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

儒家伦理是否具有超越一切历史、超越一切地域的普世价值,学界对此在认识上存在尖锐的分歧。本文不涉及有关争论,只是从正面论证儒家伦理何以具有普世价值。本文认为,儒家伦理之所以具有普世价值,是因为儒学是生命的学问。既然儒学是生命的学问,那么就人的类本质而论,人要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就不可能拒斥儒家伦理,因为儒家伦理所关涉的是人所以为人之最基本的伦理准则,一旦背离儒家伦理准则,人就会行同禽兽。本文还认为,作为人之生命价值取向的儒家伦理,具体表现为五常。五常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体用的关系,仁为体,而义、礼、智、信皆依仁以显用。而要实现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与价值,儒学必须经由世俗化的途径以实现普世化。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最后对现代新儒家主张通过发掘儒学的宗教性以实现儒学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的观点提出质疑,借以进一步强调儒学世俗化对于实现儒学现代意义与价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论儒学的现代性

目前学界、包括儒学界充斥着对儒学的种种误读，其中之一就是将儒学与现代性对立起来，以至用所谓“儒家传统”来抗拒现代文明价值。其实，儒学本然地蕴涵着现代性。儒学的现代性不仅源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而且基于儒学自身的基本原理，即“仁→义→礼”的理论建构。这个原理要求根据正义原则（义），包括超越差等之爱而追求一体之仁的正当性原则、顺应特定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的适宜性原则，来“损益”即变革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因此，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下，儒学原理要求儒学自身现代化。儒学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儒学的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儒学的现代化已经不仅是一种理论设想，而是一种历史事实；但同时，这个历史进程尚未结束，而且往往误入迷途而陷入原教旨主义，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仁本礼用──儒家人学的核心观念

儒家学说是在孔子“仁学”基础上，由孟子与历代大儒加以完善的道德人文主义理论。在孔子的仁学中，“仁”是最根本、最具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礼”既是道德范畴，又是伦理范畴，作为道德范畴，“礼”以“仁”为存在的根据。综观儒学的理论体系，“礼”更重要的地位是作为伦理原则呈现的，道德之“仁”与伦理之“礼”是一种表里体用关系。在儒家“仁本礼用”思想中最有活力、最具永恒价值的东西，是它以人为中心，以道德之“仁”为形上本体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动中，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化

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化李翔海一近几十年来，“儒家伦理与现代化”的关系一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对垒：一种观点认为，儒学是一种与现代化逆向的精神力量，有人甚至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把儒学看作是“封建遗毒。”这种观点可以溯源到马克斯·...     

儒学的一种缺弱:私德与公德

在被儒家伦理观念笼罩的社会生活中,通过儒学的“公私之辨”,也能彰显出一种儒家的公德精神;但通常是在一种巨大的伦理危机的情境中,才能将这种精神激活。儒学主要是通过伦理关系来实现自我认同、社会认同的理论特性,使儒家在公共生活领域中发生认同障碍,阻滞了道德感情和道德行为的释放,表现为公德的缺弱。这里是儒学笼罩不住的空间,但也是儒学会有新的生长的空间。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中的儒学困境

二十世纪是在前现代作为整体的儒家文化经历解体的历史，但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儒学的价值仍然是一个不断受到关注的问题。现有的研究模式都未能恰当地应用于二十世纪的儒学论争。二十世纪造成有关儒学的论争的最强有力的根据，始终围绕在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与伦理秩序和人生理想的问题。儒家伦理所以在近代社会转型后仍每处于焦点话题的必然性，植根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道德性”与“现代性”的分裂，及对克服此种分裂的要求     

孔孟儒学主体性伦理及其现代意义

在孔孟儒学中，主体性伦理是有重要价值的组成部分。孔孟儒学主体性伦理主要包括人性（主体存在物）、自主性（意志自由和独立人格）和能动性（道德自觉性和选择性）等方面的内容。今天研究孔孟儒学中的主体性伦理，弘扬主体性伦理精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儒学普世化:问题的由来、实质与研究路向

儒学普世化不是要成为多元化时代的普世伦理的一部分,而是要成为多元化时代的普遍伦理。“普世化”不是指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普遍实用性,而是指实践理性意义上建构起具有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向度的现代伦理学。而儒学要成为具有普遍伦理意义的现代伦理就需要跳出儒家伦理学的特殊主义和相对主义,根除具有伪普遍性的伦理规范,真正从人的本相存在即自由存在出发,全面审视儒家伦理学。只有这样,儒学才能获得规范性和普遍性,真正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实现儒学的复兴,实现儒学的普世化。     

论儒家乐论的伦理政治型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中国学术始终将道德伦理与社会政治作为话语主题之核心,儒家乐论即呈现出鲜明的伦理政治型特征。儒家认为乐“与政通”,能折射出政治之得失与道德之盛衰,因而察乐可以知政。儒家认为礼和乐都具有治国经邦之功能,但礼作用于社会是别异,乐作用于社会是和同。儒家重视乐的伦理价值和政治教化功能,认为乐“通伦理”,可以培育人崇高的道德精神。儒家乐论蕴涵的文化特性对当代民族精神家园之构建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仁爱”是普世美德伦理吗——儒家伦理历史与当代价值的科学评析

