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伦理妥协的合法性探微

行政伦理妥协是公共行政领域一种特殊的价值抉择,因其在实践中表现为择恶弃善或择小善弃大善,故其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合法性不仅意味着被公众认同,而且本身必须内含善的因子。行政伦理妥协之所以被接受在于公共行政领域难以实现最优选择,常不得已而以满意选择代之,但总是努力趋向至善。作为一种非羁束性自由裁量行为,必须对行政伦理妥协进行严格的限定才能保证妥协总是在合法性范畴内。在实践中,要加强对妥协行为的监督,避免虚假的价值冲突,并积极提升行政人员的能力,努力超越行政伦理妥协,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行政和解中滥用伦理妥协的风险及其对策

适当地运用伦理妥协手段可以解除行政和解中的两难处境,但在行政和解过程中滥用伦理妥协,就会引发伦理风险,威胁行政和解制度的良性运行、消减政府的公信力、促使行政人员道德坠落。构建行政和解伦理监督机制、规范伦理妥协适用原则和条件、提高公职人员道德素养是有效防范道德风险的必然选择。     

行政伦理妥协的生成机制考辨

行政伦理妥协是公共行政领域一种特殊的价值抉择,表现为择小善弃大善,甚至趋恶避善。考察行政伦理妥协的生成机制,是超越伦理妥协的前提。行政伦理妥协作为追求更高价值的迂回策略,其存在与行政环境的复杂性息息相关。在复杂的环境中,选择迂回策略而不是借此谋私或推责,关键在于行政人员用道德自主性对行政伦理妥协的四个阶段进行规范,确保将行政伦理妥协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行政伦理妥协：公共行政价值的特殊选择

行政伦理妥协以择恶弃善、择小善弃大善为基本表现形式,是行政人员面临价值冲突时的一种特殊价值选择形式.从起源上来考察,行政伦理妥协的存在有其客观的必然性与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它却真切地威胁着行政系统的良性运行.减少乃至消除这种威胁,关键在于提高公共行政人员的素质以及创设良好的外部条件,通过内外兼施实现对行政伦理妥协的超越.     

行政伦理妥协的合法性辩护

行政伦理妥协是公共行政领域一种特殊的价值抉择活动,表现为择小善弃大善,甚至趋恶避善.考察行政伦理妥协的生成机理,弄清行政伦理妥协赖以存在的条件,是超越伦理妥协的前提,更是对行政伦理妥协进行合法性辩护的理据.由于行政环境的复杂性,使得特定情境中行政人员在追求更高层次价值之时,难以直接实现而只能采取迂回策略.在复杂的环境中,选择迂回策略而不是借此谋私或推责,关键在于行政人员主动以道德自主性加强自我规范,在行政活动中对行政价值目标实现的困难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同时坚定实现行政目标的意志,谨慎开展伦理妥协行动并配合适时的心态调试,确保将行政伦理妥协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论行政人员的伦理自主性

论述了行政人员的伦理自主性,是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中进行价值判断和伦理选择的行为;分析了伦理自主性既是行政管理活动的需要,也是行政人员人性发展的需要,其来源是行政裁量权为行政人员提供的自主选择的空间;而伦理自主性的充分获得在于主体对行政伦理必然性的认识.     

论行政活动中的伦理性妥协

行政活动中的妥协现象是经常的,但并非所有的行政妥协都应该受到道义上的批判。行政活动中的伦理性妥协是应该得到辩护的价值选择。行政活动中伦理性妥协的经常性和可辩护性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成为目的。厘定行政活动的对象、标准和环境,调动行政活动主体的能动性,可以实现对行政活动伦理性妥协的超越。     

公务员行政决策伦理思考的嬗变——从行政责任到公共利益

公共行政的功能从工具理性过渡到价值理性使得行政决策行为更加贴近社会大众,贴近公共利益,行政决策行为也因此围绕着责任标准和公益标准展开价值博弈。长期以来,库珀的"层次式"行政责任为主要决策价值观的决策伦理思考路径成为行政决策与伦理决策结合的大胆尝试,但是,作为行政人员决策需要依赖更多的是一种具有实体统领性的核心价值。以公共利益为标准的行政决策伦理思考从根本上解决了行政人员面对不同价值观产生的冲突和困境,公共利益作为一种真正的伦理责任承担了决策者进行伦理思考的指导性角色。     

