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策略分析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指明了方向。梳理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理论和国内学者对“一带一路”战略下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及成果。研究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现状,采用SWOT分析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劣势以及机遇与挑战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相关策略建议。     

恐怖主义风险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

随着"一带一路"共建倡议步入扎实推进的实施阶段,居于沿线国家五大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首的恐怖主义风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从现实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作为全球恐怖袭击活动的高发地带,近年来该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严重影响了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为降低沿线国家恐怖主义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应着力提升中国政府的反恐能力以及对外投资企业的风险防范意识,加强与沿线各国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全面构建应对恐怖主义风险的防控保障机制。     

中国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态环境风险及法律对策研究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额不断增加,主要集中在环境敏感性行业,对外投资企业面临巨大的生态环境风险。东道国的环境规制风险、企业行为风险、争讼风险构成中企"一带一路"投资所面临生态环境风险的主要类型。东道国环境立法和政策的不确定性、海外投资企业环保责任意识淡薄、我国作为投资者母国监管乏力是"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生态环境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针对涉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法律文件存在的问题,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签订国际条约时应当重新审视环境条款的纳入方式,防止"一般例外"条款被东道国滥用。我国有必要针对海外投资生态环境风险专项立法,专项立法应涵盖环境信息披露义务、环保合规管理、激励机制、"命运共同体"理念等内容。扩大海外投资保险的承保范围,增加环境污染责任险,充分发挥海外投资保险分散投资者环境事故风险的作用。以便利性、成本和多重利益为考量,形成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多元化的国际环境纠纷解决机制。     

“一带一路”、OFDI与企业创新——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建设创新丝绸之路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为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提供广阔平台，对企业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视角切入，以2007—2017年3 665家沪深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双重差分法、政策评估中介效应模型等研究方法，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一步揭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机理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互联互通的交通基础设施、良好政策环境和有效金融支持体系，企业主要采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压力式创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技术比较优势、生产协作网络等途径，提高企业自身的创新水平。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其政策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持续增强；第二，政府补助、净利润和市值均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为正的作用，政府补助降低企业从事创新研发活动风险和研发投入成本，盈利能力强和市值高的企业普遍具有对抗技术创新风险的能力；第三，相较于小型企业和民营、外资企业，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更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创新水平；第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企业创新中发挥显著为正的中介效应，而且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更强。此外，基于替换变量和平行趋势检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证明了文章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最后，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基于科创主体、创新投入、成果转化、政府管理等各个环节，积极发挥有为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逐步建立科技金融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引进等方面的长效机制；第二，加强创新要素流动与创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技术研发合作和创新成果共享；第三，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3—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签订双边自贸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正向效用,"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和经济距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而对不同国家的分析表明,2003—2014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溢出效率排名前5位的国家分别为新加坡、巴基斯坦、越南、匈牙利和斯里兰卡.技术无效率函数的估计结果发现,东道国法律与腐败监管的严厉程度、东道国经济自由度在降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无效程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必须高度重视东道国当地的文化环境,同时应加快向东南亚、南亚及中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后,应制定政策鼓励国内研发实力强的企业对科技资源密集型的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

推动国家间的贸易与投资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选取2004年至2018年5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样本,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具有较大空间关联性,两者均集中于东南亚、西亚和东欧,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呈现出向西迈进的趋势;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出口贸易促进效应,两者总体上具有互补协同关系;不同动机下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存在异质性,资源和效率寻求型OFDI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最强,但市场寻求型OFDI对出口贸易具有调节和抑制作用,而创新寻求型OFDI的出口效应并不明显。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研究

基于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通过筛选选取3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研究2006-2015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实证分析发现:(1)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与东道国的经济自由度、贸易依存度、地理距离、汇率、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与东道国的劳动力结构、收入水平、贸易自由度呈负相关;(2)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稳步提高,国别差异呈现扩大态势,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直接投资效率高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今后,应该维持并且深入挖掘直接投资的巨大潜力,尤其要加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联通,促进直接投资的便利化发展,把优化投资区位选择作为提高直接投资效率的关键。     

东道国环境规制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8-2017年中国对7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FDI)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东道国环境规制对中国OFDI动因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因和自然资源寻求动因。东道国环境规制会降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自然资源寻求动因,东道国环境规制水平越高,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对中国OFDI的影响越弱。研究为解释"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OFDI实践提供新的洞见,为促进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负责任的OFDI提供有益启示。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否降低了中国的对外投资壁垒? ——基于三阶段DEA与PSM-DID模型的考察

近年来,随着"逆全球化"风潮和保护主义的盛行以及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中国对外投资正在面临愈发严重的障碍.而在WTO多边框架遇阻的情况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已经成为支撑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重要依托.在上述背景下,基于中国与179个经济体的双边投资存量数据,在引力模型框架下采用三阶段DEA方法测度了中国2003—2018年的对外投资壁垒,并利用基于组内均值匹配样本的双重差分(DID)模型实证检验了自由贸易协定在降低对外投资壁垒方面的效果.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中国的对外投资壁垒特别是对于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壁垒总体呈上升态势,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可以成为打破这一壁垒的有效途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政策效果存在较长的持续性,且这种持续性在发展中经济体之间更为明显;同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促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降低投资壁垒方面的政策效果.基于上述结论,未来中国应进一步促进与相关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的自由贸易谈判,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扩大对外经贸交流,加快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进程.     

