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视域下的社区共同体建设研究

纵观社区治理发展历程,社区共同体建设一直是学界重要研究议题。社区共同体是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多主体广泛交往协作,形成共识性价值认同,满足多样化诉求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协同治理理论与社区共同体建设在意识—主体—关系三维度具有契合之处,为剖析共同体困境和探索共同体建设路径提供理论和方法视角。在协同治理理论视域下,社区共同体建设存在关系疏离化、自治虚置化以及社区碎片化等不足,需凝聚社区共识,推动社区赋权,强化社区“元治理”,从意识协同、主体协同以及关系协同三方面促进社区共同体建设,切实提高新时代社区治理效能。     

重读经典：社区建设的“新空间”与“新精神”

在对滕尼斯经典理论的重读和现代性的分析之后,文章认为,当下的社区从空间结构上分立为地域共同体和脱域共同体.因此,社区研究和社区建设必须摆脱仅仅重视地域共同体的倾向,要逐步拓展脱域共同体研究的"新空间";社区建设的目标要摆脱"传统共同体精神"的意蕴束缚,培育现代社区公民的"新共同体精神",构建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民社会.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

从地域社会理论视角,以河南省新乡市M社区为例,系统性考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实践逻辑。社会空间的集约化转型导致了传统村落共同体在社会边界、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等多重维度的消解,具体表现为地域边界、地域生活和地域功能不同程度消解,地域共同体重建具体包括基于特定节地率的地域边界重建、基于“户籍均沾”的房屋配置模式和轮流赡养安置策略的地域生活重建以及“大杂居、小聚居”原则下的地域公共性重建,就地域社会学理论视角而言,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核心是地域社会整合机制,一方面,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共同体消解是一种建立在都市过密化和乡村疏离化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另一方面,地域共同体是一个将都市和村落统合起来的统一体,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其实践过程充满动态性、统合性和关联性。     

陌生人社区的治理困境及其破解

陌生人社区的形成,与社会关系个体化、住房体制改革以及大规模的城市化关联甚大。相比熟人社区,陌生人社区出现了以社区社会治理重心转移、社区社会信任重构以及社区建设参与等难题为具体表征的治理困境。走出陌生人社区治理困境,要重新认识社区、注重找回熟人和建设好场共同体。     

城市社区的三重性及其危机:兼论建构何种社区治理秩序

社区向来被视为一个地域性的日常生活共同体。随着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逐步深入以及都市社会运动的兴起,城市社区除了作为日常生活的共同体以外,一方面被建构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另一方面被赋予治理单元、市民空间以及日常生活共同体的三重性。在城市社会加速转型的当前,城市社区的发展呈现深度危机,其合法组织的身份面临挑战,市民空间发育遭遇瓶颈,日常生活共同体的公共性阙如。城市社区治理意味着在国家权力向社区持续渗透的背景下,以社区为平台实现国家、社会以及个人三者关系的有序建构,进而打造一种立体化的治理网络。     

治理视域下社区共同体建构逻辑与完善策略 ——基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社区治理案例解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制度,社区共同体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延伸,对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起着重要作用.文章在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及建构主义理论基础上,结合实地社区治理案例考察,从共识、行动、结构三个维度研究了新时代治理要求下社区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完善策略.研究表明:社区共同体意识来自于共同体价值的认同、凝聚和引导,强调了共同体建设的责任和义务;社区共同体行动涉及共意性行动目标形成和整合效能,包括社区空间资源整合和组织整合下的合作平台搭建;社区共同体共治结构是共识达成和行动过程中社区主体间关系从树状分离向网状连接的转化.     

