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新儒家

在历代鼓吹儒家道统的影响下,人们很容易忽略区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儒家,后世虽有汉儒、宋儒、清儒之类的说法,但对不同时期儒家的不同特点,注意是不够的。汉代新儒家经过叔孙通、公孙弘和董仲舒的发展,理论上日益成熟,继承了先秦儒家学说,以从政、为政为主要目标,在政治实践中不断演变。汉代新儒家适应政治统治的需要,大量吸收和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兼采各家思想,构造儒家思想的新体系,倡导大一统、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把先秦儒家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神圣化,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汉代新儒家思想理论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加上政治、制度等方面的一些外在影响,它继续前进,又有更新的因素注入,从而继续在理论和方法上更新。东汉从专经到通儒,兼及诸子,到魏晋、隋唐士人转向佛、老探求,直至宋代新儒家的出现。     

董仲舒“灾异”说之确立

灾异说往往以某种自然灾害或者不寻常的自然现象的出现来作为推断国家施政正确与否的标准，并用来预测和指导未来的施政方向。汉代的灾异说其兴盛一方面受“革命”理念遭抑制的外缘背景所影响，另一方面也与灾异思想发展的自身脉络有关。灾异与道德政治相关联在先秦由来已久，由早期朴素的天命观，到战国时代阴阳学说的渗入，使得天象与人之关联的内在理据逐渐显豁，至董仲舒始将灾异说与感应说相结合，以五行对应五事，并将灾与异以小大、前后相贯通，使得灾异理论从此得以规范化、体系化，奠定了公羊灾异说的理论基础，也直接影响了纬书和何休的灾异说。     

宋代天人感应学说与祥瑞灾异赋创作

祥瑞灾异赋是建立在天人感应学说基础上,以自然界异常现象为描写对象的赋。宋代的科技、人文水平和政治变革对天人感应观念造成了一定冲击,但由于天人感应特殊的政治影响力和宋代天人之学的发达,使该学说得到了宋人的尊重和强化,大致呈现五种基本形态,即天监说、运气说、德行说、召感说、民意说。宋代祥瑞灾异赋比前人更加深化了学理内涵,现象反映和问题提出也更加尖锐深沉。它理性思考自然界异常现象;突出"为人事"的政治目的;借助天人感应来构筑修平学说;以学理发掘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等,有高度的思想和艺术成就。     

论儒学与两汉师生关系

论儒学与两汉师生关系刘厚琴儒家学说以调整和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指归，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中国古代的人际关系理论。汉代＂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儒学对汉代师生关系影响如何？这就是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一什么样的人才能算作＂人师＂＇呢...     

析杜维明的“儒家解释学”

"儒家解释学"是一项新兴的学术课题.凡站在自己的学术立场上,对儒家思想做出同情理解或诊释的带有系统性的理论或学说,皆可称为"儒家解释学".其理论体系,大致可包括解释目的与时代际遇、解释内容、解释方法三个部分.文章从这三方面探讨了杜维明对儒家思想所做的阐释.     

汉儒称"儒学"为"儒术"考

"儒学"这个概念,不见于先秦典籍,为汉儒所独创.汉儒创造这个概念,用来称谓"儒家的学问"或日"儒家的学说",但汉儒又用先秦已有的"儒术"这个概念来称谓"儒家的学问".汉儒为什么称"儒学"为"儒术",以至于兼用这两个概念来称谓"儒家的学问"?文章藉梳理"儒学"、"儒术"概念之衍变历史以说明这个问题,并认为,在汉代,"术"化儒家思想,将儒家思想由重"道"转向重"术",是时代对儒家的要求,汉儒之所以称"儒学"为"儒术",与这一时代要求有密切的内在关联.     

董仲舒伦理教育思想探析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线,在吸收先秦法家、阴阳五行等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汉代儒家今文经学的伦理教育思想.董仲舒将伦理教育作为儒家教育思想的主线,其所主张的“三纲五常”“德主刑辅”的道德伦理教育内容,以及其教育原则和方法成为儒家伦理教育的典范.其思想既是对以前学说的继承,又有其自身特色,对西汉之后儒家伦理教育思想与人们的社会道德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陆贾新儒学“圣人”观探析

西汉初年重要的思想家、政论家陆贾在反秦,承秦,变秦的汉初国家政治学说铸造中,在君主权力论上主张"圣"即"君"、"君"即"圣"的"圣君"合一理论,使君主成为"圣化"的道德人格揩摸、思想文化"独断"者与政治军事的"独裁"者,以儒学"圣化"的道德人格与社会理论作为君主专制的工具,由此奠定以大一统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内法外儒的汉代封建国家意识到封建政治学说,完成先秦儒、法诸家在汉代大一统时代的转变.     

京房易学灾异论哲学解蕴

在汉代儒生"推阴阳言灾异"的学术风气下,京房把灾异论引入《周易》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继承、发展孟喜、焦赣以《周易》象数占验灾异的思路,建构了复杂精致的八宫象数体系作为灾异占验的工具;二是不再局限于汉初以训诂《周易》经文为中心的学风,而是借助经文诠释将《周易》与灾异紧密联系在一起。京房建构的易学灾异论在理论路径上不同于董仲舒的《春秋》灾异论,前者遵循的是本天立人模式,后者遵循的是以古准今模式。京房的易学灾异论特别发展了救灾的理论,着眼于以儒家仁义礼乐等价值规范衡定君主行为的正当性,极大地发扬了《易传》的人文忧患精神。     

汉代新儒学“天人感应论”开山祖--陆贾

本文通过对西汉王朝封建政治哲学本体论"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理论渊源的探索,认为汉初思想家陆贾从"天道"观上改造了先秦诸子学说,构成为大一统专制政权服务的"天人感应"的"灾异"谴告论.他主张以"德"治世而非以"刑"治世,强调"天道"以祥报善、以灾报恶,并由此开创了汉代新儒学的"天道"观,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天人"相联的哲学本体论模式的开山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