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文化流变视阈下朱有燃水浒戏价值初探

水浒故事经历了一个由历史记述到艺术记述的流变过程。朱有墩及其水浒戏在水浒故事发展过程中因为历史阶段特殊因此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其一，《水浒传》虽然成书时间一直存在争议，但如果考虑到朱有墩水浒戏的具体内容及其实际条件，《水浒传》的成书时代当大致可定。其二，水浒故事思想不一，朱有墩水浒戏在由“义”向“忠”转变过程中，实际上具有重要的承上启下的意义。其三，宋代水浒故事见于正史，也流行于瓦肆勾栏，且以后者为主；元代以戏曲传播，观众多为市井细民；自朱有墩开始，水浒故事开始进入宫廷。并为文人喜爱，开创了水浒故事传播的新纪元。因此，当我们开始关注朱有墩及其杂剧创作时，更应注意挖掘朱有墩杂剧的文献价值。     

《北朝四史人名索引》脱漏增补

中华书局1988年版《北朝四史人名索引》(以下简称《索引》)有脱漏人名。按《北史》(中华书局点校本)卷89,2924页有“孙僧化、僧化”凡三处。《魏书》(中华书局点校本)卷91,1954页有“孙僧化、僧化”二处,1955页有“僧化”一处。僧化,系北魏时人,有传。(<索引》上册455页,四角号码2826。“僧”下,未见“僧化”     

“剪发”不等于“为僧”

新编语文教材高中第二册对《五人墓碑记》“剪发杜门”注为:“剪发为僧,闭门不出。”《中学语文教案》又把它解为:“削发为僧,闭门不出。”这样的注释和讲解,我认为都不甚妥贴。“剪发”不等于“为僧”。在《水浒     

周作人译《戚施》与《塞外》的底本考证

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最早接触俄国作家契诃夫,是在日本留学时期。彼时日本译者翻译的契诃夫小说,大多是根据英国译者罗伯特·朗的翻译集《黑衣僧及其他的故事》转译的。通过文本对比和史料佐证,可以确认收录于《域外小说集》第1册的周作人译《戚施》《塞外》的底本也来自于罗伯特·朗的英译本《黑衣僧及其他的故事》,该翻译集是周氏兄弟留日时期阅读契诃夫的一部重要资料。而周氏兄弟选择《戚施》和《塞外》的原因,就在于《戚施》反映了俄国社会等级森严的状况、《塞外》描述了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二者均呈现出《域外小说集》所选小说“结构缜密、情思幽眇”的文学特征。     

佛教发展与西游故事之流衍

汉至唐 50 0余年间 ,以西域僧携经东传为主流 ,自玄奘始 ,形成了唐代“西行求法之运动”。《高僧传》对早期中国僧西行求法的叙写影响了《慈恩传》的叙写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游故事的发展走向。六朝至唐佛教信仰的变迁 ,决定了西游故事中弥勒的信仰和消隐、毗沙门天作为主要护法神的短暂出现以及最终以观音独擅其场。唐五代寺院俗讲等形式使西游故事出现神魔化倾向 ,宋、元、明佛教民俗化给西游故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的空间。     

关于“秦”字的由来

近年来，有一则荒诞不经的“文字故事”大肆泛滥。始作俑者不知为淮。由于到处流传，反复转载，各家文字互有出入，但其题目都叫《“秦”字的由来》，基本内容也是相同的。现在约略引述如下：     

谈谈“比喻论证”和“类比论证”

对中学语文通用课本高三册中《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一文所援引的“滥竽充数”的故事,八一年的《教学参考资料》谓之为“类比论证”,八二年的《教学参考书》谓之为“比喻论证”。这个称谓的改变,说明比喻论证和类比论证容易混淆,因而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 比喻论证,就是以人们熟知的事物和道理作比喻证明论点的论证方法。例如,战国末期纵横家苏代在说服赵王不要伐燕时就使用比喻论证。苏代巧妙地把赵侵燕、“燕赵久相支”,比作“鹬蚌相争”“两者不肯相舍”;把秦比作渔父,“渔者得而並禽之”,从而说明,赵如看不到真正强大的敌人是秦国,而与燕互相攻打,不但于燕赵两国不利,而且会给秦造成可乘之机,最后燕赵两国都有被秦灭亡的危险。     

宋初“九僧”诗人群体形成辨

王传龙《“九僧”生卒年限及群体形成考》一文以为,九僧群体形成于京师,形成于馆阁,《九僧诗》是类似《西昆酬唱集》一样的馆阁吟唱结晶,其清邃淡泊的诗风并非真实山林景色的映现。实际上,从《九僧诗》之结集与诗歌内容考辨可知,九僧诗人群体的形成于九僧四处云游期间,且其周围有一个庞大的诗人群体。九僧所结交之名卿也非达官显贵,而多为文士词臣,彼此是基于文学互动的交游。     

“天下苦秦久矣”别解

北京人民出版社《古代散文选注》上册注云:“苦秦,即‘苦于秦’,受秦统治之苦。”山西人民出版社《历代散文选》注云:“苦秦,以秦为苦,即在秦的统治下深感痛苦。”这两种解释,均值得商榷。按“苦”的本义是一种野菜,味苦,也叫“荼”。如《诗经·唐风·采苓》:“采苦采苦,首阳之下”《毛传》:“苦,苦菜也。”《毛诗正义》云:“此荼也。”引申为味道苦。如《诗经·邶风·谷风》:     

朱有燉"偷儿"传奇在水浒故事流变中的意义

朱有燉系明初重要的杂剧作家,其创作的水浒戏在水浒故事流变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水浒传》成书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在水浒故事思想嬗变中具有重要的过渡意义;文人参与的热情高涨,水浒戏文人化色彩渐浓;开辟了水浒故事新的传播途径,使得水浒戏开始走向宫廷.     

