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儒宗 流风长存——文翁化蜀对巴蜀儒学流传发展的影响

文翁兴学化蜀，不仅开创了中国地方官立学之先河，而且开巴蜀学子入京师受业经学博士之风气。儒学及其经学传入巴蜀，与蜀地固有文化相结合，形成以儒为主，融合诸家学术的蜀学，并得到长足发展。西汉以后，受文翁兴学化蜀的影响，蜀地儒学得到长足发展，历代杰出人物不绝，并在与各地文化的交流中，与时代思潮、学术流派紧密联系，融贯互通，体现为后世儒学和传统思想文化的大发展。扬雄、杨终、杜甫、宋庠、吕陶、范祖禹、魏了翁、宋濂、杨慎、钟肇鹏等历代著名人物对文翁兴学化蜀，传播儒学做了充分肯定，亦体现了巴蜀儒学的流传发展。蜀地尚文好学之风蔚然兴起，巴蜀学人除积极学习中原儒家文化、教授于巴蜀外，也重视各家文化，将儒与各家学术有机结合起来，由此推动了巴蜀地域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整个中国文化及各时代思潮的大发展。     

中国之治：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主题

“治理”是中国历史上的固有词汇，大体指管理国家政务的方式方法，并非为西方学术界所发明，中国学术界在理解与使用西方“治理”概念时需谨慎辨别其中的政治底色。理解“中国之治”,须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特质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扎根中国本土实践和原生概念，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演变与具体实践，从而理解实现“中国之治”的关键在于形成“中国之制”,核心是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两个确立”作为新时代重大政治成果，镶嵌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性制度安排之中，必将有力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     

秦统一巴蜀前后与两地民族关系之比较研究

战国后期 ,秦国在统一巴蜀前后与巴蜀民族始终发展着不同的关系。统一之前 ,秦国与巴、蜀两国虽说很友好 ,却存在领土争夺与统一对方的问题 :秦国为从蜀国收复失地而暗中努力 ,巴国依附于秦国 ;统一之初 ,秦在两地推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政策 ;30年后 ,秦国完全废除了蜀侯在蜀地的统治 ,直接统治蜀地 ;在巴地 ,秦国仍然施行“蛮夷君长”制。这与两地民族之历史、社会现状有密切关系。秦国的做法为后代王朝整合、统治南方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树立了典范。     

关于文翁化蜀的几个问题

文翁化蜀,是中国教育史特别是四川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但长期以来,对文翁兴学的原因,文翁与司马相如的关系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认为,文翁化蜀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三:一是遣吏到京从博士受业;二是在成都修学舍,开办学校;三是学生学业优良者可以授官。文翁化蜀是汉     

税收治理现代化：逻辑建构、现实困境与未来取向

税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价值观念、组织体系、制度规则与技术理性，在改造人类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塑造了与之相应的国家形态与治理模式，形塑了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底层逻辑。税收治理现代化在根本上受制于效能逻辑，税收治理效能依赖于税收治理能力，而税收治理能力来源于价值、制度、组织与技术等结构性要素的相互协调。当前，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进程面临价值之偏、组织之弊、制度之困、技术之殇等四大难题，破解这一系列难题成为实现税收现代化的关键。未来，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性，妥善解决组织战略、组织激励与组织约束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税收治理规则体系，改进和创新税收治理手段，更好发挥技术的驱动作用，以税收“共治”“善治”“法治”和“数治”推动税收治理现代化。     

扬雄对蜀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蜀学自文翁化蜀以来,呈现出儒道融合、诸学共治、开放包容的学术特色,对中国学术史有着重要影响。扬雄追慕蜀地汉赋名家司马相如、王褒,师承巴蜀著名学者林闾翁孺与严遵,其学术成就与蜀学有着密切联系。扬雄继承和发展了蜀学中的文学、语言学、经学、史学、子学等传统,融汇先秦两汉百家之学,精研辞赋创作,融通《易》 《老》思想,结合天文历法,首创拟经体例,开创中国方言学,对蜀学与中国学术发展有较大贡献和深远影响。     

儒法之争再研究

儒、法之争再研究段渝不论就历史作用还是社会影响来看，儒、法两家都是互有短长，各存优劣的。从历史上说，固然汉初法家蒙秦灭之恶名，隐而不显，但“汉承秦制，循而未改”，乃是不可置辩的事实；而汉武帝援法入儒，虽“独尊儒术”，却是“汉家自有制度，本霸（法家）、...     

