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农民与政府博弈问题初探

农民市民化是指农民向城市转移并逐渐转变为市民的一种过程和状态.农民市民化中的农民是富有理性并非常讲究实际的.在选择迁居城市成为市民或继续留在农村保持农民身份时,农民都表现出他们在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政府的政策导向通过影响农民的决策而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起着明显的推动或抑制作用.我们可以把农民市民化看成是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一个上下博弈问题.最后的均衡是政府为农民市民化提供"吸引"性政策,让农民迁居城市转变为市民.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市民化路径探析

农民市民化是指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借助于工业化的推动,农民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并逐渐变为市民的一种过程。城乡一体化是农民市民化的前奏,农民市民化是城乡一体化的目标。由于城市化总体水平和质量不高、历史上形成且现在仍旧具有羁绊作用的制度、不公平的城市劳动力市场、较高的城市生活成本、城乡隔阂的社会观念和农民自身的素质缺陷等制约因素,致使我国农民市民化面临许多困难。因此,要培育和发展农民市民化的有效载体,改革落后制度,建立劳动力市场机制,完善组织管理,统一观念认知,增强农民综合素质,积极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     

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界定与实现路径探析

进入21世纪以来,乡城迁移和农民市民化逐渐成为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现象。农民既是乡城迁移和市民化的主体,又是城市化的主体和核心,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和能动作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要求迁入城市的农民转化为市民。为此,＂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概念体系需要深入界定。在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乡城迁移的农民必须完成职业转化、身份转变、思想转换和地域转移四个方面的转化。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具有农村农民市民化不可比拟的优点,能够很好地解决我国二元经济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乡村人变为城市人,融入城市生活,建设城市,从而使城市向着更高层次迈进。而且,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是一个开放性的研究领域,需要深入研究。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推进方略构想

在实施城市化战略中加快推进农民市民化,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均具有重大意义;要积极排除农民市民化的种种障碍,让进城农民享受市民待遇,必须做到统一认识,统一城市发展方针,统一城乡户籍制度,统一就业机制,统一社会保障待遇,统一服务与管理,让更多的进城农民变市民,逐步实现进城农民市民化。     

市民社会语境下的农民市民化

在市民社会语境下审视农民市民化问题,旨在突破“农民市民化”思维局限,着力于农民整体实现自己的市民社会。通过研究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及探究市民化语境渊源,发现我国的“农民市民化”仅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平等待遇问题,而更广泛的农民群体境遇的普遍提高仰仗于在市民社会中得以享有自主权利,分享全部的文明红利。研究认为,中国存在市民社会,农民与城里人同为市民,二者应当共同享受无差别的公共服务,当前农民市民化程度却相对较低。农民应当共建生活空间,自主争取权利,整合国家、各类社会群体、农民自身等各界力量共同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     

城市公共服务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分析

从城市公共服务角度分析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因素.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公共服务现状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积极与消极双重影响.积极影响表现为,城市公共服务逐渐覆盖农民工,且不断改革和完善;消极影响表现为,城市公共服务对农民工供给不足,且仍然与市民有别.该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对户籍制度进行实质性改革,扫清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推动城市公共服务主体的多元化发展;由中央财政对劳动力输入地城市进行适当补贴;加强劳动监察执法,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农民市民化成本和收益的博弈分析——以广西新型城镇化建设为例

农民市民化进程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农民市民化成本和收益制约着农民市民化进程。从市民化成本和收益分担三方主体的博弈矩阵分析结果来看,政府、企业和个人多元共同分担和分享农民市民化成本和收益是占优策略均衡。因而,科学确定三者合理的分担比例是为良策。这既要考虑到分担主体自身的分担能力,又要保障分担主体的收益,同时还需拓宽市民化资金来源渠道,改革阻碍市民化进程的制度,降低市民化潜在成本。各地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发挥区位优势或产业优势,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     

农民市民化政策范式变迁与发展趋势——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政策范式是决策主体的政策思维与政策风格的反映,是近年来公共政策研究中兴起的重要分析方法。以政策文本分析方法为基础,围绕政策问题、政策价值取向、政策工具与政策话语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市民化政策范式变迁进行研究,发现农民市民化政策不仅在话语措辞层面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在政策问题认定、政策目标定位、政策工具选择层面也经历了渐进的变迁过程。总体而言,农民市民化政策范式渐趋包容性、公平性与人本性,不断彰显农民与市民共生进化的理念将成为市民化政策的重要特点与发展主流。     

