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权力差异下的“他者化表征”——《浮生六记·闺房记乐》两译本对比例证分析

在后殖民翻译理论下,由于权力差异的存在,翻译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强势文化与受统治的弱势文化间斗争的语域场。在此过程中,强势文化中的译者依据他们的主流诗学对弱势文化中的文本肆意地篡改、删节甚至添加,以此构塑其心目中东方的"他者"形象,并通过强势文化主流表征系统中的思想观念将其复制和流通,由此,弱势文化中的文学作品受到不公正的"他者化表征"。这种"他者化表征"在后殖民时期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表现形态为文本选择、翻译取向以及为翻译而写作,在林语堂译和雪莉.布莱克(Sh irley M.B lack)翻译的《浮生六记》两译本对比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故此,处于非支配表征系统中的译者,为维护本族文化,应进行必要的"自我表征",即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彪炳文化差异,构建更理想的自身文化身份认同。     

审美现代性视角下的文学批评和翻译研究——基于张谷若《还乡》译本分析

审美现代性发韧于19世纪,兴起于20世纪,以非理性、生命感性为价值核心,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属性.这一理论为当今文学批评和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一方面,通过该理论人们能够重新批判性地解读文学作品、理解作品.另一方面,将其用于翻译研究中,可以有效解决目前译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即过于重视方法论的研究,忽视了译者的地位和主观能动性,对译者缺乏人文关怀.以托马斯哈代作品《还乡》和张谷若的译本为个案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可进一步证明文学作品中的审美现代性,以及将其用于翻译理论研究及实践的可行性和重要性.     

论意识形态与译者的关系——以梁启超译介拜伦为例

通过考察梁启超对拜伦的译介,作者强调翻译是典型的政治行为.在这种政治行为中,译者的自主意识观念而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支配译者的翻译活动,译者个人的主体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通过本例,作者认为后殖民翻译的意识形态理论的解释力还不够,有待完善.     

论郁达夫的译者主体性在翻译选材上的体现

翻译选材是个复杂过程。译者主体性的内部因素与其外部因素共同影响着译者的选材。作为声称＂非我所爱读的东西不译＂的译者,郁达夫选择了他最爱的德国小说;作为创造社的主要成员,他践行着该社译介浪漫主义作家作品的翻译选材策略;作为新文学草创期有责任感的普通翻译从业者,他自觉顺应了主流翻译选材趋势,选择了爱尔兰等被压迫民族的作品。郁达夫在翻译选材上充分彰显了其译者主体性。     

浅析翻译研究的对话视角

针对翻译研究中的独白话语存在的种种局限性,通过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分析,提出翻译研究的对话视角。这些对话关系包括作品与译者、译者与读者以及作者、读者和译者之间的关系。     

译者翻译动机及其制约因素分析

现代翻译理论中译者的文化角色和译者主体性得到不断的认识和研究。本文通过从译者翻译动机以及译者动机制约因素方面的分析,阐述其对翻译的影响。从而使得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认识自己的动机,清醒地对待这些制约因素,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动性,翻译出更为出色的作品。     

关联理论指导下的中式菜单英译

如何做好菜单的翻译工作是长期以来困扰译者的问题之一.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相关理论的指导.本文将关联理论与菜单的翻译相结合,探讨该理论对于译者翻译过程的指导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菜肴英译的三种主要方法:直译法、意译法和音译法.     

阐释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从汪榕培的《墨子》英译谈起

翻译这一复杂的实践过程中,译者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传统翻译研究经常忽略了译者这一翻译主体的作用,使之屈居于从属地位,境地尴尬.本文试图结合翻译研究中的阐释学理论,并在对汪榕培《墨子》一书译本及其阐释基础上,探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译本选择、翻译策略、及对作品阐释层面上主体性地位的体现.     

时空限制下的译者权力话语

翻译不是完全客观的机械的运作,翻译过程就涉及到了译者的主观理解和表达.一个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发挥还受到原文框架的限制,其所处的时代、空间的约束.这包括政治文化导向,经济地位等因素.本文就以三个历史时期的<圣经>翻译为例,展述译者是怎样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进行翻译,行使其话语权力,使基督教文明得以传入中国,为国人所接受.     

