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弦琴"的哲学解构

自沈约说陶渊明有"无弦琴",并时常"抚弄以寄其意"以来,不断被后人寻章摘句、过甚其词乃至玄化,同时也把它与陶渊明的人品和诗品结合得天表无缝,于是都不自觉地否定了陶渊明的"性不解音".其实唐宋文人的"玄解"无弦琴并不是要故作高深,而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不料今人信以为真,以致以讹传讹.要还原无弦琴的本色,必须剥去玄学外农,知人以论世,从其交游交友之道、任真自得之性、人生境界之别、世态人情等方面对"无弦琴"进行哲学解构,陶渊明真乃"性不解音"者,随之也就理解了他的"弄琴"只是率性而为,并无"寄意".     

陶渊明蓄"无弦琴"之意辨析

历代陶传都曾记载陶渊明性不解音却蓄"无弦琴"的轶事,本文详细辨析了"无弦琴"故事的的实质,认为这正是玄学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体现.陶渊明与大部分魏晋士人一样,将得意忘言这一方法运用到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读书会意、立身行事以及诗文创作中都有所体现.     

艺术的灵境与哲理的沉思——对陶渊明"无弦琴"的还原阐释

陶渊明本人是精通音乐,并通晓古琴艺术的。读书和弹琴是陶渊明日常生活中的赏心乐事。陶渊明的音乐艺术修养还表现在他对自然之声的敏感和兴趣。弹奏"无弦琴",是诗人的风流,这种风流本身也就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浪漫的艺术显现过程。陶渊明的"无弦琴"深寓着老子"有生于无"、"大音希声"和"有无相生"的哲学本体论理念,它显示的不仅是一种艺境——诗人的脱俗气质和音乐家的潇洒风流,更是一种道境——超越寰中、凌驾今古的终极性的哲理。     

"五柳先生"及"无弦琴"的守穷守默--从扬雄看陶渊明的"愤宋"

陶渊明是否愤宋?历来争议不休.《宋书》说陶渊明"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以表示对宋的不满,此说历遭后人反驳.然而,驳倒了"甲子年号"说也并不等于驳倒了"愤宋说".本文在了解西汉扬雄对陶渊明影响的基础上,搜寻《五柳先生传》及"无弦琴"的来历,发现两者均不免要归结到"愤宋"这一问题上去,且有其特定和具体的内容.     

陶渊明的无弦琴与内丹修炼

陶渊明的无弦琴对道教内丹学说产生了很大影响,内丹家或用于表现其玄妙之境,或用于代指火候功夫,意义上有很多延伸而与无弦琴的原始意义存在密切关系.     

“但识琴中曲,何劳弦上声”——从陶渊明蓄无弦琴看陶渊明的美学观

陶渊明是否解音律梁昭明太子肖统写的《陶渊明传》中有这样一段话:“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琴以寄其意。”这段话可能会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觉,好象陶渊明不解音律,不善弹奏,仅会“一抚一拍”以寄其意而已。果真是这样吗?并不如此。我们可以从他的诗文中寻找答案。《答庞参军》:“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爱得我娱。岂无他人,乐是幽居。”《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     

苏轼的"枯淡"论研究——兼论"东坡和陶诗"的文化史意义

苏轼对"平淡"风格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他对陶渊明诗歌"枯淡"美的批评上。"枯淡"风格的形成是一个"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过程,体现在陶渊明的诗歌中就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美学效果。从"枯淡"风格出发,苏轼发现了柳宗元、韦应物诗风与陶渊明"同源",并作出了"柳在韦上"的判断。苏轼还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这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陶渊明诗中的"为乐"、"作乐"与"极乐"

陶渊明诗好说"为乐"、"作乐"是因为生活"无乐";表示自己"极乐"有两个原因,除生活"无乐"之外,更兼有前途不能把握,命运不能自主的忧惧。并非堕落的"为乐"、"作乐"与"极乐"成了他痛苦的关键原因所在。     

陶渊明归田后之“志”决不是“以诗文传世”——复魏正申教授

魏正申教授在《辽宁大学学报》 2 0 0 2年第 1期上以《彭泽归田后的陶令真的没有“事功”思想吗———答梅大圣教授》一文中 ,释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常著文章以自娱 ,颇示己志” ,“衔觞赋诗 ,以乐其志”之“志” ,是“以诗文传世”之“志” ,并把立德、立功、立言 ,以及立善与陶渊明的诗文创作等同起来。这样认识陶渊明的文学活动 ,是与陶渊明以诗文来显示、阐释他的独特的崇尚自然的文化性格相违背的 ,陶渊明归田后之“志”决不是“以诗文传世”。     

典故的美学诠释

在我国的古代文献中 ,历史典故的应用十分丰富 ,因为它以简洁的形式、精炼的文字隐含了无限的意境和韵味 ,因此它能帮助今天的读者在阅读中领略极为丰富的审美情趣。通过对“渐入佳境”、“无弦琴”、“梦蝶”、“对牛弹琴”等四个范例的释义、考释、例证及美学诠释 ,使读者领略到 :不但典故本身具有很强的美学意义 ,而且通过典故美学意境的运用还能使作品本身的语言精炼生动、富于形象、故事性更强 ,并使读者了解到了该典故的使用概貌。     

