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参与模式的演变与社会政治转型

政治参与模式是指构成政治参与的诱因、目标及实现方式等要素在互动作用中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行为类型.政治参与的目标和诱因决定着参与的具体形式和程度.本文根据参与主体的目标和行为诱因把政治参与模式划分为信念要求型、信念支持型、分配支持型和分配要求型.政治参与模式的类型取决于社会政治环境,同时对社会政治发展又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期,同时存在分配要求型参与模式与信念要求型参与模式.因此,社会转型期将充满着不稳定的风险.通过拓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强化公民教育,将有助于降低社会转型期的政治风险.     

在现实政治与理想政治之间——透过施米特政治哲学看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

施米特政治哲学在西方是颇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这缘于他对政治的独立理解,即敌友划分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解,并以这种极端现实化的政治理解来挑战马克思的理想政治制度.回应来自施米特的挑战和深入阐发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可以看到马克思政治思想所具有的极为重要的当代价值,即在现实政治与理想政治之间,寻找和构建更符合人性的社会政治制度.     

认同政治与政治认同——"第三条道路"与西方社会政治文化变迁

现代政治的特征是政党政治.西方"第三条道路"是中左翼政党和政治理论家为了取得公众的政治认同,适应新社会运动、后现代主义、多元社会文化张力以及取得中产阶级支持所构建的一种政理念.作为一种针对社会现代化中蔓延的"认同政治"的理论指导,其基本价值观是超越"左"与"右",在极端与改良之间寻求一种中间道路或中性化政治,在个人与社会之间重新确立一种权利与义务的新关系,从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变革的挑战.其主要政治特征,是西方政党在西方社会转折中贯彻"竞选--执政"的政治逻辑和实用主义哲学.     

三角测量与怀疑论

普遍怀疑论认为我们全部有关外部信念有可能都是错的,而传统知识的融贯论与符合论都不能很好地回应这种挑战。从戴维森的三角测量模式出发,客观的知识或信念要求融贯的信念大体上为真并且是关于外部世界的,那么普遍怀疑论就会被批评为一种＂自我驳斥＂的想法。     

中美分歧的深层原因:以政治文化为视角

中美关系中的差异行为可以从政治文化包含的意识形态、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观这三个层次寻找原因。从意识形态层次看,中美两国对共产主义的不同认知,反映在两国关系中,存在着世界多极化与单极化之争以及对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态度的分歧;从政治心理层次看,"中国例外论"和"美国例外论"的根本差异导致两国对世界的认识、对国际组织的看法也有不同;从政治价值观层次看,民主是否能够带来和平成为两国争议、分歧和差异的深层原因;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的分歧成为损害两国关系的"暗礁"。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特质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特质表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其他西方政治哲学以及与马克思主义其他领域的界分。它由"建立与共产主义政治行为相适应的正义原则与价值信念"为理论目标、"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公正及其人的解放原理"为研究对象、"实现从政治道德建构论向政治形而上学批判转向"为研究范式和"哲学的现实化与无产阶级消灭自身的统一"为实现方式等所构成。马克思政治哲学特质的明晰,不仅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原理的厘清和体系的创建奠定了科学基础,更有利于全面、准确地阐发在人类面临共同危机的全球化时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特殊意义。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挑战、治理与创新

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演化的价值观系统,在影响和塑造人类社会与国家行为方面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意识形态矛盾与冲突是人类社会一切矛盾与冲突的重要起源,影响和决定了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的实现方式与实现可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现代国家发展中一切安全问题发生和构成的重要原因。处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价值观安全之间的科学关系、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文化政治之间的科学关系,是国家意识形态治理面临的深刻挑战,创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是应对这一挑战、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命题。     

论政治价值、意识形态及其相互关系

社会意识形态是对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反映,而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属于政治价值的范畴.政治价值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即理念和思想理论形态,制度或体制形态,行为规则、规训要求或行动命令形态.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之间是认识与被认识、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政治价值表现形态的状况大致决定或制约着意识形态反映形式的基本状况.意识形态具有不同的表现类别,依其主体的不同一般可分为国家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和社会的意识形态三类,它们在表征政治价值特别是核心政治价值方面的特点和能量是不同的.我们讨论政治价值、意识形态及其相互关系,就是要关注政治价值诸形态和意识形态诸类别的有机转化,以丰富意识形态自身的表现形态,提升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政治传播中的政治话语与意识形态

在政治传播过程中,一定的政治系统中意识形态往往经过媒介形成政治话语体系,在这种转换过程中,意识形态借助于政治话语一定意义上建构和重构了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当下中国政治传播中的政治话语,出现一种主流媒体政治话语高度同质化与网络媒介政治话语多样性并存的复杂情势。对此,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不能把多样化的政治话语表达或意识形态的争论看作是社会分裂的象征和表现;二是区分公共舆论和政治话语的同质化;三是不能片面地追求政治话语的单一性,由此造成虚假的社会和谐和统一;四是民族国家的认同不能完全诉诸民族情感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也需要通过不同政治话语的表达或争论达成理性共识。     

再议政治文化的内涵与结构

政治文化最早出现在比较政治学领域,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最先使用这一概念.我国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政治文化自身模式和结构的复杂性,20多年来对政治文化的内涵和结构并未达成共识.西方学者偏重于从单个民族和政治体系的心理层次来论述,国内学者则从"实体形态"和"观念形态"来论述政治文化的内涵和结构.政治文化应是一个"整合的政治文化"而非单个民族以及政治心理体系,且也不是一个涵盖"实体形态"和"观念观念"的结合体,其结构由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构成.     

