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九僧诗——兼论五言律诗在宋代的衰落

"九僧"是北宋初期的一个诗人群体,他们的诗是典型的僧人之诗,擅长写景,境界清淡静谧,不乏警句,但往往有句无篇。九僧诗学贾岛、姚合,其作品几乎全是五律,句法单调。杜甫之后,作五律者只能于风格上求变,发展到晚唐便已是穷途末路。如果风格上也不能写出自己的特色,这样的作品只能与前人陈陈相因,九僧的诗歌创作颇有启示作用。     

论“九叶”诗人在1940年代的会合

"九叶"诗人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一个诗人群体,为新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个群体在1940年代的第一次会合,主要得力于西南联大的诗歌圈和《诗创造》、《中国新诗》两个刊物的整合作用。会合后的"九叶"诗人,成为推进新诗现代化的一支生力军。     

毛晋校刻《唐三高僧诗集》考论

晚明毛晋大索十余年,终聚得释皎然《杼山集》、释齐己《白莲集》、释贯休《禅月集》,并将三家之诗合刻为《唐三高僧诗集》.毛晋校刻《唐三高僧诗集》在补遗、校勘方面虽屡有疏误,却是此后三家诗集最为流行的版本,不仅为诸多丛书所收录,亦是今人整理三家诗集的重要参校本.毛晋并称三家之诗为"唐三高僧诗",是用最为简明而直接的形式揭示出了中国古代僧诗创作的一种典范,具有较高的批评史价值.     

诗人花趣

花是自然美的精华,诗是语言美的结晶。自古以来,花与诗便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因为如此,我国历史上有许多诗人都有爱花之雅趣。战国时期的大诗人屈原,爱菊更爱兰。他在《离骚》中告诉人们说“: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种了九顷春兰,又栽了百亩秋蕙,若非酷爱兰蕙,焉能如     

九叶诗派的结构形态及外国诗人

九叶诗派是个人数众多的诗人群体,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 袁可嘉、穆旦不过是其中的佼佼者与代表者,当时,他们中没有出现过作为流派领袖的诗人,如李金发之与象征诗派,戴望舒之与30年代现代派;他们也没有成立一个社团、组织,也谈不上发表统一的宣言纲领,只有一篇《我们呼唤》(《中国新诗》第一集代序)代表着他们共同的追求与主张.这个由唐湜执笔的代序阐述     

奇服耀四宇 华章照千秋——《九章·涉江》讲析

《九章》包括屈原所作的九篇较短的诗歌,大都作于屈原被放逐之后。因为内容相近,后人把它们编集在一起,叫做《九章》。正如宋人朱熹所说:“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楚辞集注》)《涉江》是《九章》的第二篇,写于屈原晚年被楚顷襄王流放江南之后。“涉江”就是渡江而南的意思。当时楚国统治者已昏聩到了极点,内忧外患,国势殆亡。屈原以经世之才,“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为谗佞所谮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王逸《楚辞章句》),在流放中经历了艰苦的行程。诗人在诗中纪述其渡江南下的历程和当时的心情,申述其志行的高远和     

《诗小序》与诗歌“美刺”评价体系的确立

《毛诗小序》是《诗经》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形成于战国孟子一派学者之手。《诗序》对后世最大的影响,是将诗政治化、历史化,并由此而建立起以"美刺"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其意义指向在于国家典礼、时世变迁、政治兴衰以及社会风习等方面。在诗的政治目的性意义指向的表述中,《诗序》实际汇集了诗人之意、典礼用诗之意、诗乐之意、采诗或编诗者之意等四方面的意思。故而引起了后人的种种误解。     

北宋馆阁文人宋匪躬新考

北宋馆阁文人宋匪躬,乃仁宗朝参知政事宋绶之孙,神宗朝馆阁学士、著名藏书家宋敏求之子,然生平事迹零落,后世不显。本文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考证得出:宋匪躬字履中,宋氏和毕氏有两代姻亲关系,宋匪躬和彭汝砺乃翁婿关系。元祐期间,匪躬参与校定《资治通鉴》,担任礼部考试点检试卷官、编修官制检讨官,并以馆职身份参与了朝廷郊祀、信安公园雅集等活动。匪躬《馆阁录》对陈骙《南宋馆阁录》稽考制度、编排体例都有相当的影响。通过匪躬行止的考察,揭示了宋代馆阁文人的日常生活情态、社会交往,馆阁文人群体与宋代学术文化之因缘关系。     

读岑参边塞诗说“奇”

岑参的边塞诗代表了其诗歌的最高成就,为历代人们所推重,给予极高的评价。唐代伟大诗人杜甫对此就很欣赏,说“岑参多新诗”(《九日寄岑参》)“每篇堪讽诵”,(《寄岑嘉州》)并指出“岑参兄弟皆好奇”。(《渼陂行》)同时代人杜确称赞其诗“迥拔孤秀……出于常情”。(《诗集序》)宋代大诗人陆游赞其诗“笔力追李杜”“崔嵬多杰句”。(《夜读岑嘉州诗集》)翁方纲说:“嘉州之奇峭,入唐以来所未有。又加以边塞之作,奇气益出”。(《石州诗话》)沈德潜云:“参诗能     

《南浦诗话》的区域特色

清代梁章钜的《南浦诗话》是一部区域特征十分鲜明的诗话,其撰辑缘起于梁氏对浦邑诗学的关注,所列论的范围虽然只限于闽北浦城一邑之诗人、诗作和诗事,然却反映了浦邑自唐至明数代诗歌的盛衰革替。《南浦诗话》又通于方志,或以诗存人,或以人存诗,或因诗存事,不少名不见经传的浦城诗人及其诗作赖此书得以保存流传;又博于诗事,考述了浦邑众多地方诗人的生平事迹及与其诗歌创作相关之事;并创新性地从家族诗歌创作史之角度治区域诗话。这是一部颇具代表性的区域诗话。     

