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儒宗 流风长存——文翁化蜀对巴蜀儒学流传发展的影响

文翁兴学化蜀，不仅开创了中国地方官立学之先河，而且开巴蜀学子入京师受业经学博士之风气。儒学及其经学传入巴蜀，与蜀地固有文化相结合，形成以儒为主，融合诸家学术的蜀学，并得到长足发展。西汉以后，受文翁兴学化蜀的影响，蜀地儒学得到长足发展，历代杰出人物不绝，并在与各地文化的交流中，与时代思潮、学术流派紧密联系，融贯互通，体现为后世儒学和传统思想文化的大发展。扬雄、杨终、杜甫、宋庠、吕陶、范祖禹、魏了翁、宋濂、杨慎、钟肇鹏等历代著名人物对文翁兴学化蜀，传播儒学做了充分肯定，亦体现了巴蜀儒学的流传发展。蜀地尚文好学之风蔚然兴起，巴蜀学人除积极学习中原儒家文化、教授于巴蜀外，也重视各家文化，将儒与各家学术有机结合起来，由此推动了巴蜀地域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整个中国文化及各时代思潮的大发展。     

巴蜀为郡考

巴和蜀都在商周时期就已建邦立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战国初期,巴占川东,蜀据川西,与中原诸国交往不多,但两国间敌侔争战,成为世仇。①秦惠文王时,秦国趁巴、蜀间战事又起,以援巴为借口,出兵灭掉了巴蜀。从此,巴、蜀便成为秦国版图的一部分,四川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巴蜀地区位于楚国上游,秦有巴蜀以后,使楚西北两面受敌。所谓秦“得其地足以     

刘备入川的政策与诸葛亮治蜀的几点启示

三国时期,刘备占据西川蜀地后,依靠诸葛亮的一系列治蜀政策,数年之间,国富民强,与魏、吴成鼎立之势.其治蜀方略给我们以下启示(1)发展生产是强国富民之基础;(2)实事求是是决定政策之灵魂;(3)胸宽容人是团结、稳定之前提.     

陆游诗中的巴蜀情结

陆游的巴蜀之游是其人生的重要阶段 ,且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陆游的诗中 ,回忆巴蜀的主题出现得非常频繁。他对巴蜀的回忆既指向蜀地的山川风物 ,也指向蜀中的人物。这些诗作与诗人的人生理想和人生感慨密切相关 ,具有抒情诗的本质。     

扬雄对蜀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蜀学自文翁化蜀以来,呈现出儒道融合、诸学共治、开放包容的学术特色,对中国学术史有着重要影响。扬雄追慕蜀地汉赋名家司马相如、王褒,师承巴蜀著名学者林闾翁孺与严遵,其学术成就与蜀学有着密切联系。扬雄继承和发展了蜀学中的文学、语言学、经学、史学、子学等传统,融汇先秦两汉百家之学,精研辞赋创作,融通《易》 《老》思想,结合天文历法,首创拟经体例,开创中国方言学,对蜀学与中国学术发展有较大贡献和深远影响。     

“蜀伐楚,取兹方”考辨

《史记·楚世家》说:“肃王四年(前377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捍关以距之。”对待这一史料,有的文章怀疑蜀不可能越过巴而到达楚境,径将此蜀理解为巴。另有文章认为此蜀当为巴或巴蜀联军。此事究应如何理解,值得深入讨论。一、关于蜀王“王巴蜀”的古史传说为了探究伐楚兹方的蜀究为何属的问题,我们先注意一下蜀王“王巴蜀”的古史传说。公元前四世纪末,秦举巴蜀,在四川地     

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地域文化与时代思潮的互动及其意义

宋代蜀学作为地域性文化,在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深受宋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理学思潮的影响。宋代巴蜀思想家及流寓巴蜀的理学家会同蜀、洛,促进了儒学和巴蜀文化的持续发展;贯通经学与哲学,促进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二者之互动,丰富了宋代理学的内涵,促进了理学的大发展。     

