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女性化视野下农村妇女发展的困境与政策调适——基于阿玛蒂亚·森自由发展观的分析

新世纪以来,农村社会变迁进程中农业生产主体女性化特征表现明显。农业女性化背景下,农村妇女发展因遇到新问题而陷入困境。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理论为分析农村妇女发展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依据该理论,农村妇女发展的困境本质上是可行能力贫困,解决农村妇女发展问题的关键是提升其可行能力。农村妇女在获取资源与机会方面的障碍,实质上是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防护性保障等工具性自由的缺失或削弱。从这些方面出发,改善农村妇女的可行能力,是公共决策恰当回应农村妇女发展问题并实施政策调适的可行路径。     

农民市民化政策范式变迁与发展趋势——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政策范式是决策主体的政策思维与政策风格的反映,是近年来公共政策研究中兴起的重要分析方法。以政策文本分析方法为基础,围绕政策问题、政策价值取向、政策工具与政策话语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市民化政策范式变迁进行研究,发现农民市民化政策不仅在话语措辞层面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在政策问题认定、政策目标定位、政策工具选择层面也经历了渐进的变迁过程。总体而言,农民市民化政策范式渐趋包容性、公平性与人本性,不断彰显农民与市民共生进化的理念将成为市民化政策的重要特点与发展主流。     

农村家庭养老的家国责任边界

随着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国(政府)进入了家庭养老供给层面。国对家承担了更多责任,这是善治发展的必然逻辑。但在家庭养老责任分配上,国与家的责任边界该划在哪里?这个边界的模糊会导致家国责任的相互推诿。通过对福利国家理论、自由主义福利观点与福利多元主义的论述,指出了三种理论在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应用中的困惑。为保障农村老人的权益,在元治理指引下,首先从物质赡养、精神赡养以及赡养人的法律责任上明确了家国责任边界;其次从制度设计、法律惩戒、政策支持以及文化倡导上明确了国在家庭养老中的责任;从提高责任意识、遵从道德和法律责任方面明确了家庭的养老责任。双方边界的厘定和责任划分,既有助于理论上的贡献,也有助于农村家庭养老责任的落实。     

农业女性化现象及其形成机制分析

作为我国农村较为广泛地存在并在新世纪以来日渐凸显的一种现象或趋势,农业女性化既是众多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又将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就其形成原因来看,学界大致形成了"社会性别观"、"家庭投资策略观"、"社会结构变迁观"三种代表性观点。通过更为深入的分析发现,农户基于产业效益比较基础上的理性选择行为受到了包括户籍制度与土地政策在内的制度结构的限制,这正是农业女性化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家庭劳动力配置决策同样是农户在制度规范约束下的理性选择行为的产物,而"男工女耕"性别分工模式不过是家庭劳动力配置的一种方式,它虽然与农业女性化密切相关,但并不是农业女性化形成的根本原因。     

主流化的政策导向与进城务工女性市民化研究

中国农村劳动力"家庭分散化"和"性别差异化"的流动影响了农村进城务工女性平等共享尊严、体面劳动和幸福生活,其问题的穴点在于内含社会性别歧视的家庭政策,制度性与结构性失衡则是问题的根源。只有对关怀的根源——家庭——给予充分重视,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公共政策才能获得可续的动力。基于此,治理进城务工女性市民化问题要放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中来图谋与规划,需建立和完善提高家庭发展能力的政策体系,通过发展战略调整和公共政策的创新、治理系列制度和结构失衡、治理行动设计,编制一个"家庭本位"的社会制度体系,为进城务工女性及其家庭提供支持性的外在社会生态环境。     

三峡移民妇女的权益保护与公共政策回应

妇女是三峡移民中特殊的弱势群体,三峡移民妇女的特殊权益就是人权,而不是特权。通过实地调查发现,移民妇女的特殊权益不仅需要政府保护性政策的支持,而且需要社会的普遍关注,因为她们合法的权益和既得利益在移民搬迁过程中有不同程度的损失。政府和社会应当充分考虑移民妇女在三峡库区后期稳定和发展中的作用,对于移民妇女的权益问题做出积极的公共政策回应,切实保护妇女的特殊权益,推动三峡库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的发展。     

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困境探析——以20位县级女干部为例

利用湖北省Y市20位女县长的访谈资料,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了女性在参与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面临的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约束以及和实施机制不到位的现实困境并从构建先进性别文化、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协同合作强化实施机制三方面提出了破解困境之道,以促进我国妇女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相关政策的进一步完善。     

论乡村治理中的妇女参与与村级党组织的社会性别意识

为什么在政策和文化环境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全国农村仍有相当多的村委会是清一色的男性?本文认为,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程度与农村村级党组织的社会性别能力有着直接并且深刻的关联,这是本文提出并且要加以论证的问题。本文从村级党支部在村委会选举中的核心地位、农村女党员的发展等问题切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分析了问题及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应该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农村党员先进性教育的内容中。     

被形塑的社会选择：儿童留守家庭决策的信息基础研究

当前中国农村相当多数的家庭物质条件已大为好转，但仍坚持做出将儿童留守这个并非最优的选择。阿玛蒂亚·森的信息基础理论对此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儿童留守从表面上看是家庭的适应性偏好，但实际上是一种被形塑的社会选择。当下外出务工家庭持续将儿童留守农村，在很大程度上受限或受影响于政府与社会持续供给的信息基础。功利主义的发展观强力输入，而其他更具包容性的信息基础如家庭价值、个人发展等无法获得外生性输入。信息基础的“纳入”与“排除”机制，又进一步阻碍了信息基础的内生性转化。信息基础的局限导致了社会选择的“固化”。推动农村家庭做出适应性调整，关键在于信息供给侧改革，扩大家庭决策的信息基础，使儿童回归家庭成为社会的必要选择。     

平等抑或不平等:村委会直选制的思辨

直接竞选制相对于其他选举模式来说,其民主化、规范化更胜一筹,尤其是由村民直接推举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由选民直接提名村委会候选人,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村委会成员的＂三个直接＂做法保证了村民民主权利的直接行使,也保障了村民意志的真实表达。正因为以上优点,直接竞选制也成为推动农村妇女进村委的支持制度之一。虽然制度本身没有强调对妇女的政策倾斜,但恰恰是这种无性别意识,使一些真正有能力的妇女能与男性有同台竞争的机会、能平等地参与竞选。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实施结果却使妇女进入村委会的人数大为下降,制度所营造的机会平等却导致了结果的不尽如人意。原因何在？文章从三个维度对平等抑或不平等进行了思辨,并提出了反思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