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晃汉语中的侗语成分

湖南新晃汉语属西南官话,据初步分析,其中存在侗语成分,主要表现在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在汉语和侗语的接触过程中,侗语的社会功能逐步减弱,大部分侗族已经转用汉语,但是当地汉语还是从侗语中吸收了一些成分来丰富自己。这种语言现象不仅可以帮助探索汉语和少数民族语的关系,还有利于思考少数民族和当地汉族之间的关系。     

鄂渝陕交界地区方言的官话归属判定及其分布

鄂渝陕交界地区是一片方言混杂地带,存在西南官话、中原官话、江淮官话黄孝片(黄孝方言)。通过梳理归纳前人研究中西南官话、中原官话、黄孝方言的区别性音韵特征,测算出鄂渝陕交界地区91个点西南官话、中原官话和黄孝方言的特征接近率,可以明确该地区西南官话、中原官话、黄孝方言的核心分布区,以及由这三类官话方言互相接触形成的四片混杂分布区。核心分布区圈出了三大类主体型方言：西南部地区的西南官话川黔片,旬阳县西部(以及安康市区)的中原官话关中片,白河县、旬阳县南部呈东西纵列分布的黄孝方言。四片混杂分布区分别为：东部地区的西南官话和中原官话南鲁片的混杂区,渝北和陕南邻接地带的西南官话川黔片和黄孝方言的混杂区,以及以白河、旬阳南部东西纵列分布带为轴呈南北对称分布的两片西南官话、中原官话、黄孝方言的混杂分布区。     

湖北荆州方言声韵调特点

荆州方言属于西南官话,是湖北境内的西南官话中武天片区下十几个地区中极具有个性,且影响较大的一种方言,与现代汉语规范语即普通话的差别不大,而在某些方面有其独特性。     

多语言、多方言社区和谐的语言生活——湖南省城步县长安营乡大寨村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调查

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长安营乡大寨村是典型的以侗族为主且保留侗语的多民族村寨,社区内的语言使用呈"三分天下"的格局,不同语言和方言和谐共处,各有分工:侗语是村内优势语,也是侗族内部的主要交际语;长安营话、儒林话则是特定场合以及族际通婚家庭的主要交际语.在语言态度方面,村民对普通话的认同程度最高,其次是侗语和儒林话,而对长安营话和苗语的认同程度偏低.     

安徽东至赣语的语音特点

东至是多方言分布区,赣语是当地主体方言。通过6个方言点的语音比较,可以看出东至方言从北到南,江心回民村话→禾丰话→城关话→乌竹话→南溪古寨话→龙泉话是从江淮官话到赣语再到徽语渐次过渡,江淮官话的特色逐渐减弱,徽语的特色逐渐增强,而城关赣语兼有徽语和江淮官话的特色。     

贵阳方言的"下"xa13

汉语方言中,西部地区(包括西北和西南地区)方言中的"下",读音和语义有区别于其他汉语北方方言的共同特点.而在西南官话中,"下"更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本文描述分析贵阳方言的"下",具有西南官话一致性的同时,在词汇和语法意义方面有其自身特色.     

闽语仙游话词语的历史层次概说

文章结合仙游区域的历史发展状况,认为仙游话词语存在着古闽越语、古吴楚语、各个时期汉语和具有方言特点的词语四个历史层次,从而得出仙游话乃至莆仙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大致脉络:汉武帝以前,混杂着古吴楚语、上古汉语成分的闽越语是主体;汉武帝至唐初,古汉语成分的比重越来越大;陈政、陈元光开漳后,闽越语成分的主体地位被打破,并归属于闽南方言系统;宋代以后,开始走上了脱离闽南方言吸收闽东方言成分形成独特混合型方言的历程。     

广济方音和北京语音的比较

一、引言广济县位于鄂东,靠近江西。这个县的方言在湖北方言中要算是比较特殊的。无论在声、韵、调三方面,都跟以武汉为代表的“西南官话”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就拿声调来说,一般“西南官话”是没有入声的,而广济话却保留了古入声;更特殊的是去声在广济话中竟多至三个,这就不但在“西南官話”这一系统中不可多见,就是从整个北方话系统,甚至整个汉语来说,也都是很罕见的。我们知道,汉语方言中声调之多莫如粤方言,拿九声的广州语跟十声的广西博白话来看,也没有在去声中分出三个声调来。光是这一点,广济方音就很值     

溧阳河南话句尾“着”及其语法意义

溧阳河南话的句尾"着",蕴含了"先……再说"的语法意义,用来表达祈使、假设、疑问等语气.它是中古汉语句尾"着"的形式和意义在该方言中的存留.它在鄂东方言、西南官话、赣语中也有较为集中的分布.这为考察溧阳河南话的源方言提供了新的语法证据.     

