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数据保护的竞争之维：理论证成、实践面向与进路设想

关于商业数据的保护模式，理论上有既有部门法权利保护、新设权利保护和竞争法权益保护等多种路径，实践中多以竞争法规制具体侵权行为以回应个案的权益诉求。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商业数据专条”延续了既往的司法理路，但存在保护范围较窄、制度创新不足等问题，对商业数据的统一定义也无法满足具体类型数据的差异化利益诉求。现有的商业数据保护模式有权利法和竞争法两种路径，但未根据商业数据的形成过程对其进行类型化界分。有必要为公开与未公开商业数据分别创设符合其利益的保护路径，以加快数据市场化流通，完善数据要素市场。     

从数据垄断走向数据开放：数据成为必需设施的竞争法分析

数字经济下,数据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拥有大量数据的支配企业却往往拒绝其他经营者对数据的访问,意图垄断数据资源。竞争法有必要通过必需设施规则,对支配企业拒绝访问的行为予以规制,实现数据开放,促进数据资源的流通、利用。结合必需设施规则的发展历程,必需设施规则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适用需要有严格的条件限制。这些条件包括:在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前提条件下,首先数据需要构成必需设施,即数据是经营者参与市场竞争所必不可少的;其次,支配企业拒绝数据访问的行为所产生的消极效果明显大于积极效果;最后,支配企业拒绝数据访问不存在合理的理由。满足了上述条件后,支配企业才需要承担允许数据访问的义务。在此基础上,竞争法需要针对数据访问的具体要求以及其可能与个人数据保护法、知识产权法之间的关系进行细化,以使数据访问在实践中更具有操作性。具体而言,竞争法对数据访问的要求主要有三点:其一,其他经营者对数据的访问应当是公平的;其二,其他经营者对数据的访问应当是现实可行的;其三,其他经营者对数据进行访问需要支付合理的费用。在竞争法与个人数据保护法之间的关系上,一方面,个人数据保护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他经营者对数据的访问;另一方面,个人数据保护法与竞争法在价值上存在着统一性。在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之间的关系上,大多数情况下,支配企业拒绝其他经营者对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数据的访问的行为是合法的,但是支配企业也需注意在合理的范围内行使权利,不得滥用知识产权限制数据访问的实施。在数字经济时代,我国有必要在反垄断法规范体系中纳入必需设施规则,同时在相关的法律规范和指南中对数据访问的具体内容进行设计,加强与个人数据保护、知识产权等相关法律规范的协调,实现数据访问的本土化建构,促进市场竞争,挖掘数据的巨大价值。     

论大数据背景下的民事证据禁止规则

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其对我国现有民事证据禁止规则提出了新的挑战。大数据的诞生引发了学界以及实务界对其侵犯公民隐私权、知情权等权益的争议。为了契合民事证据禁止规则,大数据的挖掘和预测必须以合法的方式来进行。在学界对我国民事领域证据禁止规则的确立已经达成共识的前提下,为了使民事证据禁止规则更好地发挥作用,建立民事司法数据库、严格规制数据收集和使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征信视阈下信用权司法保护路径研究

征信是信用经济的重要支撑，随着信用信息采集途径和手段的智能化与信息化，信用信息采集范围将不断扩大，也随之带来信用权纠纷数量的迅速上升。通过对征信领域已生效的80份司法裁判文书的对比分析，发现信用权纠纷在司法实务中集中表现出案由适用混乱、侵权行为认定困难以及信息提供主体内控制度缺失等问题。司法裁判的差异性，让研究再次聚焦产生信用权理论争议的缘由和征信领域中信用权本体论，进而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不同视角构建以个人信息权益保护路径为主，重视财产利益救济；综合人格权案由适用，重视人格利益救济；健全信息提供主体内控制度，引导纠纷诉前解决等多种机制，以完善信用权纠纷的司法救济路径。     

暴雨下机动车“涉水险”赔付探讨

车辆损失保险纠纷案件审理中，有关涉水险纠纷的裁判规则尚未真正在司法实务界得以确立。暴雨与发动机进水两者之间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没有不利解释规则适用的前提条件，即“通常解释无法得出确定结论”。现行法上认定涉水附加险条款的绝对无效不具有明确的依据，于法理亦有不合。应当以近因原则为纠纷解决路径。适用近因原则时，应澄清技术机理，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加以社会学分析，综合确定案件处理的裁判思路。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竞争法的重构