湘西地区苗族“跳香舞”探析

湘西地区苗族人的“跳香舞”是人们为了欢庆丰收、预祝来年风调雨顺的一种风俗性舞蹈,它在表演呈式、音乐、艺术特征等方面有着自己的固定模式,是在湘西独特的人文环境与朴素民风中熏陶而成的一种艺术形式。笔者试求对“跳香舞”的内容与形式、音乐与表演、产生与发展、艺术特征等问题进行探讨。     

论“节”的音乐意义及其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上的地位

先秦两汉文献中出现的“节”字,基本意义为“节乐”与“和乐”,同时还兼有“乐章”与“乐器”之意.“节乐”是实现“和乐”的前提和条件,“和乐”是“节乐”的结果.“节”的这一基本意义与音乐美学中的“中声”、“和”等概念范畴共同指示出中国音乐美学发展的基本方向.这一方向大致形成于春秋末期.“节”的音乐内涵实际上处于传统音乐美学的中心层面.     

从《橘颂》看南国橘和橘文化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人,其《橘颂》对橘树的热情礼赞反映了先秦时期橘生南国的情况。从《橘颂》及有关的记载中可窥测到南国橘的种植分为楚国、吴越和巴渝等几大区。     

先秦法家的监察思想浅探

在先秦思想家中,以韩非与商鞅为代表的法家最早并且较全面地提出了监察思想。通过对法家著作的阅读、清理,可以发现他们在监察目的、监察原则及监察手段等方面多有论述。先秦法家的监察思想,是以“势”、“法”、“术”为中心展开的,并且强调“法术”在监察活动中的意义,对后世的监察活动与监察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以韩非为代表的“势不两立”的矛盾观和对道家“虚静无为”的处世哲学的转化,是先秦法家监察思想重要的理论基础。     

宋元明“疯僧戏秦”故事流变研究

宋元明时期 ,“疯僧戏秦”故事由早期笔记的片言只语发展为完备详细的独立故事。其间 ,元杂剧《地藏王证东窗事犯》、明传奇《东窗记》为两部具有关键意义的作品。“疯僧戏秦”集讥讽秦桧诙词妙语为一体的文学化进程 ,体现此情节流传的核心意义 ,即寓庄于谐的微言大义。     

论老子音乐美思想的本质--对"大音希声"辨析

"大音希声"的原初含义是对有声之"五音"的否定,最完善最完美的"道"之"大音"是无声的,需要借助我们内心的体验和领悟才能把握.同时,"大音希声"又是以"道"的自然本色、不事人工雕琢的精神对完美至上音乐的一种追求与界定,是崇尚自然纯朴的表现,对音乐欣赏和创造提出了更高要求.另外,"大音希声"还是老子人生哲学的折射,对于我们的品格修养具有借鉴意义,具有重要的审美意义.     

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周秦之变”背景下秦皇汉武统一意识形态的尝试

周秦之变后,在以暴力为基础的新政统与强调权力道德基础的旧道统之间,客观上呈现出既格格不入又必须合作的局面。"焚书坑儒"宣告了旧道统的承担者——儒家士人与新王朝磨合的失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基本上解答了汉武帝的关于治国总方略的疑问,他从"天人感应"的角度为儒学的实施提供了系统的、具有终极意义的理论依据。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教育、选官及法律的儒家化。秦皇汉武统一意识形态的尝试对后世的启示表现在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进行意识形态建设,而意识形态建设要根植于社会的既有价值,不宜过分以利禄倡导等方面。     

陶渊明与"嗟来之食"--《有会而作》新解

与王瑶、逯钦立、袁行霈先生的理解不同,陶渊明<有会而作>一诗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提出了反传统的新观念在生死关头,不包含改变社会政治文化根本立场这种无理要求的"嗟来之食"可食,体现了诗人尊重人的生命、鄙视并捐弃虚礼的思想.这是陶渊明思想中至今尚未被人发掘、重视的一个亮点.     

审美观照之“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中国“出入”说、“虚静、物化”说与西方“移情”、“距离”说之比较

东西方的美学理论,有相同的共性,但其文化的差异,使得它们在具有共同规律的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文章试图将中国传统的“虚静、物化”、“出入”说理论与西方具有可比性的“移情”、“距离”说进行比较分析。“出入”说虽然由来已久,但真正从审美观照角度来谈“出入”法的是王国维,而“虚静、物化”理论则从老庄就开始了。西方的“移情”、“距离”说是近代西方美学具有巨大影响的理论,它们产生的时间和观念虽与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有着不谋而合的某种契合,但与中国的美学观念还是有本质的差异的。文章以中国的“出入说”、“虚静、物化”理论为主轴,以“移情”、“距离”做比照,分析其同异。     

古“县”新考——与唐德刚教授商榷

唐德刚先生《晚清七十年》对“县”的性质、建制的说法值得商榷,从文字学与政治两方面结合古代礼制提出新的考证,对古代“县”的建制的产生演化及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侯国间的同与不同进行历史的考辨,证明唐德刚先生以“悬而未决”论说“县”,十分不当。同时为县之起源,立一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