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股东派生诉讼中股东和公司的地位

我国《公司法》确立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对原告股东的资格规定过于原则,不便操作;其他股东及公司在派生诉讼中的地位则根本没有规定。本文基于股东派生诉讼自身的特点,提出了对派生诉讼原告资格应进一步限制,对其他股东参与诉讼的时间及诉讼地位,以及公司在派生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应予以明确等观点。     

论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完善

新公司法首次导入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对于预防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控制股东乃至第三人侵害公司利益,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无疑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发现,新公司法在原告股东范围、诉讼管辖权以及公司的诉讼地位等方面的规定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为了使股东派生诉讼更具实效性和可行性,就新公司法中股东派生诉讼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粗浅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     

股东派生诉讼的理性选择及其制度建构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因其周全保护公司利益免受不正当侵害、并最终保护股东利益的功能为各国公司法普遍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该制度的立法缺漏以及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的不断出现亟须构建我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笔者从法理基础探寻了股东派生诉讼的正当性,界定了股东诉权的性质,梳理了股东派生诉讼的主体资格条件,分析了公司的诉讼地位,厘定了诉讼费用担保和诉讼费用承担方式,对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立法建构和司法实践都具有现实意义。     

论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完善

新《公司法》规定了股东的派生诉讼提起权,但我国派生诉讼制度目前在实践中尚存在一些问题,完善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一方面应当通过赋予胜诉股东某些特定直接受偿权,强化激励机制,鼓励中小股东积极维护公司及其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要健全派生诉讼的约束机制,通过设置前置程序和恶意诉讼赔偿等措施,防止权利被滥用,减少滥诉现象。     

论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构建

我国上市公司中股权结构的特性及相关公司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使得上市公司中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越来越严重．而我国现行《公司法》又缺乏保护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派生诉讼制度．因此,在我国《公司法》中应尽快建立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来完善我国《公司法》中的中小股东的利益保护机制,进而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     

日本公司法制现代化中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标榜为“公司法制现代化”的日本新公司法于2005年7月26日正式颁布,并于2006年5月开始实施。在推进公司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日本新公司法就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资格要件、股东代表诉讼被告范围的扩大、公司不提起诉讼理由的书面说明以及公司并购重组中的股东代表诉讼作了新的规定。日本公司法的这些最新变化对中国新公司法所确立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股东派生诉讼之适用限制

2005年10月27日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在该法中,股东派生诉讼便是其中一大亮点,该制度对促进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新《公司法》借鉴国际先进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对派生诉讼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定;但是在具体实践操作上还有一些限制,拟针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     

论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我国新《公司法》引入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适应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与国际化接轨的需要，它对于制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内部人员滥用其权利，平衡股东与董事之间的权利，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但是，该制度在原告的主体资格、被告的范围、公司在诉讼中的地位及前置程序等几个关键问题尚待进一步地完善。因此，文章在对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进行概述的基础上，分析该制度在适用中尚存在的问题，通过比较并合理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我国新《公司法》中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提出完善建议。     

公司在股东派生诉讼中的法律地位简

我国新《公司法》规定了股东派生诉讼，对保护股东利益，预防公司合法权益被侵害，促进公司结构完整都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对公司在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地位没有规定，这不利于对公司的保护。本文通过比较分析英美及大陆法系的立法经验，提出我国股东派生诉讼中公司的地位，以期对我国立法有所裨益。     

少数股东权益的法律救济——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股东派生诉讼是指公司的正当权益受到他人损害,特别是有控制权的股东、董事等侵害时,股东以自己的名义为公司的利益对侵害人提起诉讼,追究其法律责任的一种诉讼制度。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最初形成于 19世纪初的英美国家,是衡平法的一种特殊制度。股东派生诉讼不仅保护了少数股东或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更直接地是保护了公司的权益,也有利于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我国法律欠缺对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规定,这种不合理的诉讼障碍限制了股东寻求法律保护的机会和途径,无法根本保障少数股东和公司的合法利益,在我国确立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已经刻不容缓。     