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竞争的变化是:从国内竞争到国际竞争和全球竞争;从单一竞争到复合竞争;从孤立的企业竞争到国家参与、协调和管理企业竞争;从无规则竞争到规则竞争。竞争法也在域外效力、价值与功能定位、实施原则、规制对象等方面发生了相应变化。为此,中国应当在适用范围、价值与功能定位、实施原则、规制对象等方面对竞争法进行重构,以适应竞争全球化和竞争法变迁的挑战。     

论基层法官司法审判能力的提升——以社区医疗纠纷的裁判为视角

解决纠纷是基层法官的基本职业定位,纠纷解决的有效性取决于基层法官司法能力的高低,基层法官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的能力、恰当适用法律的能力都直接影响着纠纷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信服度和公众对司法权威的公信度,进而影响到判决的执行效果。从基层法官司法能力中的审判能力提升为着眼点,从审判时的司法经验、司法技巧及标准规范三个方面的应用进行探讨,同时论述了司法理念对司法审判的影响作用,总结得出基层法官在司法审判时应将司法经验与法律规则相结合,灵活运用各种发现案件事实的司法技巧,辩证地对待裁判的标准规范,并将先进科学的司法理念贯穿于整个司法审判中。     

对网上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之分析

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电子业务的兴起和网络经济的繁荣,但同时也使得网上不正当竞争行为有了更加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有别于传统市场的不正当竞争手段。从现行立法来看,现行法律法规很难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甚至会出现无法可依的窘境。所以我们一方面应修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适应各国立法发展趋势,建立完善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反限制竞争法、反垄断法在内的竞争法体系;另一方面应加大反网上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力度,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利用现行法律资源中的基本原则等弹性规范,并以法律解释为补充,不断摸索审理网上不正当竞争行为案件的对策和规律。     

论衍生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

数字经济时代，衍生数据蕴藏着巨大商业价值。就其法律保护问题，国内外主要存在赋权模式和行为规制模式两种观点。衍生数据具备财产属性，属于我国《民法典》所保护的权益。若仅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下的行为规制模式对其提供保护，无法对衍生数据的利用和权利限制进行全面的制度安排，亦无法有效平衡各方主体利益。相比之下，赋权模式是激励数据生产和投资的重要保障。基于衍生数据的形成机理及对其进行保护所遵循的价值理念，将其置于知识产权制度体系下具有正当性。根据人类在数据生成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可以将衍生数据区分为有创作性投入的衍生数据和无创作性投入的衍生数据，前者用著作权保护模式，后者用邻接权保护模式。数据赋权可供选择的路径之一是在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内创设一项数据处理者权，用以保护衍生数据生产者运用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等技术所产出的数据产品。为了平衡多方利益，还应当通过增设合理使用情形、设定期限等方式，对数据处理者权加以适当限制。     

数字经济环境下数据犯罪规制和认定模式的演变

在数字经济环境下,保证数据安全和保障数据共享活力同样重要,数据犯罪的规制和认定应当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需求。现有数据犯罪规制和认定采用的是权利保护模式,即通过保护数据权利主体的利益进行数据犯罪规制和认定。权利保护模式不能满足数字经济发展的需求;以非法获取行为为规制重点的前置化保护不当可能导致数据流通受阻;现行刑法规制数据犯罪行为方式的局限可能导致数据安全保护不全面。数据犯罪规制和认定应当采用秩序维护模式,关注数据价值实现过程中各方主体的利益,看重一般数据的公共产品属性。为实现数据犯罪规制和认定的秩序维护模式,立法者应当增设维护数据管理秩序的新罪名。在数据犯罪的司法认定上,也需要及时调整思路,做好保护数据安全和保障数据共享活力之间的利益平衡。     