政治发展中的政治生态问题

政治发展实际上是一种历史进程,是一个伴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同时得以推进的进程。无论是通过主观规划与设计所推动的一国政治发展,还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的政治发展,之所以形成种种差异或采取了不同的政治发展模式,主要在于其生存的生态环境不同。自然地理条件、物质生产方式与水平、社会传统、文化习俗、民族构成等,这些都是政治的生态环境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对政治的形成、变化、发展产生影响;同时,政治一旦形成,一旦通过其特有的力量作用于社会乃至作用于自然,也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改变着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所以,一方面,基于特定的国情基础来构建一国的政治体制,是政治发展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规律;另一方面,合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来促进一国的政治发展,也是需要遵循的基本原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类能够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的那些共通的、普遍的政治文明成果主要包括:属于政治原则方面的,如"人民主权"原则以及基于这个原则的一些价值和理念;属于政治精神方面的,如国家治理中的"法治精神";属于政治技术方面的,如不同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共同问题的解决手段。当然,正确区分政治发展中的合理借鉴与向别国输出政治价值和制度这两者之间的原则性差别,在当代国际政治领域也是非常必要的。     

深层生态学的政治智慧

深层生态学既是一种新兴的绿色的意识形态,它同时又是一种积极的从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念的变革出发的实践运动.在深层生态实践运动中它将生态学的原则深入到政治范畴,主张"生态中心主义"立场,反对作为西方道德和政治基石的"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以非暴力手段改良传统政治观.深层生态学的经济观主要体现在以"生态承受力"来取代传统的经济增长,其取向是后现代主义的.并且深层生态学的政治行动以个体精神的"内在变革"为社会、政治制度变革的前提.     

东亚威权政治形成的原因与背景分析

东亚威权政治的形成背景十分复杂,有着深刻的历史、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国际环境等原因.深受集权主义的专制传统和殖民主义的政治遗产的影响是其历史渊源;经济基础的极端落后和"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是其经济诱因;民主体制政治要件的残缺和民主政治尝试失败的教训是其直接动因;社会力量的孱弱和"庇护制"社会关系的存在是其社会条件;东方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胶合是其文化基础;而冷战对峙和意识形态斗争则是其形成的国际环境.     

我国政治意识形态安全机制初探

政治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中的灵魂。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改革与发展、全球化浪潮和互联网的多重影响,我国原有的政治意识形态安全机制遭遇了诸多挑战。针对我国政治意识形态安全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我国需要从运行原则、运行动力、运行途径和保障环境等几个方面完善政治意识形态安全机制,实现意识形态安全机制的现代化。     

网络空间公民政治情绪宣泄的刺激因素与政治功能

在当下中国,公民基于可行性、风险性、现实成本、效果等方面的考量,日益倾向于选择通过网络虚拟渠道来宣泄政治情绪。因社会转型的领域之广、速度之快而积淀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而导致的公民感觉"被抛弃""被不公平对待""被剥夺"乃至"被打压"的负面政治情绪正在不断酝酿和发酵。按照公民负面政治情绪的成因,可以将其分为五种类型,即逻辑背离型、利益侵害型、理念冲突型、伸张正义型以及意识形态型等。公民负面政治情绪的网络宣泄对政治发展既有积极的功能也有消极的影响,对此,应该辩证地认识并理性采取有效手段来治理网络虚拟空间公民负面政治情绪宣泄的问题。     

捍卫公共理性--论罗尔斯"政治的正义"的基础

本文选择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来解读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公共理性是民主社会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秩序良好社会中的公民的普遍理性,<政治自由主义>对<正义论>的一个伟大超越就是其对公共理性的表述.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政治概念既是自由的概念又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完备性论说的概念,<政治自由主义>的目的是试图将"公平正义论"阐发为一种"政治正义论"并力图为多元化的当代西方社会寻找一种政治正义的"重叠共识".在寻找政治正义的共识中,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建构的努力正是试图为人类找到一条通向秩序良好生活的普世价值.     

论政治合法性的构成要素

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构成要素有：法律规范、意识形态、治理绩效和认同机制。法律规范既是建构合法性的对象和内容,又是评价合法性的标准和依据。意识形态能为合法性提供道义诠释和正当说明,将政治权力转换成权威和影响力,实现社会共同政治理想与价值信念的重建,但意识形态对合法性的支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意识形态＂祛魅＂的进程也在加速。治理绩效是统治集团获取民众认同和支持的重要手段,持久的治理绩效可以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但治理绩效不能取代其他因素,更不能等同于政治合法性。认同机制是统治集团与民众之间进行政治沟通和政治对话的一种制度设计,政治合法性的切实巩固和有效提升,有赖于认同机制的逐步完善和有效运行。     

公平正文视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公平正义是社会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内容,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人类世代追求的崇高目标和价值理想.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特有的实践活动方式,"服从"和"服务"于社会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之一.通过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道德服务功能,可以促进制度伦理与德性培育的有机结合,从而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型的"教化论"审视

"社会哲学范式"呈现的是"规范论"的思想政治教育,而"人学范式"带有浓厚的"目的论"倾向.以"教化论"为视角审视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式转型,体现两种范式的承续式发展,把思想政治教育理解为一个教化的过程,在价值形态上表现为工具性存在与目的性存在的结合,本质上是道德性与政治性的统一.     

对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现实反思

网络科技的迅猛发展、宗教意识形态的扩张、社会分层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形成了挑战,从中折射出当前中国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紧迫性.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更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在要求.为此,文章从社会思潮、党的先进性建设和理论创新三个方面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