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宪政建设的两大要务--子民变公民,农民社会提升为公民社会

公民的本质是享有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的人.公民权的核心是公民享有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参与权和抗衡国家权力的的政治干预权和政治防卫权.公民社会是同政治国家相对应的政治社会.把农民的政治地位由臣民、子民、顺民提升到国家公民的层次,使农村由臣民社会转变为民主的公民社会,使农民群体组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建立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宪政基础和基本动力.     

法治社会建设的价值选择及主要路径

法治建设包括法治政府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社会建设三个层面,法治社会建设主要侧重于对“私权”和社会“公共领域”进行法律规制,通过完善法律体系,促进社会实现全面合法自治.法治社会建设必须注重秩序与权利、公共权力调控与公民社会自治、公民自由保障与行为规制相结合.完善立法,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完备的制度规范体系;确认和保护社会权利,充分发挥社会自治功能;细化法律实施细则,实现对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行为的合理规制;严格实施宪法,引导公民依法参政;完善社会纠纷预防、化解的体系和机制,都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路径.     

“社团式”社会资本网络关系的型塑与法治秩序

要规约和克服社会资本的异型发展,充分发挥其对法治秩序的支撑作用,就必须对社会资本进行重建.因此,要在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现代性转换的基础上,培养普遍的信任理念,为法治秩序提供伦理基础;重塑社会信任主体,增强公民意识和法治信念;增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法治秩序提供制度保障;建立"社团式"社会资本,推进法治现代化.只有这样,内在自觉的法治秩序和法治国家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人民至上”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中的精神省思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撑。一切社会问题，根本都是人的问题，都应该以人为主体，反映人的主体性和主体地位。人的主体性，或称为人民的主体性，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属性之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就是“人民至上”的文化。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行为主体，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人民的行为文化，具有代表人民的行为主体性，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法治文化。     

市场经济视野下公民社会的发展

公民社会发展已成为当代中国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议题。市场经济造就公民社会,强大活跃的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成功的重要保证。公民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四个根本转变。公民社会与契约精神内在关联,社会生活契约化体现着自由、平等、法治的价值追求。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基本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科学界定和规范国家权力;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政治文化的重构。     

知情权与信息公开制度

知情权和信息公开体现主权在民和国家资源共享的民主、共和原则 ,体现保障公民权利和制约国家权力的宪政原则。知情权是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的前提 ,信息公开是国家权力主体对公民对社会的义务 ,是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实现信息公开和阳光下的政府 ,有赖于我国民主的不断扩大和法治国家的建立 ;有赖于党政干部对人民负责的观念的树立与增强 ,更有赖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政治文明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法治生成机制探析

中国现代法治即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既应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中法文化的法治主义传统,又应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特征。其内涵主要是奉法律为最高权威,全面保障公民的权利,造就公民法文化内在素质,以法律制约权力,真正实现独立行使司法权力。中国现代法治目标的实现,既应是一个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过程,又应是一个逐渐推进的过程,其生成有赖于法律发挥社会整合、利益协调、权利保障和制约权力的功能逐步到位。     

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内涵、限度及其互动

现代国家兼备阶级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其基本特征是政治性,核心是公共权力。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关系为中轴的社会自主领域。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各有其限度,政治国家的限度主要体现在:淹没公民社会、背离公共利益、权力寻租以及政治合法性限度;公民社会的限度主要体现在:滋生极端个人主义、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它不是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应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以克服各自的消极方面,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形成双向适度制衡和发展型互惠,形成政治国家能力强大、公民社会富有活力的新局面。     

政治合法性思想的源头论析

追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源头要从其理论基点——"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入手,而对此关系的探究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发端。当时的思想家尤其强调"正义"和"善"在统治合法性中的基础意义,这主要体现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思想中。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追求的理想治国模式是哲学王成为统治者,在《政治家》中认为具有统治艺术的统治者优于法律之治,在《法律篇》中则提出法治优于人治。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所应追求的是"最高且最广善业",统治者"是否照顾公共利益"是评判政体的根本标准,"法治优于一人之治"。西塞罗认为"公民权利"并不是公民能从国家索取什么,而是公民对于国家的义务和奉献,国家是基于公民同意而形成的集合体,自然法是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也是一切权利和义务的源泉。     

公民观念与民主权利

公民,与臣民和奴隶对举,是从国家和人是什么关系这个视角上对人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地位做出判断的概念,用以说明人在国家处于什么位置。所谓公民观念,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人有没有人不是臣民或者奴隶而是公民的意识。在公民社会产生之前的奴隶和臣民彼此之间也有差别,但是就国家和     