汉承秦制：为法立经与中国自有制度的形成

汉承秦制在中国法制史上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中国古代学者创造的制度性概念。汉承秦制能指的是秦法制、秦政体和秦国体，其所指是作为国家制度的历史合法性。汉承秦制历史实践以“承秦”方式出现，其“表达”则以“反秦”的面貌存立，产生了秦法悖论现象。通过对“承”“造”“捃摭”“新语”“法经”等词语做出法语义学解读，揭示汉承秦制的复合法渊属性。以法为经是春秋战国时期变法者提升法律地位的立法活动，经历了铸刑鼎、尊法为经和改法为律等三种形态。秦制止于秦法，秦法之上无法。汉朝并非原原本本承袭秦制，而是通过“造《新语》”“高《春秋》”等立法活动，在国家法律规范体系中增添秦制应有而未有的儒家教义。引经入法赋予儒家经义在法律规范体系中的法律原则的功能，使儒家经义不再是法外之法，确立了中国古代法治体系内部法上之法的地位。汉家制度改变了以法为经的纯任法实践，完成了儒法共治的国家综合治理方案，确立了中国自有制度多源一体的制度框架结构。     

“中国之治”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启的多维审视

“中国之治”的发展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的过程，也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还是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国之治”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它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治理理论，在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中生发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中国之治”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启的根本保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物质基础是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核心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基石是充分激活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关键是不断彰显制度优势和提高治理效能，基本要求是“五大文明”协调发展。     

蜀学渊渊 历久弥新——论蜀学之源流及其创新发展

蜀学之源,远及大禹时代,独特的蜀地文化、中原移民与文翁兴学是蜀学的三大源头;蜀学之流,于儒释道皆有开创性与奠基性之功,于文史有丰富内容与突出贡献;蜀学之质,在信仰体系、核心观念、制度创新、经典体系等方面卓有特色与贡献。溯其源、厘其流、疏其质,方能固其本、开其新,基于“立足巴蜀,面向全国,体系重建,走向世界”的理念,推动蜀学创新发展,坚固学术自信、文化自信。     

“弱国家”的终结与新史观的兴起：当代美国行政之变的话语塑造

行政主导体制在现代美国的崛起，堪称一场“不流血的宪制革命”。这一历史性巨变，与美国人引以为傲的分权宪制传统及长期流行于世的“弱国家”叙事，形成现实与历史、实践与理论的强烈反差，从而引发一场延宕百年、悬而未决的行政合法性困境。面对困境，几代美国知识精英致力于重建新史观，精心塑造出一整套自圆其说的话语体系，为美国体制转型辩护，力图证成新的行政主导体制的历史合法性。这一新史观的重建过程表现为：他们用“国家建构”的新叙事取代“弱国家”的旧叙事，同时以还原美国早期国家建构和行政治理历史的方式来证明新叙事的可靠性，并且引入“危机与变革”的历史逻辑和“人民出场”的新宪制史论，来论证行政主导体制不是违背美国宪法传统的产物，而是美国人在应对危机的历史实践中自发做出的现实选择。这种融叙事之变、史实还原、逻辑转换和宪制观念更新于一体的新史观，打通了前后两个百年的美国国家建构历史，最终在理论和话语上塑造出一幅具备历史合法性的美国行政体制图景。剖析美国知识精英主动修正意识形态，为重构行政之变的历史合法性而殚精竭虑的话语生产过程，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美国体制的历史之变、内在矛盾和现实逻辑，深化对政治实践和理论关...     