2013年中国社区发展报告

社区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指居民委员会辖区;农村社区的范围,大多与建制村范围一致。中国杜区发展与社区建设相融合,社区建设是社区发展的必要途径,社区发展是社区建设的直接效果,是在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居民的主体作用,发扬互助合作精神,强化社区居民自治和服务功能,整合社区各类资源,自力更生地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过程,目标是使城乡社区变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合作共同体: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选择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农村社区从传统的家元共同体转变为族阎共同体。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新农村社区建设正从“扒旧房、盖新楼、建公园、造广场”的物质层面转向“社会心态”、“公民道德”、“社区文化”等精神文化层面。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将农村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就指明了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是构建合作共同体,引导村民过一种共同体化的现代社区生活。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宗族组织与乡村共同体再造

进入风险社会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遭遇严重挑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侧重于风险酿成危机后的善后治理,是“排山倒海”地危机应对,还是力量下沉、着力于细微之处的风险预警、社区应对和民众动员,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重大现实问题。倡导基层治理创新之于农村村落,迫切呼唤应时代之需的乡村生活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文章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对豫东南地区S县的田野考察,发现基于宗族构成熟人社会的乡村社区通过集体防疫抗疫、积极复工复产,宗族共同体集体行动和国家的疫情防控基层治理需要形成了内在一致性:一是宗族组织的积极动员与有效倡导,形成了基层社区早期防疫秩序的建构与表征；二是宗族组织建构了外出务工者可资利用的关系网络,强化了陌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的形成；三是宗族传统习俗的适时权变,带来基层社会内部治理效能的改善。宗族组织通过一种共同体生活维系的形式,服务于把乡村地域社会建设成为风险社会时代有恢复能力的共同体型社区,实现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乡村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这种对国家基层治理能力有效补充的形式与内容,值得持续地研究与探讨。      

共同体精神与和谐社区

本文在对经典文献中共同体及其精神辨析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中国传统社会家庭、家族、宗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礼俗文化和绅士在社会治理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并由此而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具有较好的自治传统和共同体精神。由于社会发展总是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因此,在当今社区建设中,最为核心的使命乃是培育出适应现代社区发展的共同体精神,如此才有可能把社区建设成为和谐社区。     

谈关于我国城市社区服务的几个问题

城市社区服务,作为社会保障的中心层次,对于增强城市社区的凝聚力,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促进社区的全面发展,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以利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对于城市社区服务的探讨和研究,无疑是有益的。 (一)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社区服务与人类社会共生存。社区,是一定地域的社会共同体,是相对独立的地域社会,也是一种“微型社会”。当人类过着群居生活,形成生活共同体以     

留住社区记忆回归精神共同体

社会学家费孝通老先生曾说过：“社区硬件设施的建设是必要的,但软件更重要,社区建设的目的之一,是要建设一个基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之上的守望相助、尊老护幼、知理立德的现代文明社会,成为一个守望相助的共同体。”转型期的城市社区,亟需回归精神共同体,找寻和重拾社区记忆。     

城市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建设的行动逻辑与耦合机制研究

推进城市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与社区建设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路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与社区建设是多元主体行为选择、综合作用的过程和结果,受主体自身利益偏好、认知惯性以及周遭环境变化等影响,民族互嵌内含的政府逻辑、市场逻辑以及个体行动逻辑对民族互嵌式社会的建设水平和成效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与社区建设要对异质主体的内在行动逻辑进行充分的分析考察,并以共同体建设为轴心,建立有效的社会共生、情感联结、利益保障及协作共治的“耦合”机制。     

乡村治理转型视角下的农村社区建设——社会融合与共同体建构

将农村社区建设成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是新时期乡村治理的历史必然要求,对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融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农村社区建设在实践中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城乡融合、组织体制创新、公共服务机制探索、资源渠道扩展、社区和谐民主文化建设是解决农村社区建设困境的重要突破口,也是构建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和促进社会有机整合与融合的重要基础。     