从语音演变的差异性看西南官话在湘西州的分派

湘西自治州地处西南官话的覆盖区,但那里一些地方的汉语方言却表现出湘语的某些语音特征,因而就其归属问题学术界素来存在分歧。论文认为,语音演变所产生的差异性是造成目前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并结合比较论证的方法,综合分析该地区的语言特点,最后证明湘西自治州（除泸溪县外）的汉语方言均属于西南官话。而且,又根据湘西州各地汉语方言各自的特点,对西南官话在该地区的分派情况及原因也作了解释。     

矮寨苗语的差比句

矮寨苗语差比句的典型语序有"结果 +ηη22(和)+基准"和"pi44(比)+基准+结果"两类。前者是本语的,后者是借自汉语的。本语的基准标记ηη22"和"与苗语其他方言的基准标记没有同源关系,由动词ηη22"跟随"语法化而来。通过苗语三个方言以及跨境苗语的对比发现,基准标记pi44"比"是由汉借动词pi44"比"语法化而来。pi44"比"用作苗语差比标记的时间上限是清代。矮寨苗语之所以能够借用汉语的"pi44比+基准+结果"语序,语言接触只是外因,内因是矮寨苗语语言系统具有与之相似的语序。矮寨苗语差比句的典型语序有"结果 +ηη22(和)+基准"和"pi44(比)+基准+结果"两类。前者是本语的,后者是借自汉语的。本语的基准标记ηη22"和"与苗语其他方言的基准标记没有同源关系,由动词ηη22"跟随"语法化而来。通过苗语三个方言以及跨境苗语的对比发现,基准标记pi44"比"是由汉借动词pi44"比"语法化而来。pi44"比"用作苗语差比标记的时间上限是清代。矮寨苗语之所以能够借用汉语的"pi44比+基准+结果"语序,语言接触只是外因,内因是矮寨苗语语言系统具有与之相似的语序。     

方言影视剧创作的语言因素考析

在以普通话为创作主流的今天,方言影视剧的创作,却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究其原因,当前社会文化的多元化现状,必然会影响到影视剧创作语言的多元化.方言作为某一地区的通用语言,为当地的人民服务,在一定时期内,还必然与普通话共存.其次,语言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方言现象是地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文特征,有其独特的韵味和信息含量.语言作为文化的窗口,体现着地域文化环境,并参与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的构建.常常被艺术家用来构成作品意蕴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水江中下游苗族契约中苗汉语互借机制研究

清水江中下游苗族村寨留存的近十万份苗族契约中存在丰富的苗汉语互借的文字记载,尤其是"汉字记苗音"地名的苗汉语互借现象非常突出,这些现象反映了从清初到民国近300年的时间段里汉语和苗语互借情况,也导致苗语地名的历史渊源和隐涵的文化背景出现"失语"。本文对平鳌、文斗2个苗族村寨大量契约中"汉字记苗音"地名的苗汉语互借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探索"汉字记苗音"地名的类型及规律,以探明苗汉语互借的机制和缘由。     

侗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侗语与侗族的历史、文化一样,源源流长而绵延不绝,侗家人通过侗语来表达情感,实现社会交际,亦通过侗语来保存民族优秀灿烂的传统文化,从而促进其社会的进步、发展和繁荣。因此,回顾侗语研究的历程,总结侗语研究的经验与成果,展望21世纪的侗语研究,很有必要。     

论苗语和汉语之间的相互影响

由于苗族与汉族长期接触和交往,苗语和汉语之间的相互影响十分明显.当然,苗、汉语之间的相互影响虽然是双向的,但并不是均等的.由于汉民族是我国的主体民族,汉语是我国各民族共同的交际用语,因而汉语对苗语的影响比苗语对汉语的影响要大得多.探讨苗语和汉语之间的相互影响,既可从中窥见苗族与汉族、苗语与汉语的历史渊源关系,又有助于苗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之间的交际,还有助于开展苗汉双语文教学.     

论榕江侗语对当地汉语的影响

语言接触表现在当使用不同语言的说话者密切的接触时,这种接触会影响至少一种语言,并会带来语音、词汇、语意形式的变化.以榕江县城附近的侗语和当地汉话相互接触为例,可以看得出侗语对汉语榕江话产生较大的影响.     

宁波方言词语溯源

方言词汇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弄清楚方言词汇的来龙去脉,而要弄清楚方言词汇的历史来源,又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就宁波方言而言,考索词源的工作前修时彦已经做了不少,但远远没有穷尽。本文拟以明清白话小说语料为依据,对《宁波方言词典》中未曾溯源的若干词条作些考源。这样做,既有助于宁波方言研究,又有助于汉语词汇史研究。     

我国语言规划中外国语言因素的缺失及应对策略

我国十分重视汉语语言的规划和研究,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作为语言规划的一个重要方面,外国语言规划长期处于一种被忽视的状态。这种忽视体现在政府管理机构的不重视、汉语语言研究人员的轻视和外语语言研究人员的忽视。对外国语言规划的忽视必然导致我国语言生活中的系列问题。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外国语言规划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课题。应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从语言规划的地位和本体两个方面对外国语言实施科学有效地规划,从而为建立和谐语言生活提供保障。     

宁波方言社交称谓的文化意韵和语言表达

方言是语言的变体,它既是一种交际工具,亦是文化的载体。宁波方言社交称谓真实地再现了宁波的商业、饮食等独特的地方传统文化,折射出鲜活的人文世界。其语言表达生动形象,多运用借代和比喻两种修辞称谓,来达到含蓄讽刺的表达效果,体现出宁波人幽默风趣、温柔敦厚的性格,亦反映了中华民族委婉内敛的审美心理。     

简论汉语国际化

汉语国际传播的历史相当久远,但汉语国际化的速度和规模却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显现出来。汉语国际化既是一个客观进程,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一个自觉的国际推广过程。这两个进程是有机地交织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