先秦汉晋各王朝对西南民族地区的开拓与经营

我国西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故历代中央王朝对这片地区不断进行开拓和经营,因而在客观上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开发和进步,加强了它们与中原地区的联系。 一、夏、商、周王朝以及秦、楚两国对西南地区的征伐与统治 很早以前,西南地区的远古氏族部落与中原的原始文化就存在某种联系和相互影响。黄河中下游流域进入阶级社会后,西南地区仍处于氏族部落阶段。但中原的部落奴隶制国家和此后的三代王朝先后与西南某些地区的部落,某些民族或国邑存在着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关系。早在距今四、五千年传说中的黄帝、尧舜时期,中原统治者的势力即已到达西南,并进行统辖。如,巴蜀境域的“华阳之址,梁岷之域”,“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又如,黄帝下属的一些部落,在其首领昌意的率领下,从黄河中上游流域南迁到若水（今四川雅砻江、金沙江）,还“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使蜀境的原始民族中渗入了中原民族的成分。     

说甲骨文中的蜀国地望

甲骨文中的“蜀”,学者多谓此即古代巴蜀之蜀。然四川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国与中原相距遥远,殷商时代考古文化面貌亦与中原相异,不像是甲骨文中与殷商王朝联系颇为紧密的蜀方国。通过对文献和商周甲骨金文的深入研究表明,殷周甲骨金文所见之蜀当在今河南长葛市,与四川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国并非一事。     

先秦时期蜀、巴的民族关系

先秦时期蜀、巴的民族关系方铁早在旧石器时代，四川汉源、资阳、铜梁等地就有人类活动．［１］以后，生活在四川盆地及其周围地区的居民，又创造了丰富的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周代，蜀族、巴族分别在这一地区的西部和东部建立了蜀国与巴国。关于蜀族、巴族与被统治民族...     

从《云梦秦简》看秦国的民族立法

秦国是中国先秦时期最早对民族问题进行立法的国家,从现存《秦律》内容可以看出,秦国在被征服的非华夏民族地区设置"臣邦"加以统治,并对"臣邦"君长的地位、民族身分确认、继承人保护、政治经济利益的保护做了规定.这些关于民族政策的立法,大多为后来的封建王朝所继承,成为中国古代民族立法的先河.     

论历史上巴与蜀的分分合合

巴与蜀的行政隶属 ,从秦统一到 1949年 ,经历了 2 0次大的分分合合。其中以南宋绍兴五年 (1135年 )为界 ,此前主要是“分” ,此后几乎都是“合”。从秦至北宋 ,统治者主要采用让巴与蜀分开的办法来防范其割据。和平时期 ,这确见成效 ,但每遇战乱 ,巴蜀地区仍频频割据。明清时采用“三司分理”的办法 ,才基本避免了巴蜀地方割据政权的产生。多次“合”的形成 ,除了地理、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外 ,主要原因在于 ,在战争年代 ,往往需要巴蜀的合力才能抗击侵略 ,每当天下大乱时 ,也只有二者的合力 ,才能割据以自保     

从法制层面谈宋太祖对川贵、湖广边区的经略

宋太祖时期,经过对南方割据政权的多次征伐或招抚,川贵、湖广少数民族边区先后重新纳入北宋王朝的统治之下。统一南方后,宋太祖根据边区政治经济、民族情状和社会要求之变化等,及时损益制度,加强边区法制建设,诸多边区法令法规的先后制定和颁行,使宋在川贵、湖广民族边区的统治初步有了法制依据,并在制度上形成法律与民族政策互动统治的新格局。     

法家文化与秦朝的兴亡

法家文化与秦王朝的兴亡密切相关,它在秦国历史上的作用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秦孝公时期,商鞅以法家文化为指导实施变法,使秦国迅速壮大,为吞并六国、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确立了法家文化在秦国的主体地位;秦始皇时期,由于过度迷信并片面使用法家文化,实行君主专制,崇尚权术,严刑峻法,残暴统治,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秦二世而亡,同时也扼杀了法家文化的优点,极度膨胀了其不足。秦兴于法家,也败于法家,甚为遗憾!     

