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情怀下的感伤与夸饰——论前期创造社的文学批评风格

"感伤"情调作为"五四"浪漫主义文学阵营--创造社最为彰显的感情标记,普遍地弥漫在其文学批评中,并呈现出自我表现,感情夸饰以及意气用事等特征.其批评情感的质地以感伤、苦闷为底色,又有强烈的宗派意识和对抗情绪.批评者的精力主要集中在论争、论战中的情感发泄和情绪化的批判上,而相对忽略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和系统化.但这种论战也推进了"五四"文学批评逐步走向批评意识和文体并重的规范化操作.     

《创造十年》与郭沫若关于创造社历史的自我辩护

针对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指斥创造社“才子+流氓”的批评，郭沫若在其自传《创造十年》中通过重构创造社历史进行了自我辩护。他既有意建构创造社“挽救新文学危机”的发生之因，塑造其“建设新文学”的历史地位，又以“行帮意识”为中心梳理了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史，将双方冲突转换为党同伐异下的不理智行为以弥合观念立场上的对立。这既是出于维系左翼阵营内部统一战线的考量，也为解释创造社之转向革命做出了合理铺垫。而有意塑造创造社打破文化垄断与话语霸权的反抗者形象，则为证明其历史先进性提供了有力支撑。“以传写史”的自传创作折射出五四一代在文坛格局发生重组的1930年代试图掌握阐释历史主动权与自我经典化的动机。     

对于一种社会成规的革命——创造社诗歌创作综论

创造社是“五四”诗坛浪漫主义崛起的重要标志,它是新诗发展自身规律、时代本质特征和欧风西雨影响的必然。创造社的根本特征,在于他们“对于一种社会成规”的“破坏”与“创造”的“革命”,其个性解放与表现自我的情感气度构成了浪漫主义的诗歌境界与格调。同时,他们也表现出浓厚的感伤主义色彩,这是他们为“五四”诗歌所找到的一种更能抒发现代人苦闷情绪的浪漫的感伤主义抒情方式。１９２５年以后,也正是创造社的这些特征,导致了浪漫主义的消歇     

批判的向度及其旨趣:马克思与哈贝马斯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

本文从意识形态批判的向度及其旨趣的角度,对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论的异同点进行了比较研究:首先,在批判的向度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主要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总体性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而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则是以“科学技术批判”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单向度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其次,在批判的旨趣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旨在走向“劳动”实践,而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旨趣则是走向“交往”理性。     

左翼时期青年知识分子转化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心理历程——读《韦护》和《流亡》

二十年代末,左翼文学界出现的一批“革命加爱情”模式小说,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于转化为革命无产阶级的艰难程度和过程。这些小说反映左翼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转型的过程中,以坚定的“阶级性的责任感”与自身内在的种种个人伤感不断地斗争,最终克服“个人主义”和“感伤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根性,走向革命无产阶级道路,从而塑造了从个人主义迈向集体主义的新一代革命无产阶级形象。     

论后期创造社文坛地位的确立——一种文学传媒的视角

文学传媒视角的引入有助于探究后期创造社文坛地位确立的过程与途径,以及一种文学思潮成长为文学主潮的生产机制。后期创造社通过对《创造月刊》和《文化批判》等刊物的精心运作实现了“方向转换”,进而确立了后期创造社在中国现代文坛中的地位。但后期创造社的文坛地位在青年读者群中得到确立,并没有在文坛内部得到认同,其单维突进、惟我独尊的战斗的文化姿态与文学观念,使其“革命文学”破坏多于建设,口号大于实践,其价值也必然大打折扣。     

“异端”与“极端”——前期创造社“思想系统”简析

一前期创造社中没有谁自认过“异端”,只是说自己这个团体在当时的新文坛上是“异军苍头特起”。郭沫若例说过,新文学阵营“起了一支异军,要严整本阵营的部曲,于是群议哗然,而创造社的几位分子便成了异瑞”。但这是意气相争的愤激之词,未可全信。不过,有一个情况却也是事实;创造社的崛起,不仅为新文学增添了一支生气勃勃的生力军,而且,自此之后,原先相对来说还比较安稳宁静的文坛,立即变得多事起来。风波迭起,矛盾丛生。新与旧之间,新与新之间,固有的矛盾激烈化、表面化了,新的矛盾也接连不断地产生了。混沌初分,新文学战场上,便展开了一次次眩人眼目的     

“革命文学”之为何及其路径——茅盾与太阳社、创造社论争的核心

大革命的失败催发了茅盾革命文学观念的嬗变,他与太阳社、创造社原本既已存在的“革命文学”观念分歧进一步外显和扩大,由此导致他对革命文学倡导者观点的质疑和批驳,也终而引发太、创二社化“友”为“敌”对他展开猛烈的围攻.论争双方在“革命文学”之为何及其路径的论辩过程中并非仅仅围绕小资产阶级文艺/无产阶级文艺这一个话题展开,不容忽视的还有茅盾《幻灭》等小说中人物的出路问题,以及是立足于腥风血雨的黑暗现实回过头来反思革命还是以乌托邦的未来想象激发人们继续革命,要不要揭示革命阵营内部的阴暗面等等一系列关键问题,而这一切又共同指向要不要写真实以及什么样的“真实”等革命文学创作中面临的实际问题.     