文翁兴学与文教国家之构建

春秋后期，治、教二分，并分头演化：孔子构建文教，各国竞争造就官僚制国家。汉立国之后，儒家士人曾致力于推动两者之合一，但在当时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约束下，接连遭遇挫折。文翁作为接受过五经教育而入仕之早期士大夫，凭借其志于道的精神担当和政治主动性、创造性，绕开阻力较大的中央，在相对僻远的蜀郡进行地方制度创新，兴办公立教育，而后由汉武帝推广到全国。因此，文翁兴学是文教国家构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道路的共同体密钥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农村人口规模巨大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它以其独具特色的治理模式科学有效地回答了世界“治理赤字”和“治理危机”问题，为世界破解乡村治理难题与化解国家治理危机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密钥在于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永不褪色、永不变色，恪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治理立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体”团结亿万人民主体的创造伟力，以追逐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共同体”强乡村治理现代化之基，以秉承共产主义信仰的“精神共同体”铸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魂，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共同体”固乡村治理现代化之本，以“主体共同体”聚乡村治理现代化之力，以“制度共同体”筑乡村治理现代化之堤，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治理现代化道路。     

中国政治的变与常：长时段的历史透视

中国具有悠久、复杂而独特的政治传统，长时段的历史透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渊源和特质。3000年、200年、100年三个时间坐标，彰显了中国政治的变与常。“殷周之变”和“周秦之变”后，大一统、中央集权、官僚君主制、儒法兼用的政治形态形成并长期延续和发展，这奠定了传统中国政治的底色。19世纪以降，为实现独立、统一、富强、民主和现代国家建构的目标，近代启蒙传统得以融入中国政治体系。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并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提供了理论指导。三千年来，中国政治在制度和观念上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演变为一种现代政治文明，但一元主义和民本主义的政治传统得以长期延续，彰显了中国道路的独特逻辑。     

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关系探析

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在于推进制度治理。制度治理蕴含着“规则之治”的法治精神，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是国家治理法治化。国家治理法治化的载体是一国法治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我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要牢牢坚守“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这条根本红线，确保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终极目标；要始终把握住“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特征，将各项举措有机联系起来，确保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工作的价值方向。     

试论王勃旅居蜀地之文

试论王勃旅居蜀地之文史实王勃位居“初唐四杰”之首，就其文学成就而言，散文高于诗歌。而在他流传下来的散文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旅居蜀地时所作。王勃旅居蜀地之文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是他的创作进入成熟期的产物。剖析王勃在蜀地所写的散文，不仅可以揭示他在...     

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历史生成与路向诠释——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演进的视角

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植根在中国基层治理的历史演进之中。传统中国的基层治理总体上可以概括为消极治理，其蕴含着国家消极无为与社会自然之治之意。晚清以降，中国开启了现代化的历程，国家政权不断下沉，基层治理模式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产物，诞生之后又作为历史要素汇入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以“新”的面貌开启了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迈入新的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经过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开辟和指明了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向，这种新路向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就是“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实践

先秦时期形成的服事制和“五方之民”思想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治理思想与实践的源头。尽管“华”与“夷”在中国历史上所指的两大群体存在换位和涵盖范围变化的情况,但追求“大一统”“因俗而治”“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却是历代王朝国家治理思想和治理体系的显著特点。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中华文明的持续灿烂的深层次原因或许就深藏其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家园”的主要内容。     

现代国家何以同样需要礼治:历史政治学视角的研究

礼治常被视为一种前现代治理机制，但现代各国仍普遍存在礼治因素，中国尤为明显，表明礼治是健全的国家治理所不可或缺之机制。以历史政治学方法分析礼治形成、重建的三个历史关键节点可以发现，礼先于国家而存在，组织了早期人伦与宗教生活。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具有较高自主性、能动性的政治权力为自己建立了强制性直接统治机制，即“政刑”,但其覆盖和穿透能力毕竟有限；为进行有效治理，政治权力又吸纳了礼及其所塑造、维系的社会，作为国家治理之基础设施，这就形成了礼治。强制性直接统治机制是国家的本质所在，但唯有通过礼治，政治权力才能对社会进行全面治理、深度归化，此即礼治之必然性所在。因此礼治尽管在历史上多次崩溃，却总是得以重建；今天中国正处于重建礼治之过程中，亦当建立兼容礼治之国家理论。     

“中国之治”的思想内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建构观

立足于国际经济政治发展的新格局,整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新时代“中国之治”的治理格局与治理方案,“中国之治”其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实践价值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从价值理念重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整体性建构的视角解析“中国之治”的形成及其发展的思维路径和基本表现,提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建构思路的整体性,理清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建构思想,阐明基于整体建构观视域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策略与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