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与全球治理改革

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不仅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权力格局,也对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合法性提出挑战。全球治理体系需要适时将部分治理权由西方国家向新兴大国转移。在这一治理权转移过程中,新兴大国应该协调配合,以集体身份和共同努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重要一员,应该加强对新兴大国的外交力度,携手稳步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评估与建议

2013年,中美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上取得重要进展。两国元首就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目标达成共识,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加州的会晤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两国合作的领域扩大。两国之间仍然存在诸多分歧和摩擦,但双方均能以非对抗性方式处理。为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中国应提倡中美在亚太互动中要有创新思维与行动,提出中方之亚太愿景,尝试制定共同的行为准则,设立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试验项目。     

全球治理新形势下大国的竞争与合作

本期我们邀请6位著名学者讨论全球治理新形势下大国的竞争与合作。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交织激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造成经济社会资源透支,国际力量对比持续变化,全球治理赤字高企,大国博弈复杂化加剧了全球治理困境。大国博弈激化,美国联合盟友全面打压所谓战略竞争对手,对外政策布局更加聚焦中国,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相持态势将延续。中欧关系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复杂性愈加明显,但也具有巨大的韧性。中俄两国共同提倡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双边务实合作,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扩大“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如果说全球化是中国富起来的重要机遇,全球治理则是中国强起来的重要国际机遇。面对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风险挑战,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经验智慧,坚持在大潮流大格局大历史中保持战略定力、把握前进方向,在复杂博弈的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在风云激荡的全球变局中敢于开创新局,推动世界百年大变局向着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方向演变。     

冷战后的亚太大国关系及其特点

冷战后的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亚太地区的大国关系也随之出现了显著的调整,并且这一调整一直在进行着。中美日俄这四个亚太大国之间利益与矛盾并在,竞争与合作共存,相互制约又相互需要,形成了关系复杂的格局状态,并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21世纪越南与亚太大国战略关系发展探析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越南的全方位外交政策改善了与亚太大国的关系,与中、俄、美、日、印等大国关系呈现发展迅猛、合作领域广泛、合作机制化程度不断提高等特征。战略利益的需求、对外政策的调整、经济利益的驱使是越南与亚太大国战略关系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同时,越南与亚太大国关系的发展也存在着历史包袱、意识形态差异、东盟国家的疑虑等制约因素。     

试析制度现实主义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国际法的影响

制度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向自由主义的有限靠近。它是中美两国的现实抉择,它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它有利于促进国际法所蕴含的正义价值观的发展、国际立法重心的转变、凸显国际法的“法律”本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保障国际法的运行以及更好地理解国际法现象。尽管制度现实主义没有完全摆脱现实主义的本质,但至少就目前而言,它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国际法的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     

新世纪中国对外战略的背景及思考——一种理论与现实分析

由于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大国关系加速调整和国家实力的兴衰等原因 ,新世纪中国对外战略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战略已经成为国内外关注和讨论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面对新情况和新问题 ,如何避免混淆长期战略的转变与短期政策的调整至关重要。结合理论与现实对中国对外战略的背景及其内容进行解析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     

伊朗对抗美国的内缘资本与外向战略

波斯文明内核,伊斯兰精神气质的伊朗,独特的政治地缘,丰富的油气等资源增强了伊朗外交的国际资本。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倒台以后,如何处理伊朗问题,特别是伊朗核问题,成为对美国及欧洲盟国的重要考验。伊朗强硬派“平民总统”内贾德执掌政权,伊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充满变数,同时伊朗积极开展东方大国外交,对地区形势乃至大国关系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规模焦虑与简约治理

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人口大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底座，对治国理政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具体的治理形态及其要素各不相同，但都从不同的维度对应于规模问题及其变数，表达了规模问题带来的治理负荷，也显示出规模问题的制约性。规模问题是治国理政过程中的基本考量，规律焦虑就是基于规模问题所形成的治理困惑，对应于国家治理是如何应对和处理规模问题及其挑战的。规模焦虑通过不同的途径进入国家治理场域，从战略、实践、话语和技术等多个方面塑造了治理形态，也演化形成不同的治理风格。不同的治理形态又在解决规模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呈现和检验，而得以不断巩固、演变和发展。这些大国治理的规模叙事不仅有助于揭示大国治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为治理战略和技术的选择及其应用提供了启示。     

中欧“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回顾与展望

中欧官方对过去十年中"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总体上是满意的。但也无可否认,无论从双方之间巨大的合作潜能,还是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准确意涵来看,中欧关系的发展尚存在着不如人意、不和谐甚至不确定的一面。不仅如此,各自区域政治构型、地缘经济政治格局、美国战略重点转移和国内政治等因素,共同决定了中欧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难以超越传统意义上的伙伴关系模式或路径选择。至少,单凭双方庞大的经济体量并不足以能够转换成一种超经贸领域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尤其是在跨区域以及全球战略的层面上。     

从国际货币博弈透视新型大国关系建构

国际货币领域的竞争势必要反应在国际政治的版图之上,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它也往往成为透视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的核心要素之一。就国际货币博弈的层面而言,英美之间的霸权转移成就了一种"禅让"式的新型大国关系,而欧美之间的霸权协调构建了另一种"追随"式的新型大国关系。对于以人民币国际化作为自己战略目标的中国而言,却似乎无法在崛起的过程中经由这两种历史模式而与霸权国建立起新型大国关系,因此,在这样的结构性困境之下就要努力化解和规避来自霸权国的战略反弹和排斥。     

反全球化浪潮管窥蠡测——从管仲治国思想解析大国外交

中国传统文化不乏当代内政外交思想精髓,唯有内儒外法,兼顾国际关系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两极,方可在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博弈中保持自身的发展。管仲法家思想,虽有与现代民主社会,自由市场理念抵触之处,然而却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抵御某些大国对别国内政的缓慢渗透方面开出了一剂良药。     

大国关系与东亚安全合作

地区稳定是任何国家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安全问题已成为东亚国家相互关系中的中心问题之一。目前,东亚安全合作的程度远不适应地区安全保障的要求,亟待各国努力提高。中美俄日大国关系对东亚安全合作具有复杂重大的影响,东亚安全合作需借助大国合作关系的加强来加以推进。中国应在促进东亚合作的过程中妥善处理大国关系,这是它的一项长期的重要外交任务。     

新型大国关系、共同发展与中国外交新理念

"新型大国关系"成为探讨新一届中国政府外交理念的切入点。审视"新型大国关系"论述在中国外交话语中的发展进程,即历史地剖析"新型"、"大国"和"关系"的含义,那么中国外交新理念中更深层次的考虑是"共同发展"。在"新型"意义上,主要是降低不同国家制度对国家间关系建构的负面作用;在"大国"含义上,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大国",而是一个通过融入开放性世界经济,从而不断取得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关系"层面上,中国持续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与国际社会是利益共同体。因此,"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要以推进"共同发展"这一外交新理念为方向和指引。     

国家治理与我国现代财政制度构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做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战略部署。探讨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从“统治模式”转向“治理模式”（善治）,并对财政制度在经济、政治与社会子系统的媒介作用进行了阐述。基于财政在治理转型中的关键基础地位,从预算制度、税收制度和政府间财政关系三个角度具体论述了如何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以推进国家治理方式转型,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当前,我国进入“大国财政”的新常态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建设大国财政,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不仅发挥财政的治国安邦作用,也发挥中国财政在全球治理中的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