蜀学渊渊 历久弥新——论蜀学之源流及其创新发展

蜀学之源,远及大禹时代,独特的蜀地文化、中原移民与文翁兴学是蜀学的三大源头;蜀学之流,于儒释道皆有开创性与奠基性之功,于文史有丰富内容与突出贡献;蜀学之质,在信仰体系、核心观念、制度创新、经典体系等方面卓有特色与贡献。溯其源、厘其流、疏其质,方能固其本、开其新,基于“立足巴蜀,面向全国,体系重建,走向世界”的理念,推动蜀学创新发展,坚固学术自信、文化自信。     

西晋时期南人之北迁及其遭遇

西晋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对蜀、吴两地的控制,从根本上消除两地再次发生割据的危险,将原蜀、吴两国的宗室、大臣及土著名士悉数迁往中原。这些人入北后虽然受到一定优待,但身为亡国之士,他们在生活中、官场上备受北人的排抵。北迁南士为了在仕途上谋求发展,以乡曲之情为纽带,相互提携,表现出了很强的地域群体意识。但纵观西晋时期北迁南士的遭遇会发现,他们在政治上并无多大作为。     

巴蜀巫傩文化与文学

一巫傩文化是产生于人类早期文明史上的一种以巫祭傩仪活动为内容,以驱鬼逐疫、了愿纳吉、祈求平安为目的的古老民间文化现象。简单农业社会的广阔背景,是巫傩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求福”、“避祸”的民间愿望是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动力。巴蜀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地区。“沃野千里,号为陆海”、“地狭而腴,民勤耕作”,以农为主、农业发达,乃是古今四川的特征之一。以农村为主要传播地的巫傩文化自然会在此找到栖身之地,繁衍生息,世代流传。古代巴蜀更是一个巫风盛行的地区,历来被视为巫术的故土,其少数民族“俗好巫鬼禁忌”(《后汉书·西南夷传》)。相传,张道陵(东汉五斗米道创立者)初到四川曾皈依鹤鸣山(今四川大邑县境内)氐羌族人的巫教,学习降魔驱鬼的巫术,而“得咒鬼之术书,为之,遂解使鬼法。”(李膺《蜀记》)“咒鬼之术书”即是氐羌鬼道的巫典。其所创道教,显然与蜀地古羌族的巫教系同源。由川人自古好巫,到源于氐羌鬼族原始巫教的早期道教发端于四川,乃是历史的必然。同时,也是四川巫风盛行的确证。这些无疑为巴蜀巫傩文化的形成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有利的文化气候。     

读“古蜀国为蚕国说”的献疑

近读朱逖先先生「古蜀国为蠶国说」一文,载进事新报学灯第四十四期主张古代蜀之称蜀实以蜀国蠶业发达故也。而「蜀」舆「瑟」古谊本同。但区区所见,未能与朱先生论旨一致爰仿古人献疑之例提供管窥以就正于当代通人。朱先生若肯赐以指教尤欣幸焉!朱先生所攷证者为古蜀国其所谓「古」当指秦前之蜀而言。惟欲证成此论须根据两汉或其以前之记载始足坚人之信。此犹论殷商事应据甲骨卜辞;论孔子事,应据论语也。乃一核朱先生所据以证蜀地有蠶业者,一据常璩华阳国志言:「蜀侯蠶业。」二据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谓:「相传蠶业始教人养蠶。」三引宋黄休复茆亭客语谓:「蜀有蠶市。」以千载后所记载之传说与情况而谓古代或即如此将传说之虚妄与夫时间上之隔离及变遷,尽行忽略;殊觉其所论之未能坚     

文翁治蜀、“汉家制度”与国家重建

汉景帝末期,文翁掌蜀。文翁治蜀,以兴学的方式敦风化俗,促进蜀地融入一统天下。在“秦汉之变”的历史背景中,文翁之举的历史意义充分浮现出来。暴秦的二世而亡,促使汉朝统治者慎思国家治理之道。“汉家制度”由是浮现： “汉家制度”经三变而成,文翁正处在变局的第一阶段。他在蜀地的探索,不仅为一地治理模式垂范,而且为“汉家制度”的国家重建奠基。文翁成功地为中国重归大一统的政制探路。但从评价的角度讲,文翁身承的“汉家制度”,究竟是不是中国之为中国不可变更的制度机制,还是一个需要在历史维度进行再探讨的问题。如果确认古今之变的不可避免,那么文翁的历史价值便不能直接被视为现实效用。     

范睢评议

在秦昭王时，洞察了兼并战争发展方向的范睢离魏奔秦，并投身到秦国的政治活动中，这对秦国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范睢不仅以其丰富的中央集权思想影响了秦昭王，结束了魏冉集团的专权，促进了秦国中央集权制的发展，而且为秦国制定了“远交近攻”的战争方略，使秦国摆脱了兼并战争之累，加快了统一全国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