变译论与女性主义翻译思想之间的对话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女性主义翻译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女性主义翻译观强调译者的主体性，解构了原作者和原文的父权话语权力，颠覆了忠实在翻译中的权威地位。女性主义翻译的颠覆性和变译中的变通性构成对话关系，两者都是对忠实的叛逆，使译文具有混杂性和互文性的特性，通过译者在翻译中掌握的权力话语，实现译文话语权力的重构。     

权力话语与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

借助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话语理论和美国翻译学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的意识形态因素论，探讨文革时期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对的外国文学翻译的影响，发现文革时期的主流权力话语对外国文学翻译的操控极其明显，具体表现在对翻译题材的选择、译作的出版发行、对译者的管理和组织以及对原作的阐释和批评等方面。同时期潜在翻译的存在表达了译者的自我追求，作为特殊年代的个人话语具有重大意义。对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充分表明翻译不仅仅是译者的个人活动和单纯的语言转换，同时也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     

解构影响下的翻译中的延异问题：女性主义视角

以Nicole Brossard的加拿大法语女性主义语篇及其女性主义英译文为例,探索解构影响下的翻译中的差异性问题。女性主义译者明确拒绝传统的忠实观及强调翻译的个体性和创造性,因而其译品被视为对主流翻译话语的挑战。女性主义翻译所基于的论点是：通过使用创新性翻译策略使女性主义译文成为源语篇的有意误译和延伸,女性主义翻译异于传统翻译,构成差异性而非派生。这一论点是值得质疑的。我们需要考察女性主义翻译如何不同于传统翻译。在分析的语篇中,女性主义翻译话语并不体现于实际的翻译实践中,所用到的异常翻译技巧只构成译文的次要特点。     

权力话语操控下的译者主体性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总会体现出主体性,但是其主体性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权力话语就是译者主体性的重要制约因素,意识形态、社会历史、伦理观念等权力话语的方方面面都会影响和操控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因此译者主体性是权力话语操控下的能动性。     

意识形态与翻译原本的选择

翻译原本的选择主要受一定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需求以及译者的价值取向。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可以分为四次：早期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及五四运动以来的翻译活动。每一次翻译活动中翻译原本的选择都和那一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跨语认知映射视角下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隐喻的英译研究

研究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211则政治隐喻的翻译为例,基于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认知映射,探究跨语翻译后政治隐喻认知映射的改变,以及不同认知映射方式所对应的翻译方法,进而阐述政治隐喻英译的规律性特征。研究发现,政治隐喻跨语翻译后概念域的认知映射关系可分为映射匹配、映射缺失和映射转移三种,映射匹配对应保留喻体的直译法,映射缺失对应舍喻体、留喻义的释译法和舍喻体、舍喻义的省译法,映射转移对应转换喻体的借译法。其中,实现认知映射匹配的直译法占比最为突出,彰显了对外政治翻译中译者的话语自信。隐喻翻译是译者文化认知的“体验”过程,书中的政治隐喻英译呈现出回归源语文化的倾向,尽可能地保留原文隐喻的认知映射,进而再现领导人的话语风格,争取更广泛的国际支持。      

《中庸》的多译本解读与译者文化身份认同研究

汉学家的《中庸》译本或享有以经解经的美名,或因用中国哲学话语翻译而著称,都获得了尊重儒学文本的称赞,但细审之下却发现它们在形而上学层面都有背离儒学义理的情形。反观辜鸿铭的翻译,表面上看似偏离了儒学概念内涵,或因直接引用西方思想家的章句而饱受扭曲中国文化之讥,但在儒学义理上却保持了与原文本的一致。这种差异解读可归因于各自的文化认同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共同作用。此外,辜氏用西方话语翻译儒经意在诉诸目标语接受者的文化经验,使儒学义理与目标语接受者产生文化共鸣。这是辜氏对译本目标语文化接受的历史文化关系制约深入思考的结果,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翻译的等效性:一个相对的概念

在英汉互译中,设法使原语与译语达到几乎完全的等效,就成了译者为之竭尽全力奋斗的目标。它要求译者融会多方面的知识,考虑多种因素,结合自己各方面的才能,综合运用各方面的阅历、技巧和文化视点的转换构思。它是翻译领域中要求较高的一种技艺和技巧。文章从词汇表达,句子构建和语篇处理的角度,谈翻译的等效性。     

英汉词汇的不对应及其翻译

英汉词汇不对应的现象越来越受人关注,因为它会导致翻译者对英汉文本的曲解或误解,甚至阻碍翻译;本文不仅系统地分析了英汉词汇不对应的特征与原因而且探求了其翻译的合理的原则和方法.     

试析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以《傲慢与偏见》的两个中译本为例

文学翻译不仅是跨文化的语言转换活动,而且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文学翻译之所以可以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根本原因就在于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通过对比《傲慢与偏见》的两个译本,从语言、文化和审美三个方面分析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认为：在语言层面上,张译用词过于大胆,而孙译则较为贴切;在文化层面上,虽然两位译者使用的翻译策略不同,却各有特色;在审美层面上,孙译在准确表述原文意思的同时,还给人以美的享受,更加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