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迁移家庭城市融入中的制度排斥与家庭策略

基于结构-能动二维互动的视角从社会结构和家庭策略两个层面出发,在对广州和长沙两地流动迁移家庭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发现：流动迁移家庭城市融入结构包括经济、文化、身份、心理四个维度,其城市融入的总体水平偏低且在经济、文化、心理、身份四个维度上呈现出依次降低的趋势。影响流动迁移家庭城市融入度的因素既有社会结构的因素,也有其自身的能动因素。家庭策略在流动迁移家庭城市融入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家庭策略依旧会受到结构因素的制约。因此需要构建家庭友好型的公共政策,促进流动迁移家庭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长,以加快流动迁移家庭的城市融入进程,进而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2012年江浙沪流动人口调查数据,使用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从家庭中劳动者个体、家庭和社会三个层面考察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因素。在32 975个样本的基础之上,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呈现明显的家庭化特征,劳动者个人特征、家庭因素和社会结构要素等都对家庭化迁移的发生具有显著的影响。在劳动力个体因素中,女性,年龄小,教育程度较低,居留时间长,拥有自我决策行动能力的雇主和自营劳动者更倾向于发生家庭化迁移;在家庭影响因素中,婚姻关系和孩子的数量都会正向地影响家庭化迁移行为,流动人口家庭及其成员与家庭迁入地联系越密切,越容易发生家庭化迁移;在社会层次上的影响因素中,农业户口相对于非农业户口更倾向于发生家庭化迁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越会吸引家庭化迁移。依据这些发现,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应该着重注意帮扶女性流动人口就业、推进社会融合、活跃中小城市经济三个方面。     

社会资本、非正规就业与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

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实证检验原始社会资本、新型社会资本对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影响以及更高层次的非正规就业对新型社会资本影响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原始社会资本对乡城流动人口初次非正规就业效果明显;新型社会资本对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新型社会资本通过影响乡城流动人口获得更高层次的非正规就业进而影响其家庭迁移。因此,需注重新型社会资本的培育,促进乡城流动人口实现“原始社会资本”向“新型社会资本”的延展。此外,应当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规范性,消除市场歧视,为乡城流动人口提供更完善的就业信息,最终促进乡城流动人口实现家庭迁移。     

宅基地禀赋与乡城家庭化迁移——基于分期动态家庭迁移决策机制分析

家庭化迁移已成为中国乡城迁移的主要模式,具有分期性和动态性的特征。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土地对个体迁移决策的影响,对家庭化迁移的关注较少,也很少有研究考察土地在家庭化迁移不同阶段的影响。基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的视角,在托达罗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分期动态的家庭化迁移决策机制,将家庭化迁移分为两个阶段：家庭离散阶段和家庭聚合阶段,并利用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拥有宅基地对家庭化迁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对于拥有宅基地的家庭,宅基地面积对家庭化迁移的影响为显著的“正U型”;（3）相比于家庭离散阶段,宅基地禀赋在家庭聚合阶段的影响更大。据此建议进一步保障农民土地产权的稳定性、探索构建农村宅基地流转制度、制定满足迁移家庭基本生活需求的公共服务和户籍制度。     

家庭特征与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

采用国家卫计委在八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将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分为经济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三个维度,主要预测变量家庭特征变量涉及基本家庭特征、成员随迁、代际互动、农村家庭资产、老家困难事件这几个维度。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家庭特征对于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特征除了婚姻以外,其他特征均对农民工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融入三个维度有不同方向和程度的影响。政府需要从家庭整体角度设计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提升他们城市的社会融入水平。     