本论文对儒家伦理精华的“仁爱”进行了历史与当代的价值评析 ,认为 :一、“仁爱”是在严格的等级关系中展开的、义务和权利极不平等的“爱” ,透过表面的美妙说词 ,它推行的是一种充满虚伪和功利内涵的伪爱、扼杀个人自由戕杀自我意识的愚爱 ,与现代文明倡导的友爱博爱精神相去甚远 ;二、儒家文化及其仁爱理论作为过去时态的先进文化 ,其历史与人道价值绝不在西方文化及其博爱思想之下 ;三、当代道德沦丧以及所谓市场条件催生的贪污腐败 ,并不是儒学伦理丧失的结果 ,相反 ,它正是孳生这类现象的根源。     

浅谈儒家学说的基本特征

中华文化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儒学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主导着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方向。它以德起论，有仁义礼智信之言，以研世道，重在治世。人文特征、伦理特征、政治特征和实用特征是儒家学说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有着很好的现实意义。     

近现代儒学仁、礼关系论反思

仁与礼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两者共同奠基于人伦道德实践,仁、礼合一而并重是其基本关系模式。在近现代的中国社会转型中,儒家学者从彰显儒学普遍性价值出发,对仁、礼关系作出了独特的诠释,仁体礼用、仁体新用、仁礼分立是其中最主要的三派观点。反思近现代儒学仁、礼关系论的理论得失,回归儒学重视人伦道德实践的生活世界,确立仁礼之间互为体用、内外并进、多向发展的关系,是儒学当代开展的重要途径。     

论清代儒学的再整理

清代儒学家力图从儒家经典中重新挖掘儒学的意蕴,致力于儒学的再整理。针对宋明理学的弊端,顾炎武提出两条挽救儒学的措施,一条是正本清源,另一条是由器求道。戴震提出“道器一体”、“气化即道”、“理在事中”、“理存乎欲”等新观点,重申了儒家关心国事民瘼的民本主义思想,恢复了经世致用的学风。清代儒学表现出较强的批判意识和学术独立的意识,构成儒学的第四个理论形态。     

漫谈儒学与家庭伦理——从亲情关系说起

儒学伦理是德性伦理 ,其核心是仁。它首先从家庭亲情关系开始 ,包括夫妇之间的尊重和忠诚 ,父母子女之间的慈爱和孝敬。现代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 ,特别是市场经济走进了家庭 ,财产和权利、义务方面的问题突出了 ,但是亲情关系是不能改变的。在平等的基础上继承、发扬儒家伦理 ,与现代家庭生活方式结合起来 ,对于家庭的稳定和谐、人的素质的提高是至关重要的。     

论儒学的人文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本文通过对儒学人文精神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的分析 ,探讨了儒学在 2 0世纪大起大落的原因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与价值。作者认为 ,从总体上看 ,宗法伦理是儒学理论的主干 ,而人则是其出发点与核心 ,对人的重视与对人伦关系的强调是儒家人生哲学的两重性格 ;随着封建国家专制集权的加强 ,儒家伦理异化为束缚人并阻碍人之实现的外在权威 ,本质上成为统治者的意志 ,这是孔子儒学的悲剧 ,但从汉代儒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的分析中仍可看到儒家人文精神的顽强表现 ;通过对 2 0世纪儒学起落的观照 ,说明只有打破封建桎梏 ,才能真正结束儒学的悲剧 ,使其人文精神在现代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而儒学的人文精神在当前也需要与科学、民主、法治精神相结合     

儒学传播新加坡两百年

新加坡是东南亚华侨最多的国家之一,华侨成为儒学传播的基本因子。新加坡开埠两百年来,一方面吸收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法治,另一方面传扬东方的伦理和道德观念,经济高速发展。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朝野同倡”儒学,儒家理念成为国家的“共同价值”,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礼记》伦理的主体层次

《礼记》呈现了儒家以单一主体为基本参照、以＂主体-客体＂两极框架为中轴的多元伦理主体实践结构。儒家理想中的主体形象是一种单一主体,现实世界中的主体形象则为一种复合主体。单一主体和多元的复合主体互助成型是儒家诗性伦理世界建构的主体性准备,是儒家诗性人生的重要因素。     

儒学的现代走向——由先秦儒家的担当精神看儒学培育民族精神的发展向度

儒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泉？先秦儒家的担当精神是在融合了仁、义、礼、智、信等儒学学理精髓的基础上，发展成的一种独特的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格正是中华民族精神中的主要要义。继承之、发展之是时代的客观要求。     

论“生活儒学”与“生活的儒学”

最近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重审“现代新儒学”：评“大陆新儒家”的相关论述

以“大陆新儒家”命名的研究群体，将其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将“现代新儒学”定位为心性儒学。近期这个群体中有学者更认为，现代新儒学将作为经学的儒学降格为现代分科学术，不是发扬光大儒学，而是肢解了儒学。加之“现代新儒学”第二代的学术舞台在港台、海外，他们因此失去了儒学主体地域的直接关怀，而且无法直接回应中国大陆的价值重建、制度再造和生活需要。在大陆新儒家立足中国重建经学形态的儒学之际，现代新儒学的中国使命似乎被终结了。大陆新儒家的这些断定颇可商榷。当代中国不能偏离现代发展轨道，大陆新儒家完全拒斥西方、闭门造车的做法，会误导中国的现代化。以中国的现代转变为基线，重审现代新儒学的价值主张与学理贡献，理应得到国人的首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