乡村共同体重建的社会学思考

共同体是具有共同利益诉求和伦理取向的群体。现代性和市场经济的持续作用瓦解了传统乡村共同体,但这也为新型乡村共同体的重建提供了契机。当前应该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下,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城乡统筹发展的根本要求,建设以乡村政治共同体、乡村经济共同体、乡村伦理共同体、乡村精神共同体为主的四位一体的新型乡村共同体。其基本目标是实现乡村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和谐、文明进步、人民幸福;有效连接城市社会,实现城乡社会和谐互动、一体发展,维护整体社会的稳定与繁荣。     

基于公共价值视角的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反思

20世纪末起,社区成为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重构的重要载体和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空间。围绕着"城市社区如何治理以推动社会的发展",理论界与实务界都进行了积极探索。采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回顾理论与实践,发现城市社区治理绩效评价存在着社区中行政与自治配置何以最优、政府行动与居民需求何以对接、"碎片化"的实践绩效与学术评价何以整合的现实困惑。基于公共价值的视角反思认为,作为地域型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社区,社区治理的绩效不仅仅是政府自己生产的,而是多元主体合作的产物,必须以反映广大社区居民集体偏好的公共价值为基础。     

社区治理多元参与的三种模式

社区不仅仅是居民生活共同体,还是城市公共管理责任的回收器和基层民主建设的实践地。在社区成为社会整合与社会建设的微观组织基础的背景下,原有的社区治理模式无法使社区民主与社区自治建设获得内在生长力,强调多元参与的新社区治理模式已成为发展方向。     

社区治理共同体： 互联网支撑下建设机理与治理模式创新

[提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区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最佳单元。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从社区着手,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能够解决治理失灵问题,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维护基层安全稳定,联合打造美好社区。互联网是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利器,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其建设机理为：厘清各方职责,建设责任共同体;促进交流互动,建设价值共同体;实现整体联动,建设行动共同体;推进民主协商,建设利益共同体。在互联网的支撑下,社区治理共同体从“谁来治理、用什么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么样”四个核心问题着手,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具体表现为：互联网联结党政商社群,治理主体从单一转向多元;互联网搭建平台促共享,治理资源从分散转向整合;互联网消除孤岛促融合,治理方式从孤立转向协同;互联网对接供需促匹配,治理效能从粗放转向精准。     

责任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内生逻辑及构建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石,是社区治理规律深刻把握的创新方案、社区"一核多方"治理模式的升级版和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实践形态.以主体有责、行动尽责、善治履责为基本要义的责任共同体是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根本内核与内在意蕴,也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发挥治理效能的基本理路和作用机制.实践中,由于治理主体的责任意识、权责边界、尽责动力和履责能力等责任落实障碍问题,致使治理共同体难形成和治理优势难以发挥.为此,通过加强教育增责、制度赋责、激励尽责、党建履责,推进"人人有责""人人明责""人人尽责""人人履责"的责任共同体建设,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     

后搬迁时代易地扶贫搬迁如何实现长效减贫?——基于社区营造视角

当前,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即将全面进入工作目标为“稳得住”“可致富”“能发展”的后搬迁时代,工作目标的达致依赖长效减贫机制的建构。从社区营造视角并结合易地扶贫搬迁地方实践中的典型案例,研究认为通过社区营造推动移民安置社区从过渡型逐渐转变为发展共同体,是实现搬迁户长效减贫的可行路径。具言之,移民安置社区营造聚焦在三个层面:社区主体层面,营造社区多元主体并促进其积极参与社区发展与贫困治理,从而激发社区内部的组织化减贫动力;社会空间层面,营造制度空间、公共空间、生计空间等多维空间,在社区秩序、社会交往和保护性生计的营造中促进移民的社区融入与生计安全;社会关联层面,营造紧密利益关联并借助具体社会关系的“传帮带”,促进移民提升自我发展能力。通过“社区主体 社会空间 社会关联”三位一体的社区营造,移民安置社区的发展导向不仅是一种强化社区移民之间社会和心理联结的生活共同体,更是一种融入共同性的经济发展与能力建设的发展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