家庭禀赋、住房选择与农民工迁移意愿

主要研究农民工的家庭禀赋和住房选择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家庭禀赋对其城市迁移意愿具有显著且重要影响。第二,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经济水平越高,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越强;家庭社会资本考察中,依靠自身能力寻找工作机会、积极参与流入地各项健康教育活动的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更强,流动时间越长、流动距离越近的群体社会资本积累越多,更倾向于城市迁移;参与城市社会保障类型越丰富,农民工群体城市生活的风险应对能力越强,迁移意愿会更强。第三,住房选择层面,在流入地购房、通过市场租赁住房和居住政府保障住房的农民工群体居留意愿强于集中居住于单位宿舍的农民工群体,在流出地购房会抑制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结合经济资本的考察,家庭住房支出在家庭支出结构中占比越大,农民工的城市迁移意愿会更强。     

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界定与实现路径探析

进入21世纪以来,乡城迁移和农民市民化逐渐成为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现象。农民既是乡城迁移和市民化的主体,又是城市化的主体和核心,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和能动作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要求迁入城市的农民转化为市民。为此,＂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概念体系需要深入界定。在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乡城迁移的农民必须完成职业转化、身份转变、思想转换和地域转移四个方面的转化。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具有农村农民市民化不可比拟的优点,能够很好地解决我国二元经济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乡村人变为城市人,融入城市生活,建设城市,从而使城市向着更高层次迈进。而且,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是一个开放性的研究领域,需要深入研究。     

基于拉姆齐增长模型的乡城迁移城市化模式研究

乡城迁移城市化是现代城市成长的前提和基础,而且研究乡城迁移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乡城迁移城市化模式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乡城迁移城市化模式有两种:政府主导的郊区城市化和农民自发进城务工的迁移城市化。基于两种乡城迁移城市化模式中的农民收入增长率使用拉姆齐模型研究了城市增长过程,研究表明:乡城迁移城市化之后的消费水平并不是农民的最优消费水平而是政府强加的消费水平,城市化中的最优路径是类似于使农民利益受损失的"圈地运动"经济增长路径,政府购买不会对经济系统的均衡路径产生影响。此类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城乡和谐发展。     

中心城市迁移对农民工城市化质量的影响

既有关于农民工迁移的“大城市偏好”研究主要关注其经济收入回报,忽视了中心城市对迁移家庭的非经济福利影响。经济福利是家庭核心成员迁移阶段关注的基础目标,而最终目标是追求家庭“生活质量”。通过搭建城市化质量框架,分析中心城市迁移对已婚农民工城市化质量的影响,关注中心城市迁移对自主迁移农民工以及随迁者收入等经济福利的影响,同时也关注中心城市迁移对农民工的团聚——夫妻共同迁移和子女随迁的家庭迁移等非经济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心城市迁移优势不仅体现在经济福利上,同时还体现在家庭团聚与稳定性等非经济福利方面,在农民工不同阶段迁移决策过程中,中心城市的优势均得到了有力支持。因此,无论是从提升农民工收入的角度而言,还是从关注未成年子女教育与发展的角度,均应强调在中心城市优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促进农民工家庭迁移。     

人口流动与迁移对城市收入分配的影响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与迁移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益突出，尽管从长期看，人口流动与迁移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城市化发展，但从短期看则加剧了城市收入分配的分化，甚至使城市贫困问题更加严重。为此，应建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城市综合公共政策体系，将流动人口问题纳入政策关注范畴，将城市公共福利水平作为考量政府执政能力的依据。     

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社会适应差异性研究

在社会流动背景下,因婚姻的缔结而产生女性人口迁移现象越来越普遍,但婚姻迁移女性并非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她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根据迁移目的和迁移过程,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传统型、回迁型和双迁型三种类型,三种类型的婚姻迁移女性在一般特征和社会适应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差异.     