论公民法律素质的基本要素及其提升路径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构建法治社会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公民法律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成败。从现实层面看,我国公民法律素质与法治社会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信访不信法""信权不信法"等现象时有发生,"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思维普遍存在,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民众基础还有待进一步夯实。公民法律素质的提升应当围绕法律认同、法律信任、法律敬畏、法律践行能力四个方面的基本要素展开。法律认同是法律素质提升的前提,法律信任是法律素质提升的精神动力,法律敬畏是法律素质提升的核心,法律践行能力是法律素质提升的落脚点。     

论法治现代化的社会心理基础

法治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其建立在国家机器民主法治化基础上催生出来的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不仅要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更要重视国民的法治社会心理的培育。如果没有内生于社会生活的法治心理的支撑与配合,法治国家的实现就缺乏坚实的内在驱动力。当代中国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中存在诸多社会政治心理障碍,特别是传统社会形成的人治意识与现代法治社会存在根本冲突。现代法治心理的核心要素是理性,公正是现代法治心理的"生命线",信任是法治社会心理的价值前提,三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心理基础。实现从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历史性转变应加强社会心理基础的培育,塑造以权责意识为内容的公民意识,培育以法律认同为根基的法律信任,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导向的法律文化,践行以法治思维为核心的法治理念。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的国家治理思想对理解国家治理属性的本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结构、内涵、方式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与现代西方形成的民主-专制体制论、法治-人治论、威权-民主政府优劣论、公民社会等所谓"普适"的理论不同,马克思以鲜明的阶级立场,提出了国家政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地位;市场模式中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主体;社会领域以实现人的发展为根本价值等,同时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形式的条件性。马克思国家治理在中国的当代价值在于,国家治理应符合相应的社会性质,要注重甄别国家治理的职能属性,传承自身文化传统。     

中国宪法文本中“法治国家”规范分析

清末民国时期,法治国家开始成为法学的基本概念,学界对其基本内涵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在我国宪法文本中,"法治国家"是政治共同体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生活的原则、规则与未来指向性的价值体系,其实质要素包括人的尊严、自由和平等,形式要素包括法律至上、人权保障与权力制约。从宪法文本的规范体系来看,"法治国家"包含法治社会,从价值内涵来说,"法治国家"同时也是"宪政国家"。     

中国公民社会建构的结构性要素

公民社会建构已成为当代中国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议题。中国公民社会建构的目标模式只能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其基本的结构性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科学界定和规范国家权力;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政治文化的重构。     

论“德治”的法治基础及作用机理

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法德并重"社会治理新模式,突出了德治在法治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助于具有现代意义的东方法治观形成。从国家视角看,法治和人治是相互对立而不能并存的两种社会治理模式。但无论人治还是法治,都是可以和德治共生。通过道德规范约束人的内在良心,法律规范约束人的外在行为,共同服务于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在法治国家,把德治建立于法治之上,通过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相互作用保障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达到霍布斯追求的人的"自我保全和更为满意的生活",才是国家的终极目标。因此"法德并重"社会治理新模式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合理性,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并区别于西方的东方法治观。     

论转型时期社会自治的法治保障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公民社会正在形成,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社会自治与国家治理保持互动,社会自治是法治国家的基础,法治是自治的保障。适应社会管理不断创新的要求,我们必须更新社会自治理念,明确社会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规范社会自治权,不断完善社会自治的规范体系,促进"小政府,大社会"的顺利转型,实现社会自治的法治化。     

“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还是“城市社会”?——生活哲学视野中的“城市社会”理论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有其广义和狭义。广义的市民社会其实应当称作"城市社会",它既包括狭义的市民社会,即近代市民社会;也包括古代公民社会和近代政治国家。相比之下,马克思所谈论的"自然形成的社会"本质上是乡村社会,而未来的"人类社会"则是超越了城乡对立的自由人联合体。这样,乡村社会、城市社会、自由人社会,就成为他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而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即人的依赖性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其实是与此对应的人的发展的三阶段理论。     

法的道德性基础论证

法律主治要求调整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唯一准绳是法律。法治所依据的法律是良法 ,它的生发点在于道德 ;法律的施行过程需要道德的支撑 ;广大人民遵守法律的落脚点在于一种道德自律。从立法过程到适法过程 ,从执法主体到守法主体 ,都体现出法的道德性基础。     

法的道德性基础论证

法律主治要求调整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唯一准绳是法律。法治所依据的法律是良法 ,它的生发点在于道德 ;法律的施行过程需要道德的支撑 ;广大人民遵守法律的落脚点在于一种道德自律。从立法过程到适法过程 ,从执法主体到守法主体 ,都体现出法的道德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