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新公司法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源于英国1964年东潘多铅矿公司诉麦瑞威泽案的判例。派生诉讼制度在现代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我国台湾公司法中均已有明确的规定。我国公司法在2005年10月第3次修订中第一次确立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在新公司法确立对健全公司治理机制、保障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我国新公司法有关股东派生诉讼规定的局限性有待进一步完善。     

论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构建

我国上市公司中股权结构的特性及相关公司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使得上市公司中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越来越严重．而我国现行《公司法》又缺乏保护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派生诉讼制度．因此,在我国《公司法》中应尽快建立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来完善我国《公司法》中的中小股东的利益保护机制,进而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     

股东派生诉讼的理性选择及其制度建构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因其周全保护公司利益免受不正当侵害、并最终保护股东利益的功能为各国公司法普遍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该制度的立法缺漏以及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的不断出现亟须构建我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笔者从法理基础探寻了股东派生诉讼的正当性,界定了股东诉权的性质,梳理了股东派生诉讼的主体资格条件,分析了公司的诉讼地位,厘定了诉讼费用担保和诉讼费用承担方式,对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立法建构和司法实践都具有现实意义。     

论我国股东派生诉讼中股东和公司的地位

我国《公司法》确立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对原告股东的资格规定过于原则,不便操作;其他股东及公司在派生诉讼中的地位则根本没有规定。本文基于股东派生诉讼自身的特点,提出了对派生诉讼原告资格应进一步限制,对其他股东参与诉讼的时间及诉讼地位,以及公司在派生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应予以明确等观点。     

论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我国新《公司法》引入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适应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与国际化接轨的需要，它对于制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内部人员滥用其权利，平衡股东与董事之间的权利，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但是，该制度在原告的主体资格、被告的范围、公司在诉讼中的地位及前置程序等几个关键问题尚待进一步地完善。因此，文章在对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进行概述的基础上，分析该制度在适用中尚存在的问题，通过比较并合理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我国新《公司法》中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提出完善建议。     

股东派生诉讼之适用限制

2005年10月27日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在该法中,股东派生诉讼便是其中一大亮点,该制度对促进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新《公司法》借鉴国际先进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对派生诉讼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定;但是在具体实践操作上还有一些限制,拟针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     

公司在股东派生诉讼中的法律地位简

我国新《公司法》规定了股东派生诉讼，对保护股东利益，预防公司合法权益被侵害，促进公司结构完整都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对公司在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地位没有规定，这不利于对公司的保护。本文通过比较分析英美及大陆法系的立法经验，提出我国股东派生诉讼中公司的地位，以期对我国立法有所裨益。     

日本公司法制现代化中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标榜为“公司法制现代化”的日本新公司法于2005年7月26日正式颁布,并于2006年5月开始实施。在推进公司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日本新公司法就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资格要件、股东代表诉讼被告范围的扩大、公司不提起诉讼理由的书面说明以及公司并购重组中的股东代表诉讼作了新的规定。日本公司法的这些最新变化对中国新公司法所确立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论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完善

新《公司法》规定了股东的派生诉讼提起权,但我国派生诉讼制度目前在实践中尚存在一些问题,完善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一方面应当通过赋予胜诉股东某些特定直接受偿权,强化激励机制,鼓励中小股东积极维护公司及其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要健全派生诉讼的约束机制,通过设置前置程序和恶意诉讼赔偿等措施,防止权利被滥用,减少滥诉现象。     

股东派生诉讼之原告探究

股东派生诉讼是通过司法干预公司自治的手段来维护公司利益、保护广大中小股东权益的一种制度设计.作为一种弥补公司治理异化、追究侵害公司权益人的方式,究竟由谁来享有派生诉讼提起权是立法和理论探讨中的重点,也是派生诉讼制度设计的关键.为此,明确派生诉讼中的原告资格及其相关问题对于完善制度设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存在的法理基础要求将原告范围限于公司股东,且只有满足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的股东才能具备派生诉讼原告的资格.我国在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中写入派生诉讼制度,但仍存在缺陷.在立法修改时应完善派生诉讼原告的设计,使其有助于发挥派生诉讼制度的作用.     