迁移与发展：中国乡城劳动力迁移的回顾与展望

从推动经济增长、提高农民收入、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等方面看,中国乡城劳动力迁移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由于中国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城市化水平依然很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仍很巨大。中国劳动力乡城迁移远未完成,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南开大学"2013年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问卷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信用卡消费、住房产权、居住质量、流动类型、流入时间、对城市生活水平的满意度、流入地亲人数、朋友中的本地人数量等具有生活适应性和社会融入度的指标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同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通过影响流动人口社会参与等也对其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但是,户籍、婚姻、就业类型、家庭人均月收入、住房公积金等代表社会分层和经济状况的指标影响却不显著。说明在与购房成本等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影响流动人口经济状况的指标对流动人口的生活适应和社会融入影响不大,因而,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也不显著。因此,改善流动人口居住状况比提高流动人口收入等对于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定居城市更加行之有效。     

基于因子分析的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会融合聚类研究

在自行编制“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会融合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对1011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进行测量,运用聚类统计方法对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会融合的经济融合、社区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共四个维度的不同因子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会融合的经济融合、社区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四个维度的不同因子呈现差异显著的五种类别,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会融合呈现多样性,因此提出从多方面提升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社区融合水平。     

获得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标尺

将获得感作为衡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标尺,有利于维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权益,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各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和共同性,更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经济、政治、文化、民生四个维度研判少数民族城市融入的情况,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依然处在初级融合的水平,离完全融入城市的目标尚有距离。在此基础上,提出塑造有利于少数民族经济获得感的积极型城市,打造激励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政治融入的开放型城市,营造适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文化融入的包容型城市和创建悦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民生融入的友好型城市的路径。     

丈夫外出务工对半流动家庭婚姻关系的影响及其对策

我国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民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寻找务工赚钱机会,形成了半流动家庭这样一种农村家庭新模式。但半流动家庭的夫妻长期两地分居,使家庭功能无法完全实现,对夫妻感情和家庭稳定产生很大影响,容易出现婚姻危机。我们应当正视问题,通过大力发展地方经济,提高流动人口的家庭化程度,加强道德与法律的宣传教育,制定更加灵活与人性化的政策,慎重处理半流动家庭离婚案件,建立多元化调处化解婚姻纠纷的联动机制等多种措施,稳定农民工的婚姻关系,以维护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迁移者的空间选择机制分析——基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

迁移者自由流动并聚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经常发生的社会经济现象。在迁移者的空间选择聚集这种现象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经济学可以解释的经济关系和逻辑。人力资本积累与流入地工作的匹配程度决定了流动的方向,社会资本存量决定了其集聚的程度。人力资本积累与社会资本依赖度在迁移者流动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低人力资本积累的人对社会资本的依赖性更强。     

城市流动人口中“三失”青少年的社会工作干预

随着农民工家庭化流动的增多,城市流动人口中的“三失”青少年问题突出,如违法犯罪率高.但由于其流动人口身份,受到城市社会关注较少,现有的针对流动人口“三失”青少年的社会工作干预成效有限,存在不少问题.本文认为城市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要尽快覆盖到流动人口中的青少年群体,依托社区、企业与学校在帮扶过程中的辅助作用,实施社工机构与社会、企业、学校与家庭多方联动的机制,解决相关问题,使其尽快回归社会,融入社会.     

人口流动与迁移对城市收入分配的影响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与迁移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益突出,尽管从长期看,人口流动与迁移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城市化发展,但从短期看则加剧了城市收入分配的分化,甚至使城市贫困问题更加严重.为此,应建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城市综合公共政策体系,将流动人口问题纳入政策关注范畴,将城市公共福利水平作为考量政府执政能力的依据.     

固守 流动 迁移——从女性角度分析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农村家庭

农村家庭可分为固守、流动与迁移3种类型,研究发现提高妻子的教育水平和家庭月收入会显著提高固守家庭妻子对孩子城市定居的意愿;流动家庭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是丈夫的3.4倍,丈夫的月收入明显低于迁移家庭丈夫的月收入,家庭负担自评较重;迁移家庭的妻子年龄最小、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最高,但月支出却没有显著扩大,迁移家庭在城市定居的意愿也是最低.建议提高固守家庭成员的农业种植和农产品开发、流通技能;重点关注流动家庭;政府、企业、家庭合力稳定迁移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