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交流简讯

美籍华人唐德刚来校讲学并被聘为名誉教授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哲学博士唐德刚,应邀于4月17日至5月30日来我校讲学。讲了美国历史12讲,还举办了“美国见闻”、李宗仁和胡适等历史人物专题讲座。讲学结束时,唐德刚先生接受了我     

当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及突破口选择

当前我国的行政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已陷入到了“双重困境”,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中央与地方的“纵向权力下放”与“横向权力调整”互相脱节,致使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虽经多次改革而得不到根本解决。因此, 中国下一步应当依照《宪法》的规定,撤消职能定位模糊的“地区建制”,取消不符合法律规范的“地级市政府”,从“城乡合治”走向市、县分置(地级市一律改为县级建制),建立和完善实行“省直管县”或“省直辖市”的地方行政管理新体制。     

中国小说理论与批评的哲性因子

“依经论文”、“依道论文”在中国古代小说评论中是一个重要的角度和原则,这些论述都在强调小说的思想性即哲性因子。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古代文化人对小说就不采取“依史论文”的视角和原则呢?当然不是。余虹先生以及持相同见解的先生的观点是有大量史料为基础的,我们之所以特别突出地强调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与批评中的哲性因子,是意在与余虹先生的见解构成互补,以防止偏误和片面的认识。     

论我国乡镇的建制规模、职能定位与机构设置

“乡镇”作为国家依法设置的一种地方行政建制,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管理农村行政事务和为农民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通行做法。但在中国,自秦朝至清末的两千多年,“皇权止于县政”,乡里制度集中地反映了宗法性与行政性的高度整合。历史上许多朝代的乡镇建制规模、组织原则、层级划分、职能定位、机构设置等等远不像县政权那样整齐划一,表现为地域性、宗法性、自治性、间断性、跳跃性等等特征。进入20世纪的一百年,“乡镇”虽然成为我国县以下的地方行政建制,但是一直存在着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互相交叉,国家政权与农民自治互相渗透,乡镇行政体制与财政体制互相脱节的严重问题。因此,我们应站在政府体制创新与经济市场化进程相适应的高度去认识和把握乡镇改革的基本方向,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科学地、审慎地对待“撤并乡镇”的问题,决不能再搞“一刀切”。     

《唐才子传校笺·李远传》辨正

梁超然先生在校笺《唐才子传·李远》“早历下邑”条时,由于误引《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记载,认为“云阳”为当涂,故得出李远曾任职当涂的结论,陶敏先生补笺亦同。这种说法本身存在诸多疑点,依据《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书记载,结合“云阳”一词在唐代诗歌中的使用情况,可以认定许浑诗中的“云阳”为古代旧称,即唐时的丹阳县,而非当涂。     

经世以为学,创新以求是——黎虎先生史学研究述评

黎虎先生从事史学研究60余年,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学术成就卓著。综观黎先生史学研究,“独立思考,推陈出新”为其治学思想,“经世以为学,创新以求是”为其研究原则。黎虎先生不仅开创了“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这一新学科,还结合走马楼三国吴简等新史料,对魏晋南北朝“吏户”“吏民”等问题进行重新诠释,构建起“吏民”问题研究的全新学术体系。黎虎先生非常重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有机结合,在其研究中完美地诠释了“二重证据法”,从而在史料的运用上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山西历史县名沿革考辨

山西地区是中华民族最早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的文明史,郡县设置甚早。据《左传》僖三十三年记载:“晋侯败狄于箕(当今太谷东南)。”这里至迟公元前627年已有箕县的建制,可谓山西最早的县。同书昭五年(前537)记载,晋国已有战时能出百辆战车的县49个,说明当时县的建制已相当普遍。又同书昭二十八年(前514)记载,晋灭祁盈,分其地以为七县,其中祁、盂两县县名沿用迄今。山西历史县名众多,旧     

《水浒》写作年代小考

《水浒》是元末明初作品,这是《水浒》学界多少年来一致的定论。张国光同志近年来出书写文章,极力否定这一点。特别是今年《江汉论坛》第一期发表他的《〈水浒〉祖本探考》一文,更明确地提出“《水浒》非宋元或明嘉靖以前的作品”,把《水浒》成书看成明嘉靖后的事。遗憾的是,张国光同志没有提出一件过硬的足以说明问题的资料,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推论,如以《水浒》“书中不少地名是明代建制”一点推论《水浒》是明代作品,就是如此。 其实,《水浒》中地名多数不是明代建制。如第三回写鲁达三拳打死镇关西后,“一迷地行了半月之上,在路却走到代州雁门县”,这“代州雁门县”就不是明代建制。     

隐身李宗仁回国幕后的徐淡庐

1965年7月,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结束了在美国16年的寓公生活,在程思远等人的陪同下回归到祖国的怀抱。这在当时是震惊世界的特大新闻,在国内外媒体都有大量的报道。程思远作为李宗仁回国的主要见证人,从1965年以来,海内外媒体多有介绍。近日《中华读书报》、《文化时报》等媒体相继刊登了旅美著名学者唐德刚的回忆文章《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回国内幕》,读者又对李宗仁回国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 笔者因研究曹聚仁先生,有幸于不久前认识了李宗仁回国的另一历史见证人徐淡庐先生。     