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及其他

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及其他苏双碧文章认为，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文化，内容丰富、庞杂，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因此必须有批判有继承。文章分析了近代中西文化撞击的历史特征，强调不能低估“打倒孔家店”的意义，并阐述了传统的封建文化在革命和“救亡”...     

论《红岩》的“身体”革命意识

“身体一是解读《红岩》革命意识的一个重要维度，文章从身体的命名、身体的出场仪表、身体的感知系统等身体的构成属性互证自明地凸显了敌、我2种不同的“身体阵营”。革命身体的受虐被演绎成了庄严的凯旋仪式与洗礼典礼。在红色狂欢的受难姿态中，“身体”的痛感为一种信仰道义充斥的革命浪漫情怀所替代。     

规训与重塑——革命文学论争对茅盾文学观念转变的深远影响

1920年代末茅盾在与太阳社、创造社诸君的革命文学论争中,既有所辩驳与坚持,同时也有着很大的妥协和退让。在此过程中虽然从内心深处茅盾对论敌的观点并不完全赞同,但在论敌咄咄逼人、四面出击的强大攻势面前,茅盾却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激进的革命文学意识形态的压抑性力量,开始有意无意间接受起革命文学思想的规训,并因着这力量的迫压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自己的文学观念进行"重塑",最终完成了"华丽"的转身,重新回归到左翼阵营之中。由此带来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对待"左联"时期诸多论争的态度上,也涉及到文学批评和《子夜》等小说创作之中。     

抒情主义诗学传统与前期创造社文学的感伤情调

＂感伤＂情调作为前期创造社最为彰显的情感氛围,普遍地弥散于其文学创作中。就其创作的传统文学资源而言,中国文学内部源远流长的主情主义诗学传统潜移默化地浸润着作家们的精神气质和审美意识;对＂大团圆＂的审美心理习惯和＂哀而不伤＂的传统美学风格的反拨,铸就了其作品感伤的现代新质;对儒家参与精神和忧患意识的传承以及对魏晋名士放浪形骸作风的刻意模仿,进一步促成了创造社文学浪漫感伤的气质风度。     

期刊运作与创造社的文学史贡献简

创造社期刊运作是现代文学史中关于文学生产的一个典型案例。它昭示了传统社会解体后一个以出版物为核心的文学生产机制。以出版物为核心的文学生产机制,产生了一代职业作家,培育了一代职业编辑,拥有了一代读者,实现了对文学的重新定义,提供给文学史研究以崭新视角,发展了个体写作与群体意志相结合的写作模式,产生了一代崭新的文化人。它左右了文化生态格局,甚至强有力地参与了社会历史的建构。没有期刊运作就没有创造社的异军突起。     

激情的变奏：创造社作家社团意识的历史轨迹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社经历了诸多变奏。其成员感性认知与理性认知博弈的结果是,创造社最终被无产阶级革命规训,时代性的团体感情占据了个体的能动空间。创造社近十年发展变化中,个人浪漫主义最初创造了个体自觉的空间,当自我激情释放在同一方向的时候,以反对文学旧势力与栽植创造之花为使命,而个体生存空间与现实恶劣环境的冲突,也不失时机地造就了社员的协作意识;当革命思想蔓延开来的时候,个人主义理想被集体主义12号所淹没,个体激情最终让位给了集体感情。两者较量的结果,不是取决于个体与集体孰重孰轻,而是取决于个体激情的尺度与方向。     

1921年的郁达夫与佐藤春夫——中日文学史上的一个生动而真实的断片

1921年是郁达夫与佐藤春夫相识的前一年，是已经成名的佐藤春夫的休整期，却是郁达夫从一名学生到作家的重要转型期，也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文学社团——创造社成立的时期。两人在这一年的文学活动和生活状态，展示了日本文化对创造社的影响，更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中日文学界的种种状况。     

论前期创造社艺术主张之成因

前期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是在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中作为一种策略被提出来的,创造社同人自己对此缺乏真诚的信仰,也没有真正践行这种艺术主张,一旦在文坛站稳脚跟,他们也就抛弃了这一主张,转而大力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和"革命文学",从而造成了所谓"方向大转换"的假相。     

构建无产阶级文学的两种想象与实践

通过对"革命文学论争"中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理论家的争论的剖析,概括出了关于建构"无产阶级文学"的两种想象,并由此形成两种实践、两条发展线索:一方面,是对工人、农民出身作家的着意培养,对工、农、兵出身创作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则是用无产阶级意识的自觉形态--党的意识与意志来改造知识分子,创造为工农兵服务、为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服务的党的文学的持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