企业数据权益法律保护的模式探索

企业数据权益的法律保护存在几种不同理论方案，可以概括为沿用现有法律体系保护和设立新型数据权利保护两种思路。文章综合评析几种代表性方案发现，企业数据权利化保护是可行的。设立企业数据财产权具有促进数据资源优化配置、保护范围广、保护门槛低等诸多优势，但也面临数据垄断、权利属性不明确等困境。文章提出了解决困境的理想方案，即以企业数据可以成为独立权利客体作为立论基础，将企业数据分类为基础数据和衍生数据。基础数据兼具财产属性和人格属性，宜采取行为规制方式；衍生数据仅具财产属性，可确立数据财产权加以保护，同时明确该新型权利并非具有绝对性，受到使用范围、主体资格、义务承担三方面的限制。     

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风险及其刑法回应路径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数据全生命周期的风险管控是维系数字经济稳健发展的关键环节，因而有必要建立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刑法保障制度。数据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识别机制，包括风险识别的类型化、法律风险的定型化、刑法风险的规范化等。根据数据风险的形成机制，数据全生命周期的风险，有静态安全风险和动态安全风险两种范式，两种范式的刑法回应思路存在差异。基于数据是多元利益的承载者、主体属性模糊等特点，以及数字经济时代促进共享、流动的价值导向，刑法应当在适度的积极预防主义刑法观和数据安全法益观的指导下，明确“动静二分”的数据安全体系配置，建立以规制动态安全风险为重心，以规制静态安全风险为补充的保障体系。同时在刑事立法层面增设破坏数据完整性罪和危害算法安全罪，在司法层面重树解释理念，以实现产业利益与数据安全的协同发展。     

数据可携的双重路径探析 ——以个人数据保护法与竞争法为核心

数据可携不仅是个人数据保护法的调整对象,也是竞争法的调整范围。GDPR数据可携权是个人数据保护法下数据可携的典型立法例,包括接收权和传输权;权利主体是自然人,义务主体是所有数据控制者;其权利范围明显异于数据访问权,行使该权利不会自动触发被遗忘权的适用。数据可携权与竞争的关系较为复杂,其对竞争的不利影响可从竞争法下的数据可携借鉴经验。欧盟和美国均已将缺乏数据可携作为竞争法的规制对象。竞争法使企业可以请求数据可携,填补了个人数据保护法只适用于自然人的空白。我国可探索《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反垄断法》下数据可携的双重路径。     

从保护到流通：我国数据治理范式反思

“以保护促进流通”的策略仍然是当前数据治理的首要逻辑,在此策略基础上,形成了以数据权益保护为基础的数据治理范式。然而,以数据权益保护为核心的治理范式影响了数据库赋权、竞争法保护的司法实践,阻碍了数据流通利用,进而影响数据要素价值的实现,需重新进行数据治理范式选择。通过考察我国顶层设计与社会实践、欧盟的数据治理立法进程、美国数据治理制度的发展趋势发现,数据的价值实现有赖于数据流通。但是,目前尚未形成相应治理范式对数据流通予以支撑。证成数据流通治理范式,并以此为基础指导建构我国数据基础法律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我国数据治理范式应以数据分类分级为工具,以有利于数据流通为前提,以数据权益保护为保障,结合不同应用场景赋予数据主体相应的数据权益,才能呼应数据“三权分置”的顶层设计。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反垄断应对:欧盟经验与中国路径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公平竞争成为时代潮流的现实背景下,如何实施反垄断治理,实现公平竞争,是数字经济时代必须破解的课题。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引发的垄断典型问题有价格平价协议、算法合谋、拒绝数据开放等。针对这些问题,欧盟形成了一些反垄断经验,包括制定反垄断协议规则、对算法合谋和数据开放进行规制等。借鉴欧盟经验,我国可以从以下路径出发进行反垄断治理:完善数字经济领域竞争政策、建立算法合谋识别机制、明确竞争要素数据的法律地位、加强对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监管。     

立案登记制改革与行政纠纷解决司法化

行政纠纷解决司法化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2015年5月实施的立案登记制改革提供了一场政策实验,通过赋予立案程序相对独立、规范的制度空间,为提升行政纠纷解决司法化水平提供了可能。本文基于大数据与自然实验结合的研究设计,运用时间断点回归对2014年至2016年间33个月的一审行政裁判文书大数据就改革效果进行分析发现：实施立案登记制显著提升了行政诉讼率,对罚款和处罚、土地和财产等司法成本更高的纠纷领域与法治发展相对滞后的东北、中部和西部的行政纠纷进入司法程序进行了针对性调适,制度赋权、司法动员和内部监督机制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以房抵债协议的类案裁判与类型化探析