抗战初期第三党人的政治主张--以《抗战行动》为中心的考察

第三党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中间集团之一,在抗战初期借助其机关刊物《抗战行动》发表了诸多文章,阐释了本党的政治主张。其重点是抗战与民主,而其他政治观点都是围绕这一主张提出的。第三党强烈呼吁全民族应树立长期抗战思想,实行民主,设立民意机关,认真进行政治改革,注重并发展青年力量。     

驳“但出符合形式犯罪构成的行为说”

"但出符合形式犯罪构成的行为说"主张刑法第13条"但书"所"但出"的是"符合形式犯罪构成"且又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该说的不足之处主要有:对我国的犯罪构成进行形式化解释打破了"我国的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的唯一法律标准"的信条;混用了"犯罪构成"与"构成要件"这两个属于不同理论体系且内涵不同的术语;忽视了我国刑法分则许多条文都明确规定的"情节严重"为入罪门槛并以此对刑法总则第13条"但书"做了照应性规定的事实;对我国犯罪构成的形式化解释会导致刑法第13条与刑法第63条、第101条规定在体系上的矛盾。在我国的熟人社会尚未彻底解体、人治文化统治尚未彻底改观,以及司法的整体水平和司法体制仍处于社会主义法治初创阶段的现实状态下,"但出符合形式犯罪构成的行为说"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得到贯彻。     

“无为”思想与当代中国学校教育

"无为"思想是老子哲学的精髓,老子从道法自然的观点出发提出并论述了"无为"的政治主张。"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有为的最高表现,"无为"是为了达到无不为的目的。深刻地理解"无为"思想的内涵,积极吸取其有益营养,对当代中国学校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即要实现学校管理的"无为"、教师教育艺术的"无为"、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有为"。     

积极行动的法哲学思索——以美国为例

为了提高少数种族和妇女等社会弱势群体在公共和职业生活的参与程度,许多国家规定了积极行动政策,但这一政策引发了政治上和司法上的激烈争论。对积极行动的争议反映出若干理论之间的对立,主要有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理论、群体权利与个人权利理论之间的对立,这种情形在美国得到了鲜明地体现。我国积极行动面临的问题与美国不尽相同,但在实施过程中同样需要妥善处理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群体权利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     

试论甲午战争期间的满汉矛盾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满汉矛盾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满汉矛盾的存在使满州贵族统治下的中国缺乏一种鲜明的民族观念和国家意识,此点与全国上下齐心合力进行战争的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世纪末期的世界已基本上联为一体,中国也早已融入国际大家庭中,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观念和国家意识应是一个国家所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而满州贵族统治下的中国恰恰在此方面有严重的欠缺,并成为导致中国惨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与特点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得到不断地丰富,并指导着中国革命取得新胜利。理论指导着实践,而实践又不断地丰富着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更是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文章从"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与特点进行了分析。     

制定及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国际法依据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不仅是中国政府促进和保障人权的政策文件,也是中国履行其所承担的国际人权义务的具体表现。制定和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具备坚实的国际法依据。     

浅析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完善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为贯彻司法改革而推行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它充分体现了权利制约权力、主权在民、民众参与司法和司法民主的理念.三年来的实践中,人民监督员制度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但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去完善它.     

关于民国时期中国国际化问题的新思考

用国际化视角研究现代中国的观点,在过去几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不为西方史学界主流所认可.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诞生过程中,中国已经融入全球体系当中.自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与更为宽广的世界的相互作用往往以决定性的方式影响着中国的发展面貌,正如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如果不是特别注重从国际化的角度来考察,简直无法正确地理解现代中国史.要研究那个时代中国国际化的历史,我们就不能将国内和国外截然分开,而是应该以同步研究国内外的国际化进程为目标.     

马克思和恩格斯过渡时期理论及在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过渡时期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是指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革命转变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以过渡时期理论为指导,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国的过渡时期,一方面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过渡时期理论为指导,另一方面也是对过渡时期理论的充实和发展。这一理论的重要价值在于其给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以科学定位,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处理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