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地区发现的西周火葬墓

2001年陕西华县东阳墓地发掘中,发现2座西周时期的火葬墓,周原扶风黄堆和最近发现的周公庙32号墓,也都发现有火烧现象,说明在周人统治的近畿或中心地区,也有火葬的习俗。据此,对关中地区西周火葬墓的形式、形成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些火葬墓的存在是一种处理意外死亡、具有较高地位死者的葬俗。     

浅谈宋代河东火葬风俗

两宋时期,火葬习俗蔚然成风。在从北宋到南宋的变迁中,以今天山西中北部地区为中心的河东路始终是火葬盛行的重点区域。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相关考古资料都表明了此时火葬之风的普遍性和社会性。这种风俗形成的原因,既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也与河东路的区域特点有密切的关系。     

火葬与社会文明的进化──兼论宋代火葬

本文从火葬流变，特别是宋、元时期由极盛而转直以及火葬与社会文明进步等三个方面的考察，说明了火葬的历史必然。     

西周墓中出土蛤蜊的分析研究

西周墓中随葬蛤蜊现象在学术界尚未有人作出相关论述,仅将其笼统定性为装饰品一类。文章从已发表的考古资料出发,对西周墓葬中蛤蜊出土的地区、数量及摆放位置进行汇总、量化分析后发现其作为墓中的一类随葬品,有着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且自身独特的生物特性又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所在地域的古环境,为进一步探索周人的随葬习俗和生存环境提供新的视角和依据。     

浅谈南宋临安一带火葬兴起之原因

火葬在宋前多为边疆少数民族之葬俗或中原民族之大恶之刑,至宋代则在民间蔚然成俗,成为继土葬之后又一重要葬法,而南宋都城临安一带火葬之风尤为炽盛。本文主要从佛教隆盛与世俗化、人地矛盾突出、下层民众贫困等方面简要地探求一下该地火葬之风盛行的原因。     

蒙古国“石堆墓”“石板墓”与红山文化积石冢比较研究

在蒙古国考古文化遗存中,有一种墓葬习俗与红山文化的积石冢的外部形制非常相似,那就是墓上积石的“石堆墓”和“石板墓”文化。虽然红山文化积石冢与蒙古国的“石堆墓”“石板墓”之间的文化内涵差异巨大,很难做大范围的跨时空比较研究,但将蒙古国“石堆墓”“石板墓”与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外部形制、墓葬构筑特征进行一个粗线条的梳理,以期对红山文化及后来的北方游牧民族积石为墓的葬俗有一个宏观的认识。即蒙古国“石堆墓”“石板墓”与红山文化积石冢之间,在埋葬习俗方面具有相似性,它反映出远古时期的先民们“天圆地方”观念的形成,对万物有灵世界及灵魂观念的虔诚笃信。     

宋代火葬的盛行及其对"华夷之辨"观念的挑战

宋代火葬习俗屡禁不止,火葬与反火葬之争其实质是挑战与维护"华夷之辨"观念的一个缩影.在这场斗争中,火葬屡禁不止的事实表明挑战一方获胜和维护一方的受挫.这是作为"华夷之辨"观念维护者的宋代儒家学说影响力式微,而作为挑战一方的佛教和少数民族丧葬观念强势影响中原文化,以及宋代特殊的时代特征交织作用的结果.     

敖汉地区辽墓壁画生活研究

辽代壁画作为墓葬文化的一部分,不仅为装饰,更多为反映墓主人的生前生活而绘制。它不仅从出行、狩猎、放牧、宴饮、风景等多个方面描绘出了当时辽代人民生活的画卷,也反映了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赤峰市敖汉地区发现的辽代遗址众多,其中辽代壁画不但数量较多并且大都保存比较完整,敖汉地区辽墓壁画的内容丰富,除了辽墓壁画中经常出现的出行、狩猎、风景图之外,还有许多内容精彩的场景图,是辽墓壁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宋辽文化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以宣化辽墓的考古发现为视角

考古发现揭示,聚族而葬且形制多样的宣化辽代家族墓地体现了中原汉民族传统的葬俗及北宋时期中原地区常见的墓葬构筑形式。宣化辽墓的墓葬结构及墓葬形式演变规律与北宋时期中原地区墓葬极度相似,均为仿木结构的砖室墓,墓室平面经历了从方形、圆形向多角形的转变。宣化辽墓丰富的壁画装饰从不同方面印证了汉与契丹文化的交流与混融,散乐图的内容是中原王朝宫廷雅乐的具体再现,车马出行图是汉与契丹文化交融的实例,备茶图则是汉民族生活习俗的生动再现。壁画中契丹人与汉人协同劳作与和睦相处的画面,反映了汉与契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宣化辽墓随葬品丰富,很明显采用了厚葬的形式,这与中原地区宋墓采用薄葬差异明显,但墓葬中出现了产自中原地区的瓷器,反映了宋辽两地经贸往来的历史事实。墓志铭记载宣化辽墓主人张氏家族与契丹皇族耶律氏通婚,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契丹人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     

南越王墓出土的铜镜纹饰研究

本文对南越王墓发掘的39枚铜镜就其特征详细分类．同时从形制、镜背纹饰以及制作工艺等方面进行解析,通过不同时期的各类造型,探寻南越王墓铜镜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因素。     