农民市民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

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发展提高农民市民化意愿、满足农民市民化诉求。农民市民化是农民扩展自由、拓展选择集以提高可行能力的重要途径。农民市民化为释放农村土地资源,改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而推动现代农业发展进程创造条件。农民市民化的规模和速度需要与经济发展速度和政府财政承担能力相适应,农民群体分化速度要适应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实现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与农民群体分化的动态均衡。因而,在农民群体分化的过程中,要逐步实现公共基础设施的城乡一体化以及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化分享。农民市民化和农民职业化是农民获得发展以实现农民现代化的重要契机,所以应注重实现农民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互动。     

城乡融合中的农民市民化：困境与出路

用系统论的方法剖析了我国农民市民化困局的成因和出路，可以为我国的农民市民化转型实践提供理论参考。我国的农民市民化转型，因城乡分割的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及农民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自身素质等因素的制约而陷入困境，其出路则在于改革户籍管理体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体系和衔接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城市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强化对农民的职业培训和社会教育，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市民化与个人劳动收入：外部性视角

在市民化的推进过程中,身份由非市民转变为市民的这部分人群无疑会受到直接影响,与此同时,原先就已获得市民身份的和至今尚未获得市民身份的两个群体也会受到或正或负的外部性影响。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微观数据对市民化的外部性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推进市民化,给更多的非市民以市民身份和待遇,不仅不会损害其他劳动者的收入,相反会产生正向的外部性而使他们从中获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区市民化率每提高10个百分点,个人劳动收入平均将增加3.8%,其中,至今尚未获得市民身份的非市民的劳动收入将增加2.5%,原先的市民将增加5.7%。     

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

户籍制度改革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重要保障。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市民化路径,即就地或就近市民化。然而,随着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兴起,原先的就地或就近市民化路径开始遇到更大的挑战。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农业转移人口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选择去实现市民化,使城镇化逐渐从“数量增加”向“质量提升”转变。     

城乡等值化发展与公平发展研究——以贵州贵安新区为例

城乡等值化是让农民与城市居民在收入水平、就业机会、工作条件、社会保障、居住环境等方面“不同类,但等值”。其模式主要是通过土地整理、优化产业结构、村庄革新、强化生态保护等,将农民留在土地上。而城乡公平概念则是基于城乡之间存在发展上、政策上以及财政、就业、社保等方面的不公平而提出的。实现城乡公平发展要统一城乡规划布局,统一城乡户籍管理,消除二元户籍制度的弊端,保证城乡居民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     

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全国2226份调查问卷数据

基于全国2 226份调查问卷数据和Pearson χ^2交叉分析法、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个人特征、市民化情感及能力、户口制度、就业情况、子女教育保障及收入预期等因素的独立作用显著;市民化情感具有中等到小的效应,其他因素具有小的效应;女性较男性市民身份认同度高,中西部转出者较东部转出者市民身份认同度高;婚姻状况影响显著;习惯城市生活影响力最强;市民化能力是关键因素,月消费水平影响显著;户口因素影响显著,城乡收入差距负向影响显著。     

农民市民化的角色问题探析

随着城乡统筹工作的推进,农民的市民化问题也逐渐提上了日程。但是农民市民化并不是农民的户口解决、户籍制度的改变那么简单,要实现农民的真正市民化关键在于实现行为主体(即农民)本身的转变。文章对农民在城乡统筹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实现农民市民化的措施进行了探讨,以期对现阶段城乡统筹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参考。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权利保障——从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视角审视

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国家通过对乡土社会的整合进行现代国家的建构.但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农民的主体地位严重缺失,呈现"国家农民"的倾向,农民权利难以保障.而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政策致使农民许多法定权利缺失.其权利便被制度性的消解.只有通过国家与乡村的互动,改革户籍制度,重塑农民权利主体的独立品格,加强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教育,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实现农民的组织化,才能确保农民权利的实现.     

城市人口管理背后的产权分析——以农民工为例

户籍制度确立了城市既得利益群体对城市资源的支配与控制权。随着我国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二元户籍制度依然得以存在,由于历史的沉淀作用和既得利益群体的特性。城市既得利益群体借着户籍制度的作用实际上拥有了对城市公共资源的产权,而这种产权的拥有导致了对外来人口的排斥性。根据科斯理论,要消除或减少外部性,就必须重新审核产权界定的制度安排,而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市人口管理体制改革是非常必要的,是解决城市问题的前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