宋初晚唐体诗人交游述考

晚唐体诗派是宋初三大诗派之一，由九僧、著名隐士林逋、魏野、潘阆和宰相寇准等组成。受当时文坛唱和之风的影响，晚唐体诗人喜欢交游唱和，因此酬唱之作甚多，与晚唐体诗人寄赠唱和的主要是僧侣、处士和士大夫阶层三类人物。九僧与寇准、林逋、魏野、潘阆等著名人士的交往，无疑会相互提高声名，扩大整个“晚唐体”诗人在宋初诗坛的影响。对他们的交游情况作进一步的探讨，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社会地位、生活态度等，对于深入理解晚唐体诗人很有必要。     

宋初晚唐体诗人交游述考

晚唐体诗派是宋初三大诗派之一,由九僧、著名隐士林逋、魏野、潘阆和宰相寇准等组成。受当时文坛唱和之风的影响,晚唐体诗人喜欢交游唱和,因此酬唱之作甚多,与晚唐体诗人寄赠唱和的主要是僧侣、处士和士大夫阶层三类人物。九僧与寇准、林逋、魏野、潘阆等著名人士的交往,无疑会相互提高声名,扩大整个"晚唐体"诗人在宋初诗坛的影响。对他们的交游情况作进一步的探讨,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社会地位、生活态度等,对于深入理解晚唐体诗人很有必要。     

宋无佛会寺——对石篆山《严逊记》碑的分析

北宋石篆山《严逊记》碑提供了很多历史信息,细致分析《严逊记》,可知宋佛会寺并不存在。严逊在分家以后对整个家族的资产并没有支配权,其养老粮除去生活之用和造像费用,并没有多余的钱用来供养寺院和僧人。严逊的儿子们并不支持造像举动,石篆山土地不会捐给寺院,而是3个儿子均分。希昼只是严逊的亲戚或者是他比较推崇的僧人,是从外地请来参加石像落成典礼的,并不是“佛会寺”开山住持。明代的佛惠寺重修者,有意捏造了宋“佛会寺”的存在是为了寺院经营上的考虑。     

从《简帖和尚》和《五戒禅师私红莲》题材的接受看不同小说类别的流变

古代小说尤其是话本小说中涉及僧人形象者并不很多,在《清平山堂话本》中有《简帖和尚》和《五戒禅师私红莲》两篇。较之可见,两篇所涉及的故事题材在演变过程中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况,后者较前者在变迁和发展中出现频率更高,内容亦更为丰富。     

论方外传记中的类传

方外传记中的类传,是专门记载性质相同、行为相近的僧侣、道士或世俗教徒事迹的一种传记形式,它产生于魏晋时期,以后代代相承,颇有发展。其中《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僧人类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则记载了中国僧人和朝鲜、越南僧人以及中亚细亚僧人总计56人西行求法的事迹,是一部具有国际意义的僧人类传。明清以来,民间佛教与居士佛教开始发展起来,因此,描写世俗教徒的类传也得到发展,清代彭际清所编的《居士传》,可谓居士类传的集成之作。僧人类传在形式上受到史传中的类传的影响,但是在记载内容、思想观念和叙事风格上都有明显的差异。     

清初岭南佛门的清规戒律与禅宗中兴——佛教戒律与道风建设初探

明末清初岭南禅宗迎来了自唐以来的第二个发展高潮。海云系和鼎湖系高僧为整顿僧团、团结信众,大力提倡戒律,用以振兴禅门。《天然和尚同住训略》、道丘《僧约十章》、弘赞《同住警策》等清规及释弘赞、今释等的戒律学为岭南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与理论的支持,并最有实绩,影响最大,不但提升了岭南新寺院的品质和知名度,且使岭南居士佛教大兴。     

新发现宋濂佚文三篇辑考

新发现现存各类宋濂文集中均未收录的三篇文章。三篇佚文是:《唯庵然和尚语录序》,载于《松隐唯庵然和尚语录》;《送心泉毖上人谒空室和尚》,载于《恕中无愠禅师语录》;《慈云普济禅师了庵欲公行道记》,载于《了庵清欲禅师语录》。三篇文章均发现于僧人文集中,其对研究宋濂与佛学、宋濂与僧人的交游以及宋濂全集的编辑出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宋代僧道的文化水平

宋代僧道队伍中因为有诸多士人、举人乃至官员，其文化水平得以提升。法律规定，为僧道者须通过官方主持的严格的文化考试，出家后仍需终身钻研佛学、道学以及其他学问，这是修行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官方也加强对寺观僧道文化水平的监控，晋升僧官通常以考核的形式进行。这些使宋代僧道整体文化水平不同以往，在宗教领域做出了不同凡响的历史贡献，显示出宋代佛道界的上层具有高深的文化水平。此外，他们积极入世，以其博学多才在科技、文艺等方面均有成就，在文化史上颇多贡献。在北宋末期，有文化的僧道约六十万人，实为一个庞大的知识阶层。可以说僧道文化是与士大夫文化并列的两大文化及思想高地。     

辽代高僧“杖锡”“挂锡”及相关问题探究——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辽代高僧之＂杖锡＂与＂挂锡＂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类,其目的较为明确。高僧们＂杖锡＂游方之路线长短不等,＂挂锡＂住止之地点多寡不一;他们每次＂挂锡＂住止之时间主要与欲达之目的相关。尽管如此,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高僧们圆寂荼毗后,都将回归于出家之寺院塔葬。此外,辽代＂杖锡＂＂挂锡＂之高僧多非专属一宗一派,遂致辽代佛教呈现显、密合一之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