以房抵债是一种新兴的交易模式，由此引起的纠纷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类型，但立法的滞后与司法解释的局限，尚难给以房抵债纠纷的解决提供统一适用的标准，出现类似案情不同判决结果的现象，给司法实务工作带来困惑。结合最高人民法院会议纪要、判例、公报案例及指导性案例，对以房抵债协议效力的类案裁判以类型化思维将其进行分类研究，通过分门别类提出效力判断及纠纷处理思路，力求使以房抵债纠纷能获得更多法律或司法解释的支持，从而使以房抵债协议纠纷解决于法有据。     

跨境数据流动贸易规制之例外条款：定位、范式与反思

近年来,跨境数据流动成为数字经济新常态。各国对跨境数据流动进行立法管控形成了新型贸易壁垒并抑制全球经济活力的释放,跨境数据流动的贸易规制问题逐渐受到广泛关注。全球层面的跨境数据流动贸易规制,面临良好数据保护与数据自由流动两个规制目标之间的平衡难题,关涉个人隐私、国家安全、数据自由流动等诸多利益诉求。当前,由于每个国家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差异导致难以对规制目标的价值判断达成一致。不同规制目标间分歧的协调成为跨境数据流动贸易规制的重要任务。作为灵活性规则的例外条款,其独特的制度功能可以协调不同规制目标,达到不同规制目标间动态平衡的兼容效果,缓和公共政策保留要求与营造开放数字贸易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例外条款是跨境数据流动贸易规制的重要内容。现有跨境数据流动贸易规制体系中的例外条款存在不同范式,主要包括WTO例外条款、CPTPP例外条款以及RCEP例外条款三种类型。不同范式下例外条款规则设计在结构、语言表述、适用条件等方面差异明显,对不同规制目标可实现程度进行平衡与协调的能力也有所区别,各有优势但也面临不同程度的适用难度和不确定性。中国参与跨境数据流动新规则构建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任务,应当充分利用例外条款的制度功能提升我国制度话语权的对外输出能力。我国在例外条款范式选择上:一是,立足内在基准,需要实现参与者向共建者的角色转变,从完善国内数字法治出发,明晰跨境数据流动贸易规制的基本立场,寻求制度协调效应,避免恶性制度竞争;二是,寻求外在策略,坚持渐进式的功能转向策略,从追求宽松或模糊向明确或清晰的例外条款范式转变,逐渐由追求务实灵活的"契约"式合作向有拘束力"规则"式合作转型。     

大数据杀熟定价算法的法律规制

大数据杀熟现象的出现，导致平等权的侵害、价格合谋的产生以及市场秩序的破坏。究其本质，乃是数字鸿沟、算法的不透明性以及算法权力的异化所导致的定价算法治理问题。为了解决科技发展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通过对欧盟、美国的规制经验进行研究，并结合中国的现实困境与立法现状，建议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层面来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立法，设立算法审查委员会，构建算法侵权责任体系，增强企业与用户的法治意识，从而实现大数据杀熟定价算法的多元化治理。     

数据隐私保护反垄断规制必要性研究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隐私保护成为质量竞争的重要维度,事关消费者切身利益,因而为现代反垄断法的多元立法目的所涵盖.构筑在"知情—同意"规则基础上的数据隐私保护机制在数字经济垄断市场结构下面临有效性危机且救济迟滞,而反垄断规制数据隐私保护具有监管效率上的差异性优势.数据隐私保护反垄断规制虽实属必要,却也面临理论与分析工具革新的难题、法律适用冲突以及价值平衡困境.数字经济时代的反垄断法亟须以平台、数据、算法三元融合分析为基础进行重构,利用"共票"平衡数据隐私保护与利用流动背后的利益关系.在监管科技理念引导下,政府需要以大数据、区块链技术赋能竞争规制机构,构建敏捷型反垄断智慧动态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