汉魏以来“武陵五溪蛮”的活动地域及民族成分述考

汉魏以来,在今湖南常德以西到鄂西南、川东南及黔东的广大地区,中央王朝曾设置武陵郡。在武陵郡地,有五条较大的溪河,注入沅水。古代史家以地域建制和溪河命名,称该地之古代少数民族为“武陵五溪蛮”。历汉魏、两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他们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持续了近一千年。隋唐以后,其名称虽随着地域建制的改变而有所不同,其活动地域却基本上同汉魏时期相近。     

湖南“二王”与近代湖南书院改制

王闿运与王先谦在近代史上并称湖南“二王,”他们都与湖南书院改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王闿运不认同西式学堂教育,主张在传统书院教育体制之内改善书院教育,船山书院在其主掌之下至1915年方改为学堂;王先谦接受了西式学堂体制,但其坚守学堂不能离“道”而行,在湖南书院改制中呈现出双重趋向。“二王”与湖南书院改制的关系,透射出传统型知识分子在晚清变局中的复杂心态。     

明代大同鼓楼与《大同鼓楼记》——兼论明代前期大同城的建设

明李贤《大同鼓楼记》收录于《四库全书》。从现存的大同鼓楼、李贤的生平、《大同鼓楼记》提供的历史文化信息及大同鼓楼的建筑年代等方面对明代大同鼓楼与《大同鼓楼记》作初步研究,认为现存的明代大同鼓楼,并非此前一些学者所说的建于明初洪武年间,而是建于明英宗天顺末年至明宪宗成化初年,即公元1463年至1466年之间。至于明代大同城的修筑,更是经历了明代前期多个朝代,历时近100年才得以最终完成的。     

“清远本之吴魏,风骨兼存周汉”——章太炎“魏晋文章”之源流及影响初探

章太炎的“魏晋文章”有师承渊源的因素,即远承汪容甫、李申耆,近袭谭献;章太炎的“魏晋文章”在近现代文学的过渡之际,对于一代文风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对周氏兄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散文写作的两大风格。     

“无弦琴”的哲学解构

自沈约说陶渊明有"无弦琴",并时常"抚弄以寄其意"以来,不断被后人寻章摘句、过甚其词乃至玄化,同时也把它与陶渊明的人品和诗品结合得天衣无缝,于是都不自觉地否定了陶渊明的"性不解音"。其实唐宋文人的"玄解"无弦琴并不是要故作高深,而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不料今人信以为真,以致以讹传讹。要还原无弦琴的本色,必须剥去玄学外衣,知人以论世,从其交游交友之道、任真自得之性、人生境界之别、世态人情等方面对"无弦琴"进行哲学解构,陶渊明真乃"性不解音"者,随之也就理解了他的"弄琴"只是率性而为,并无"寄意"。     

《诗·魏风·伐檀》中“貆、特、鹑”解——兼与林家骊先生商榷

一林家骊先生的《〈诗·魏风·伐檀〉中“鹑”字当作“雕”解》一文(《文学遗产》2002.1),所考释《伐檀》的“县鹑”(含《鄘风·鹑之奔奔》)之“鹑”当作“雕”解,甚是。然而,窃以为再进一步考释一下“鹑”字的字形演变和有关资料与“县貆”之“貆”和“县特”之“特”的确切含     

也论黄宾虹的"道咸中兴"说

清代道、咸时期的书法、篆刻成就虽对花鸟画影响较大,但黄宾虹所倡的山水画因“金石学发明”而中兴之说,则可思而不可泥。有论者支持“道咸中兴”说,并提出了三个理论要点,其中对黄氏的民学观,道咸经世实学,公羊学与画学中兴的见解,均有可商之处。黄宾虹之所以坚持此论,当出于四个原因:是对“五四”否定文人画的思潮而发,且具有总结此后“美术革命”经验教训的意义;源于“国粹”意识,是对绘画民族性的体认;是黄氏植根绘画史实,糅合多种地方文化的观念之体现;寄寓了借古开今、立足创造的意愿。不是道、咸金石学家,而只是黄宾虹,才真正超迈古人,实现了山水画的中兴。     

破解千古"桃花源"之谜——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即湖南的古梅山峒区

<桃花源记>并非纯虚构之作,它是以湖南古梅山峒及其傩坛"桃源洞"为原型,由陶渊明曾祖父陶侃任武冈令时的见闻及结合当时的一些笔记小说素材,所创作的一篇寄托了陶渊明对东晋黑暗社会现实不满的文学作品.<桃花源记>所描写的"桃花源"并非指一个具体的自然村落,而是指整个古梅山峒区.     

《孔丛子》成书旧说及其考察

《孔丛子》自被宋咸注书进献以来,有关其书真伪的争辩就一直未断。对其成书作者与时代的推测,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对各家旧说的归纳分析及比较考辨,可以使我们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伤离悼乱,烽烟鬼唱──蒋春霖战争词探微

蒋春霖为咸丰、同治时期著名词人,时称“天挺此才,为倚声家杜老。”（谭献）其《水云楼词》堪称有清一代上乘之作。他的词反映了晚清这个干戈扰攘的时代文人普遍的失落感及迷惘心绪,具有“词史”之价值。     

从诠释学角度解读“诗言志”阐释的“效果历史意识”

“效果历史意识”是伽达默尔诠释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指与历史传统密切相关的意识,强调的是历史与诠释者之间相互影响的效果,“诗言志”作为一个诗学命题,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遭遇多种阐释。在诗论的历史的长河中,“诗言志”即闪烁着理性思维的光彩,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融注着中国美学的体验传统。由此,“诗言志”的诗论命题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化意象,解读这一文化意象,对理解当下的美学现象与思潮会有许多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