回回民族与“花儿”歌谣

“花儿”歌谣与回回民族及其历史有密切的关系。元代回回多聚居于西北地区的历史实事，是“花儿”产生的人口因素。元明两朝，大量的回回人迁移到太西北屯田、戍边的情况，可谓“花儿”诞生的人文背景。屯田的苦难生活正是“花儿”歌谣产生的原动力。     

俗赋嬗变刍论（上）——从“但见”、“怎见得”说起

考察《封神演义》等长篇章回小说及“三言二拍”等话本和拟话本小说,我们发现了“但见”、“怎见得”等领起语与俗赋之间深厚的血缘关系。在此类领起语带动之下的文字板块,应归属俗赋。先秦至唐,俗赋仍以独立的形式存活于民间。然而,似乎自唐开始,俗赋便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形态,从而,变成始自宋元,而成熟于明代,繁盛于长篇章回小说、话本和拟话本小说之中的俗赋。讲唱文学中俗赋的发现将大大有益于对赋本体及秦杂赋的破解。     

元代诗僧天隐圆至考论

天隐圆至是元代著名的"诗禅三隐"之一,他不仅以遗民身份遁迹佛门,而且一生远权要,避名誉,以道味自尚,是"三隐"中最当得起"隐"之名者。圆至所著《牧潜集》,元明凡经三刻,是元代诗僧重要的别集。圆至虽不乏儒者忧生嗟世之想,但在禅心的作用下,却少了一般文士的哀戚、悲鸣。他的诗歌多写行旅胜迹、山川景物和酬答赠别,较少反映社会现实,风格清婉可味。     

明朝会官审录制的特点及现代启示

会官审录制度是明朝司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一制度在明朝时期已经相当完善和成熟。会官审录制对加强明 朝中央集权统治,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朝会官审录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在司法实践中体现出来的诸多特点和 蕴涵的精神意蕴对当今社会的法制建设仍有重大启示。     

大理邓川坝子“白回”族群成因探析

元明时期进入邓川坝子的回回人,由于长期与白族为主的世居民族共居生活,在以族际通婚为主要方式的族际文化交融中,逐渐采借和接受了许多白族文化的特质,导致其族群外部边界的改变;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坚守着伊斯兰信仰,从而有效地维系了族群的内部边界,即认为"自己是回族穆斯林"的族群认同和意识.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兼有明显白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特征的"白回"族群.     

常德古城修建史考述

公元前277年秦军在今常德所筑“张若城”是古代常德建城之滥觞。东汉时“张若城”筑为武陵郡城,有一次重大的修建。此后在东吴、唐朝、五代、北宋、元朝等时期,常德古城均有过不同程度的增修。明代,常德古城始筑为砖城,奠定了此后常德古城的基本规模。抗日战争时期常德古城被毁。     

略论历史上的避讳

中国古代有各种忌讳,避讳是其中最普遍和最重的一种.避讳起源于西周,但当时的规定还比较宽松,如不避偏名和嫌名,在诗文中不必避讳,特别是只对死者加以避讳等.从秦汉以后,避讳逐渐严格化,不仅生者也须讳名,二名要偏讳,要避嫌名,无论说话或写字都要避讳,盛行私讳,甚至为避讳而改姓等等.避讳的方法很多,至少有改字、空字、缺笔等七种.避讳虽然使史籍的记载造成了混乱,给史料的运用增加了困难,但是如果人们掌握了它的规律,却可以利用避讳来鉴别史书和史料的真伪.因此,研究避讳学对史学研究和古籍整理都有一定的意义.     

望国孤忠徒自愤,持身直道更何求——王翰遗民心态初探

王翰是一位生活于元明之际的少数民族遗民诗人,元亡后他屏居远迹,栖止龙泉,一直处于压抑苦闷的愁绪中。他通过对贞洁之物的吟咏来传递其对故国的坚贞之情,通过醉酒、与方外之士的交游等方式试图缓解这份故国愁思,但这都没能让他最终从故国的哀伤中得到解脱。聘书至门后,完成延续宗嗣的孝的使命后的王翰毅然选择自刎这一激烈行为报君亲恩,为其遗民生涯画上一圆满的句号。     

《瀛奎律髓》元代版本考

《瀛奎律髓》是元人方回所编的唐宋两代律诗的选集,对学习诗歌创作大有裨益,故成书之后,版刻甚多。明代后期至清代的版刻情况,今天所能见到的文献材料较多,研究者也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对其早期的版本情况,学者们争议较大。本文搜集、整理了有关《瀛奎律髓》元代版本情况的资料,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在元代成书之后,本书或有版刻,但早已不传;而今人文中所提到的“元刻本”,其实为一明代刻本。     

由“仁心”至“仁术”——王船山对《孟子·梁惠王上》的诠释及于宋明儒学之反省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船山在诠释《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时,以孟子提及的“仁术”一词为线索,对于宋明儒学中关于王霸之辨的争论及心性义理的探究加以反省,并针对宋明儒学在培养政治人才方面的不足,对于儒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新的设想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