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污名与身份污名的交互——以艾滋病污名为例

经典的污名化理论对污名做了分类但没有阐明各类污名之间的关系。随着医学人类学兴起,艾滋病污名与社会身份污名的交互现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研究表明,不同种类的污名具有传递性和交互性,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相互作用、吸收彼此的社会文化内涵,甚至通过交互作用再生出新的污名。这些规律和特点在艾滋病污名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不利于有效解决业已存在相关的社会问题。     

论“福利污名”及其应对策略

本文通过对福利、污名以及福利污名等概念的论述，并结合我国目前的社会救助体系，阐述了基于家计调查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给受助者带来“污名感”的原因。同时结合“污名”的形成过程，提出了如何化解公众在接受救助过程中被“污名化”的对策和建议。旨在探索如何实现在不损害公众的主观福利的前提下，增加公众的客观福利的健康、有序的社会救助体系。进而确保在社会救助的实施过程中，真正地做到增加公众的整体福利。     

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群体交错污名研究———以郑州市A建筑集团农民工与B区社区居民为例

污名作为贬抑的标志,不仅造成社会排斥与社会交往矛盾,更是社会文明发展的绊脚石.近年来,针对精神疾病、肥胖、边缘群体等的污名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污名化问题也成为了考察群际关系与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以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两大群体为研究对象,选取共计120名被试,分别通过外显测量及内隐测量的方式考察两大群体间的污名现状,探讨是否存在交互污名现象.结果表明,农民工群体对城市居民群体有着外显污名化的倾向而内隐污名效应并不显著;相反,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群体的外显污名较为缓和而仍存在较为显著的内隐污名.     

从西方经验到中国语境——以农民工为重点的文献考察

“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研究渐成热点,但研究论域和框架仍有待廓清.借助文献分析方法,梳理了“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研究在西方可资借鉴的若干理论资源或研究路径,以及在当下中国面临的特殊社会语境.结果显示：与西方聚焦的跨国移民性质不同,中国的移民,主要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乡村—城市”单向性国内移民.由于西方经验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差异与间离,研究我国“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的关系”,既要借鉴西方经验,更要立足中国语境.另外,“移民与媒体”议题应该置于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的互动关系中考察,因为结构与政策的错位和冲突,是中国国内移民身份认同困境产生的主要根源.     

风险社会中的污名现象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湖北人”污名的分析

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针对不同群体的污名现象。文章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湖北人”污名为例,结合风险社会理论分析了风险社会中的污名现象。研究发现,风险社会中的污名现象表现出突发性、内隐性和单向性等突出特点,社会风险及其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慌、信任危机以及风险意识的形成和传播等因素共同导致了污名的产生和扩散。污名应对的中国经验表明,结合风险社会的特点,通过政府、专家、媒体和公众的共同努力,有助于提升预防风险和治理风险的能力,合力消除污名,这值得其他国家借鉴,也应进行更深入研究。     

日常生活中的“族性”--关于民国时期甘孜藏区汉人移民的社会学考察

以民国时期甘孜藏区的汉人移民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对这一群体的职业构成、社会地位及身份认同等问题予以考察,并对其背后的动力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在日常的民间交往中,无论是移民群体,还是本地族群,其“族属”意识都处于“自在”的状态中,与血缘、地缘、职业、阶层等其他与“身份”相关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汉人移民在本地社会的地位更多地与职业、财富等因素相关,而与“族属”关系不大。同时,汉人移民的“本地化”与本地族群的“汉化”是同一个社会进程的两个方面。对于迁移时间较久的汉人移民来说,他们对居住地的“地域认同”可能会超越“族群认同”,而构成其行为选择的主要逻辑。     

幻象与认同:历史上太湖流域渔民身份的底边印象

身份是从自我与社会互动的角度对个人和群体进行多面性的有序建构。传统社会中,传统的想象和污名化构筑了社会等级的结构,并形成了对渔民的偏见与歧视。而被污名化的渔民却产生了对"污名的认同",并呈现于日常社会生活的一些方面。可见,在传统时代,渔民底边身份的形成和污名化与国家权力和主流社会的排斥不无关系。考察渔民身份的多重性,是对太湖渔业文化的尊重与保护,是践行费孝通先生倡导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理念的最好方式。     

以广告为视角探究移动互联网 时代的污名之演进

随着对污名研究的深入，媒介在污名过程中的作用逐渐得到公认。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介在污名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表征。本研究以腾讯新闻中1686条包含“广告”的新闻为对象，探讨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介对广告污名的特征：不被关注，即使关注也是被主要当做一种并不重要的社会现象进行关注；在关注过程中，更多关注负面和短板。在分析成因时，本研究认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两级信源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媒介污名广告的原因。     

污名及其有效的应对策略

针对当前我国污名现象日益突出的状况,阐述了污名的概念和类型,揭示了形成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等污名的社会认知过程,探索了消除污名的个体、群体和人际关系等层面上的有效应对策略。     

农民工工作场所越轨行为、污名效应与城市融合感知

采用对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5个城市建筑工地农民工工作场所越轨行为进行274份问卷调查所获取的数据,运用层次聚类分析越轨行为、污名效应与城市融合感知,发现存在生产过失型、政治斗争型、违法型和财产型4种类型的越轨行为,并测算了这些越轨行为存在不同的严重程度;55%以上的农民工认同越轨行为存在污名效应,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在污名效应方面不存在显著差距,污名效应与农民工城市融合感知显著相关。提出了减少农民工工作越轨行为、减轻农民工负面形象及增强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的群际关系的对策和建议。     

