严尹弟"俱为严武,三诗俱为王维与严武交游工作,前二诗作于乾元元年,后一诗作于上元二年。     

“记忆”之书——论吴兴华诗歌的精神内蕴

“记忆之书”既指新近“发现”的诗人吴兴华将可能搅乱读者关于文学历史的记忆，更是对吴兴华的诗歌写作本身所呈现的“记忆”形态的指称。吴兴华诗歌对于时间和记忆特别敏感，记忆主题得到了反复呈现；这使得他的写作最终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某种内核勾连起来，记忆成为一门艺术，拥有强大的诗学力量。但记忆的法则又决定了记忆本身既是窘迫现实之慰藉，也是精神恐惧之来源，在传统和记忆被残酷压制的现代社会，诗人吴兴华的精神世界最终被“恐惧”所占据，他那“纤弱的”诗风，以及他在抗战胜利后逐渐放弃诗歌写作，均导源于此。而这样的诗人将以何种姿势进入新诗史与文学史序列，也就成为了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     

严羽"兴趣"说臆解

严羽论诗,唯标"兴趣",以"兴趣"作为审视诗歌艺术高下、优劣的标准。"兴趣"说也是他对诗歌本质特征的概括。本文从"兴趣"说的含义、"兴趣"的获取途径两方面展开论述,以求获得最接近严羽本人观点的"兴趣"说的解释。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宋人对柳宗元诗歌的评述

宋人对柳宗元诗歌的认识和评述 ,随着宋诗自身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北宋诗文革新作家欧阳修、梅尧臣充分肯定了柳诗刻画山水、摅写忧愤的特点 ,苏轼则对柳诗“简古”、“淡泊”的艺术特征 ,作了深刻的揭示和精辟的论述。北宋后期以后的诗坛上 ,“江西诗派”盛行 ,他们一方面坚持柳诗学陶、质朴简至的看法 ,另一方面则从字法、句法、章法等形式技巧上探讨柳诗。南宋后期 ,严羽、刘克庄也对柳诗发表了许多见解 ,其要旨是从艺术特征以及柳宗元其人其诗的关系上进行论述。总之 ,宋人对柳诗的评述大体上揭示了柳宗元诗歌的基本特征     

论《文选》咏史诗类-颜延之《五君咏》

萧统《昭明文选》一书中收录之诗赋文章,篇目极为丰富,如诗类下共分二十四类,其中收录颜延之诗作共计七类二十首(咏史诗六首,《五君咏》计为五首),可见萧统对延之作品之肯定与重视。颜延之,字延年,生于东晋孝武太元九年(西元384年),卒于刘宋武帝孝建三年(西元456年),据《宋书》延之本传载,延之文采奇美,与陈郡谢灵运齐名,然而历来对延之诗文之评价,多言沉晦难懂或错彩镂金,唯《五君咏》高步元嘉,为不可多得之佳作。《五君咏》分别歌咏了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五人,虽为“咏史”,实兼具“史传”、“史论”、和“咏怀”,本论文拟针对《五君咏》叙述延之创作之动机,并逐一分析其内容,总述其评价与影响,进而突显延之诗歌之文学地位。     

杜诗"承露金茎"是指"天枢"铜柱

对杜诗“承露金茎”的解释,古今注家均误。“承露金茎”是指武则天修建的“天枢”铜柱。这个“天枢”铜柱与汉武帝修建的“承露盘金茎”构造和规模基本相同,时人如李峤等已经将其称为“承露盘金茎”,杜甫是沿而称之。     

“无弦琴”的哲学解构

自沈约说陶渊明有"无弦琴",并时常"抚弄以寄其意"以来,不断被后人寻章摘句、过甚其词乃至玄化,同时也把它与陶渊明的人品和诗品结合得天衣无缝,于是都不自觉地否定了陶渊明的"性不解音"。其实唐宋文人的"玄解"无弦琴并不是要故作高深,而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不料今人信以为真,以致以讹传讹。要还原无弦琴的本色,必须剥去玄学外衣,知人以论世,从其交游交友之道、任真自得之性、人生境界之别、世态人情等方面对"无弦琴"进行哲学解构,陶渊明真乃"性不解音"者,随之也就理解了他的"弄琴"只是率性而为,并无"寄意"。     

“擘肌分理，惟务折衷”——《文心雕龙》论文方法初探

"折衷"是《文心雕龙》的主要论文方法.以刘勰本人对于"中(衷)"、"折衷"的叙述话语为依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文心雕龙》中的"中(衷)"指的是文章自身内在的合理规定性;其"折衷"是以"势"、"理"为依据,通过"擘肌分理"的过程,来把握这种规定性.刘勰对于具体"文事"的分析、评定,是以此为基础来进行的.     

吴梅村是《红楼梦》原创作者吗?

从《红楼梦》的原文、抄本序文、书中批语、评语等里面,找不出否定曹雪芹是《红楼梦》原创者的依据;拿已被新红学家驳倒的旧红学家的观点,不加分析的拿来作否定曹雪芹原创权的依据,方法陈旧;卒于康熙十年的吴梅村没有看到康熙南巡,没有写《红楼梦》的背景;从吴玉峰、孔梅溪和棠村名字中推测“吴梅村”名字,牵强附会;从吴梅村的著作包括诗中寻求吴梅村“创作《红楼梦》的蛛丝马迹”是捕风捉影,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