公司解散与清算中的股东责任与债权人保护

有限责任原则作为公司制度的基石地位是不可动摇的。然而,其适用是有条件的亦即存在着例外适用的场合。本文在公司解散与清算这一大的背景下,仅就公司债权人保护中的股东有限责任及其例外适用等相关及其独特问题加以深入探讨,以期对今后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论中国派生诉讼中的原告资格

派生诉讼作为现代公司法中一项重要制度,自引入中国公司立法后,其中的原告资格限定问题便引起学界关注,亦引发诸多学者讨论,合理确定派生诉讼的原告股东资格是充分发挥派生诉讼制度的价值功能,有效预防股东滥诉的重要环节。通过从派生诉讼中原告股东诉权与原告资格限定的概念阐述入手,提出派生诉讼的原告股东诉权是以股东权为实体基础,以法律的直接规定或承认为程序的依据。在分析了中国派生诉讼原告资格的相关立法基础上,针对其中存在的缺陷就股东类型、持股比例、持续持股时间以及原告股东在提起诉讼时须具有的主观要件四个方面提出完善建议。     

Foss v Harbottle 规则与中国股东代表诉讼

英国公司法中的Foss v. Harbottle规则及其例外是英国公司法保护少数派股东权利的一种独特的救济方式。它不仅影响了英美法系国家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而且影响着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尽管中国新公司法已经确定了自己的股东代表制度,但英国在代表诉讼制度上的保守态度和经验,依然值得我们借鉴。     

公司僵局与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

公司僵局是公司运行发生障碍、停滞，导致公司瘫痪，进而威胁股东利益，它与公司或控股股东对小股东所为的公司压迫不同。公司司法解散是解决公司僵局的逻辑结果，我国确立和完善这一制度具有其价值考量，它是公司僵局和股东权益保护的必然结果，也是各种价值平衡与协调讷产物。     

我国股东诉讼制度体系的构建

司法救济是权利得以实现的最后屏障,股东诉讼是股东权利的保障和损害回复机制。股东直接诉讼制度和代表诉讼制度是构成一个完整股东诉讼制度体系不可缺少的两个组成部分。我国公司法关于股东直接诉讼制度的规定存在缺陷,也没有规定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构建一个合乎国情的由直接诉讼和代表诉讼组成的制度体系,使股东权成为现实可诉的权利,是我国公司立法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有关程序研究

我国现行公司法未确定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已经开始受理此类案件。由于股东代表诉讼涉及一系列公司法理论问题,有不同于一般民事诉讼的特点,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遇到了一些程序障碍。本文通过考察国外股东代表诉讼法律规定,对这一制度有关程序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提出建议。     

控制权收益的经济学分析

获取控制权的私人利益是股权集中的主要原因。在公司的控制权配置中,大股东拥有的控制权优势,使其具有了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能力,同时,在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存在的委托代理关系,又使大股东具有了谋取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动力。改进上市公司投票制度,限制大股东的投票权可以从根本上减少大股东的控制权私人收益。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转让的法律问题

我国《公司法》虽对股东的出资转让有规定,但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造成在具体实施时操作性不强。受有限责任公司人合兼资合性质的限制,其股东出资转让不能破坏公司的这一基础。转让权应按双重决模式行使,同时出资转让是一种要物行为,基于此,法律应对出资转让的有效性作出合理的期间规定。     

股东派生诉讼研究的新视角——一种民事“司法审查”制度

股东派生诉讼将司法权力引入公司内部自治事务之中,其不仅是一种股东权利救济制度,也是一种针对董事、经理及控制股东权力行为的监督制度.从司法审查的角度认识股东派生诉讼,有利于全面发挥其公司治理作用,也有利于从理论上拓宽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相互关系的研究.在实务上,派生诉讼的司法审查要把握公司自治与司法干预相平衡的原则,并确定合理的审查范围.     

股东资格继承问题研究

股权可以继承,这在国内法学界并没有多大争议。但学者们在股权继承的内容、方式上却存在严重分歧,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继承人是否有权取得原为被继承人享有的股东资格。分析原因,是由于对"股东资格"与股东"身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性与人合性、股东的自益权与共益权三方面的关系存在不同理解所致。因此,厘清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资格"与股东"身份"、公司的资合性与人合性、股东的自益权与共益权三方面的关系,对于正确理解股东资格的继承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