牛河梁红山文化积石冢探析

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形制具有多样性和鲜明的特征。其内部结构及墓葬形制复杂多变,墓葬的方向也不一致,而且相互之间存在着叠压关系,各有阶段性特征。初步结论为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带有自然崇拜色彩的祭祀中心。这是因为随葬品只有玉器和筒形陶罐而没有生活用具,墓向混乱,表明墓主人如生前般各司其职。它还是当地原始农业发达的表现和缩影,其形成时间延续了四五百年。     

论清代火葬制度的渊源及演变

火葬,中原汉人不流行,然而清初满族却实行火葬。这一方面源于满族先人的民族传承,另一方面与八旗的军旅生活分不开。清灭明之后,满族成为统治全国的民族,因受汉族思想文化的影响,清代统治者一改满族传统的火葬为土葬,并制定了严刑峻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民间火葬仍时有发生。从今天来看,火葬有许多益处,是应提倡的良好的丧葬方式。     

淮河流域汉代墓葬形制研究

淮河流域汉代墓葬广泛地分布于苏北、鲁南、豫东南、皖北地区,尤以江苏徐州、山东临沂等地分布最为密集.墓葬形制复杂多样,以土坑墓、崖洞墓和画像石墓最为多见,另外还分布着画像砖墓、砖室墓、石棺墓、瓮棺墓、砖棺墓、石室墓和砖石墓等.具体形制又变化多样.土坑墓分布很广.徐州地区多汉代王侯墓,其墓葬形制多为"凿山为藏"的崖洞墓.苏鲁豫皖交界地区从西汉晚期开始画像石墓较为多见,终有汉一代均有分布.     

曾侯乙墓椁室形制与宗周礼乐制度

曾侯乙墓形制为不规则多边形,墓葬为岩坑竖穴,深达7米以上。外棺、内棺总重约5000公斤,土坑竖穴,未设墓道,印证了＂诸侯之墓悬柩而下＂的说法。中室、东室是曾侯乙墓的主体。曾侯乙作为诸侯,安葬于东室,与楚国王墓墓主放在中间墓坑有别。西室、北室长宽不一,既以礼乐为依归,也是墓主生前居室结构之再现。     

利川岩穴墓人骨测鉴与民族分析

利川市隶属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该州最西边的一个县市,与川东紧连。目前在利川市齐跃山以西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岩穴墓葬。岩穴墓均为人工凿制而成,一般凿洞于红砂岩上,距地面高度不超过二十米。岩墓以靠近川东的建南区和谋道区最多,也最为典型。该地岩墓分布集中、岩墓的形制可分为三种:A型,洞口近似方形,墓口无凿制门框的痕迹,凿制简单粗糙。B型,墓口为长方形,洞口高大于宽,凿制精细,洞口均凿出门框,分为三     

通辽地区辽代墓葬仿木构装饰探析

通辽地区辽代墓葬遗存丰富，其中墓葬仿木构装饰的演变存在一定的规律。在搜集、归纳通辽地区辽代墓葬仿木构装饰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斗栱、门额、屋脊三个重点部位的形制变化分析它们的时代特征。将通辽地区辽代墓葬仿木构装饰与辽代砖塔造型进行对比，多角形辽代墓葬仿木构装饰的发展受地面辽塔的影响；将通辽地区辽墓仿木构装饰与辽上京道地区和辽东京道地区辽墓仿木构装饰进行对比，通辽地区辽墓仿木构装饰的来源包括由辽上京道地区传入和由辽东京道地区传入。从文化因素视角分析，辽墓仿木构装饰既是契丹努力吸收汉文化的结果，也是北方民族积极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历史案例。     

打虎亭汉墓墓主为张伯雅夫妇说质疑

打虎亭汉墓墓主人张伯雅夫妇说与史籍资料、地理方位、形制规模相悖,应予以否定。民间打虎亭汉墓为“常十冢”的传说,既吻合东汉帝后墓葬形制,又有嘉庆17年残碑等旁证资料,其真实性应予重视。1960年墓道中出土的残片文物为1753年官伐墓时的弃物或伐后50余年间的抛填物。     

吴王阖闾墓在剑池之下吗？——苏州虎丘阖闾墓考

根据史籍记载和虎丘的整体格局,吴王阖闾葬在虎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关于阖闾墓在剑池之下的记载并不可靠;根据春秋时期吴越大墓的墓葬形制推断,阖闾墓不应该在剑池之下,而应该在虎丘山的顶部.     

阜新地区辽墓壁画及相关问题

阜新地区出土了众多辽墓壁画,其中具代表性的有四家子辽墓壁画、平顶山辽墓壁画、平安地辽墓壁画、关山辽萧和墓壁画以及黄家沟辽墓壁画等。这些壁画的内容题材、图像样式和艺术特色突出展现了契丹的民族特色和风俗性,其绘画的风格技法、构图布局充分展现了辽代绘画成熟高超的艺术水平,形象生动地折射出独具特色与魅力的契丹历史文化内涵,涉及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等诸多方面。     

宋代出土石砚简论

出土所见宋代石砚多为长方形,其中又以抄手砚为大宗。端砚、歙砚占有相当数量。以东南地区出土最为集中。使用者一般为官宦或殷实之家,绝大多数出自男性墓室,也有女性墓出土者。上述特点是和史载情况相一致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经济文化的兴盛和时人的生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