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际环境与主要风险

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益严峻,世界各国都进行了相应的经济调整与变革,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环境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一些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防范意识不强等因素也加剧了境外国有资产经营运作的风险.本文通过对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际环境和主要风险进行归纳分析,提出了企业应对风险、加强风险防范能力的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青岛外向型经济发展研究

青岛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点城市,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青岛的进出口贸易、投资和旅游文化发展都呈现整体上升趋势。但是,城乡统筹、陆海统筹、铁路公路水路统筹不够,产业布局和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因素,制约着青岛外向型经济质量的提高。只有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机遇,加强青岛对外交通运输网络立体化建设,大力拓展对外投资规模,保障对外投资人员安全,鼓励企业到"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开展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积极推进产业创新升级,才能推动青岛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将青岛建成山东省和半岛地区对外开放的龙头城市及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奠定坚实基础。     

卡塔尔投资环境和风险评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卡塔尔作为市场开放程度较高、经济较为发达的中东国家,是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和"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对象国。其投资和税收等相关领域的法律和政策为境外投资者创造了较好的投资环境,但是限制因素和各种风险也同时存在。本文通过对卡塔尔有关投资的政治、经济、金融和法律方面风险的总体分析,结合中国在卡塔尔投资的实践情况,为中国在卡塔尔的投资安全提出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东欧五国投资环境及策略

以"一带一路"和"16+1"合作为背景,研究中国对中东欧五国的投资现状以及投资策略.在分析中东欧五国投资环境包括政治、经济、营商和物流环境的基础上,结合"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东欧五国的投资需求,为中国企业投资布局该地区的优势产业提出相应策略.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土耳其的国际产能合作

土耳其是"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国家之一,是中国推动国际产能与投资合作的重要伙伴。土耳其经济优势和投资竞争力突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土产能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土国际产能合作的成功案例日益增多,很多合作项目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代表性成果。中土产能合作方式日益多样,但依然面临多种风险,特别是金融性与经营性风险较为突出。中国应根据比较优势与经济效益原则有针对性地选择中土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以新型伙伴关系与渐进式实践提升产能合作实效,加强金融合作以破解融资难题、规避金融风险;创新产能合作方式,并注重风险防范及保障机制建设。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环境的ANP评价模型与应用

本文详细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和动因,完善了对外直接投资环境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引入新的工具（网络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且给予详细说明和实证分析,从而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环境评价的工具方法进行了有益探索。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及区位选择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吸引外资向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并重转轨的时期,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将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我国目前在国外投资的企业只有近三分之一的有盈利,有三分之二的企业处于亏损或持平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确定正确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对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促进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因此,本文通过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与投资行业选择问题的研究,增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盈利能力,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     

多维距离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模式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PPML回归分析

伴随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深化,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模式的选择日益重要。基于2003—2018年期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综合考察多维距离对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两种主要国际化经营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技术水平与经济自由度提升有助于扩大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距离、经济距离和文化距离阻遏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修正的地理距离可以增进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且助力出口。我国企业在制定对外投资决策时,应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模式,持续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     

“一带一路”投资争端的双轨制因应机制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投资互动良性发展,然而投资争端仍频繁阻碍各国间投资互动。国际投资争端产生于国际投资风险的现实化,国际投资风险可分为非商业风险和商业风险,两类风险差别明显,基于二者产生的争端可分为非商业风险型争端和商业风险型争端,这两类争端差别大相径庭。故而,应对两类争端不可一概而论,而应根据其各自的特点分轨对待,形成"一带一路"投资争端的双轨制因应机制。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带一路”战略布局

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以来,大批企业走出去并开始谋划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布局。然而,沿线国家的制度、法律、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可能造成投资风险,影响企业的投资意愿,因此有必要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投资方式和战略布局进行规划和指引。基于企业投资意愿的视角,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对2012—2016年商务部投资项目信息数据库中我国企业发布的对外投资项目信息进行分析,对项目分布的国别偏好和产业分布进行比较,发现在沿线国家的投资和在发达国家的投资相比存在多方面的差距。在此基础上,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给出一系列有益的建议和启示。     

“一带一路” 东南亚沿线国家投资的劳工风险研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沿线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迅猛增长.但近年来,中资企业在东南亚国家的劳动用工过程中面临的劳动纠纷逐渐增多,不仅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也不利于树立我国良好的投资形象.从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劳动法律法规、劳工标准和文化风俗等要素视角,探寻影响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劳工风险来源,分析中资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面临的主要劳工风险,并根据各类风险的来源、性质,按照投资前的准备阶段和投资后的经营管理阶段,分别从企业层面、政府层面提出劳工风险的防范和治理措施,可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