论行政主体的责任伦理建设

＂行政主体＂是指各级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责任伦理＂既是一种责任形态,又是一种伦理范畴,是通过将外在的法律、制度内化为行政人员的道德修养,是关于行为的决策、执行、后果的全过程伦理。在现代公共行政领域,伦理道德失范现象频发,培育行政主体的责任伦理意识迫在眉睫,文章探求了建设行政主体责任伦理的途径,以使行政主体更好地履行其职责和义务。     

公共行政行为的伦理选择

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在进行公共行政行为的伦理选择时要进行必要的伦理思考,进而在伦理思考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一般的伦理选择模式。伦理思考和伦理选择模式的核心是公共行政价值。但在具体的公共行政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公共行政价值有可能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当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面临不同的道德准则或道德价值时,很可能会发生伦理冲突。一旦出现公共行政行为的伦理冲突,就需要全面认识公共行政伦理冲突中的功利价值,正确看待公共行政行为选择中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准确把握公共行政伦理冲突中的伦理妥协。只有这样,才能在伦理冲突中进行最佳的公共行政行为选择。     

社会治理制度与行政人格

制度与人格相互构建，行政人格的生成与社会治理制度密切相关。在传统的权制和法制模式中，由于相应制度中伦理道德的“等级化”和“虚无化”，行政人员分别被塑造成依附人格和工具人格。随着服务型政府从理论走向现实，社会治理发生了重大转型，道德被重新凸显，德制的构建成为必然，进而行政人员独立人格的生成获得了制度性的保障。也只有在德制中，行政人员的独立人格才会得到普遍性的生成和自觉的建构。     

国内公共行政正义研究述评

公共行政正义的研究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国内学者对公共行政正义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将正义、公正作为行政伦理的基础价值观、价值取向和价值原则;(2)将正义、公正作为政府行政的伦理目标和价值导向;(3)将正义、公正作为公共行政主体的道德原则和重要德性.正义是公共行政的基础价值,公共行政正义既体现了自由、平等的价值追求,也蕴涵着公共行政本身所具有的对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公共行政人员德行的体现.     

推动地方政府合作的组织文化途径

地方政府的行为自主性,以及地方官员面临无处不在的责任冲突,导致约束地方政府行为,不可能完全仰仗外部强制,寻求组织文化途径可能成为引导地方政府行为的一种选择。偏离了"公共性"的地方行政组织文化是导致目前我国地方政府非合作倾向的根源。重塑合作型行政组织文化需要回归行政组织"公共性"、确立新的行政价值观、重新定位地方政府角色以及正式制度安排的协调与配合等。     

论我国行政诉讼案件协调制度的建立

完备的行政诉讼案件纠纷解决方式,是促进行政法治,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行政诉讼案件协调制度的建立在我国具有实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行政诉讼案件协调制度的建立面临司法实践可能有悖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协调和解缺乏法律依据和效力、当事人的抵触心理直接影响协调的成效等问题,应通过确认行政诉讼案件协调作为法定结案方式、限定行政诉讼案件协调所适用的范围、确立行政诉讼案件协调应当遵循的法律原则、规定行政诉讼案件协调的模式和程序、明确行政诉讼案件协调协议的效力和救济等措施来推动行政诉讼案件协调制度的建立。     

工商管理教育的昨天与今天

科学管理的实践和管理科学的变革,推动了工商管理教育的演变和发展。随着新的变革,今天的工商管理教育将更加注重管理者素质培养的综合化、教育模式的特色化和学习方式的个性化。     

我国行政法院制度模式选择 ——基于法、德行政法院模式之比较

根据性质的不同,国外行政法院制度可分为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尽管二者具有某些共同点,但在承担的职能、体现的独立性及其与行政法学的渊源上存在明显差异.结合基本国情,我国应建立德国式的隶属于司法系统且独立于普通法院的行政法院制度.在制度的具体设计上,应着重解决好组织体系、经费安排和行政法官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