艾滋病、污名与污名控制策略

艾滋病是一种具备严重污名化特征的疾病,艾滋病人及其家庭成员会受到与此有关的污名歧视。艾滋病人通常采取隐瞒或暴露的策略进行污名控制,这会造成个人压力增加、妨碍病人获得治疗等。在社会工作职业化的背景下,认真开展并切实做好一对一的个别化工作、家庭护理小组工作、社区教育、制定和完善相关社会政策等实务,可降低污名并取得良好效果。     

心理疾病污名对大学生心理援助的影响

心理疾病污名是由与心理疾病有关的刻板印象引发的社会地位丧失和歧视,它影响了大学生的心理求助行为、高校对心理危机大学生的筛查、早期干预及心理援助效果。高校心理援助机构可通过教育改变师生对心理疾病的刻板印象,创造更多机会让存在心理困扰的大学生与大众接触,帮助蒙受心理疾病污名的大学生摆脱自我污名,并不断提高心理援助人员的职业操守和专业能力来应对大学生心理疾病污名。     

关于心理疾病污名和社会歧视的探讨

心理疾病污名是加诸在心理疾病患者身上的耻辱标记，主要指由与心理疾病有关的刻板印引发的社会地位丧失和歧视。随着社会日益激烈的竞争，心理疾病患病的人数不断上升，社会对他们的歧视与排斥也越来越严重，导致了各种负面影响和不良后果。本文通过分析其原因，提出了减少心理疾病污名和歧视的可行性建议。     

“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研究:从西方经验到中国语境——以农民工为重点的文献考察

"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研究渐成热点,但研究论域和框架仍有待廓清。借助文献分析方法,梳理了"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研究在西方可资借鉴的若干理论资源或研究路径,以及在当下中国面临的特殊社会语境。结果显示:与西方聚焦的跨国移民性质不同,中国的移民,主要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乡村—城市"单向性国内移民。由于西方经验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差异与间离,研究我国"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的关系",既要借鉴西方经验,更要立足中国语境。另外,"移民与媒体"议题应该置于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的互动关系中考察,因为结构与政策的错位和冲突,是中国国内移民身份认同困境产生的主要根源。     

住院康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权力状态与自我污名

面对医护人员的权威,住院康复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处于完全无权的状态,而这种无权的状态以及污名的内化,使患者发展出沉默与妥协的策略,并导致自我贬低与放弃,最终难以脱离院舍化环境,回归社会。住院精神病人的无权状态与自我污名化凸显了充权的重要性。     

沿海开放城市新移民的城市认同与多元传播视野中的认同建构 ——基于惠州新移民现状的传播社会学研究

在社会流动加快的时代,开放地区对新移民通常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然而,传播调查显示,进入开放城市的新移民的城市认同感并不如人们直观感受的那么高。提升新移民的城市认同,需要超越习惯思维,建立城市认同系统,以多元传播视野整合传播机制,从而对新移民进行多元的“在地化涵化”。     

城市低保救助中的福利污名：基于定性与 定量证据的分析

从受助对象角度分析低保救助资源的有效配置,为进一步提升我国社会救助管理水平提供了新视角。福利污名为这一分析视角提供了有价值的概念工具,本文借助这一概念工具分析我国城市低保救助中的福利污名问题。分析发现,超过半数低保受助对象因申领低保救助而感受到了污名化,感受到更多邻居非议的低保对象同时也感受到更多个人心理污名。街道及社区居委会干部的友好态度反而强化了低保对象的个人污名感。低保对象所体验到的福利污名程度与其对低保制度执行的公平性感知密切相关。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受助对象所感受到的福利污名会降低其对低保制度的利用。因此,关注低保救助中的福利污名问题,增进受助对象的主观福利,是提升我国低保救助治理水平的必然要求。     

从移民视角看早期好莱坞电影的文化与政治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与来源多样的移民历史有着深刻渊源。好莱坞作为美国大众文化的代表,自然从诞生起便与美国社会的多元移民文化密切相关。世界各地不同种族、民族、文化背景的移民直接参与了好莱坞的塑造和发展过程,并因此在其发展初期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黄金时期便奠定了其全球性的特征。虽然早期好莱坞银幕上的移民形象仍呈现出定型化、他者化和符号化的异国形象特征,但多元开放的移民文化和移民经验不仅参与塑造了美国国内不同背景移民对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的认同,同时也为好莱坞的全球性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推动了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全球传播,进而吸引世界各地移民源源不断来到美国,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研究

依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可借以分析我国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现状，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能综合考察影响就业青年流动人口本地人身份认同的多重因素。研究发现：虽然我国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总体身份认同状况较好，但认同结果与认同期望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个体因素、制度因素、社会经济因素、流迁因素和社会交往因素对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均有显著影响。据此提出了促进就业青年流动人口本地人身份认同的政策建议：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高青年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培训体系；将青年流动人口全面纳入住房保障体系和城市社区体系，消除青年流动人口与本地人的社群隔离。     

关系贫困：移民社会关系网络的断裂与重建——以丹江口水库移民S村为例

水库贫困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因居住空间强制性位移而发生断裂与重建。通过对丹江口水库移民S村的个案研究,对水库贫困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实践样态及生成逻辑进行考察。首先,水库贫困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未能完全从迁出地“脱嵌”,亦未能实现在迁出地的完全“嵌入”,呈现出“半脱嵌”于迁出地和“半嵌入”于迁入地的实践样态;其次,水库贫困移民社会关系网络样态的生成因由包括因空间隔离而产生的社会交往的“两地化”、因社会隔离而产生的社会交往的“标签化”以及自我隔离所产生的社会交往的“内卷化”等三个层面。最后,基于对水库贫困移民社会关系网络实践样态及生成逻辑的考察提出“关系贫困”的概念,认为水库贫困移民社会关系网络处于一种低层次水平,关系资本的存量较低,水库贫困移民无法从中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致使其自身缺乏改变贫困的社会行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