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育于古老蛮荒的一枝奇葩──梅山歌谣初探

梅山歌谣是湖南省中部娄底地区的新化县和益阳地区的安化县一带的一种民歌体裁，历史悠久，风格独特，而且影响巨大。梅山歌谣起自远古，经过发展变迁，形成了多种类型，表现出多方面的艺术特色．     

梅山教与梅山民歌--梅山民歌系列研究之三

梅山位于湖南省中部。梅山教是广泛流传于梅山地区的一种古老的宗教 ,亦即巫教。梅山教对梅山民歌的影响是巨大的 ,主要表现在形式、内容与对其他民歌的渗透等三个方面 ,这使梅山民歌呈现出浓厚的巫文化特征 ,也使以梅山民歌为主要内容的梅山文化成为南楚巫文化的重要分支     

论歌谣与戏曲之互动及其民俗文化传播——以浙江戏文山歌、戏班歌谣为例

浙江是南戏的发源地,戏曲文学源远流长.本文从浙江的戏文山歌、戏班歌谣考查了戏曲与歌谣之间的互动关系,歌谣的传播方式及其在娱乐文化中的价值和地位,并解读这些歌谣对研究浙江地方戏曲史、戏班史和戏曲文化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论梅山道教文化中的“巫”特质

梅山文化是属于古代荆楚文化的一部分。“楚人好巫重淫祀”的文化传承在古代梅山文化中有很明显的表现。在其文化的历史演化过程中,“巫”的信仰意念和巫术巫咒等好巫活动被内合到了梅山文化的文化品性之中,“巫”成为梅山文化整体品性中的一个重要特质。     

出版媒介场域对抗战歌谣的传播研究

在抗战歌谣出版媒介场域的生成过程中，抗战歌谣创作者的广泛性、出版物的繁复性和受众的普及性，为抗战歌谣的创作出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是抗战歌谣得以广泛传播的有力保证，给抗战歌谣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使抗战歌谣成为中华民族抗日解放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抗战救国”舆论的宣传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     

红色歌谣与旅游应用

红色歌谣是研究近代革命史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它反映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一伟大的历史时期的真实情况,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同时,在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的今天,它也是重要的非物质化的旅游资源。本文分析了红色歌谣的历史、教育、审美价值,红色歌谣在旅游应用中的地位与现状,对红色歌谣的旅游应用提出了较为可行的模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风俗巡使制度初探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民间歌谣盛行的时期,当时的统治者非常注重民间歌谣的舆论作用,经常派遣皇帝身边的近侍作为风俗使者分巡天下,收辑歌谣。同时还赋予他们一定的权力,可以根据民间歌谣风议对地方官进行监督甚至黜置。这种使者由于大多负有巡行风俗、采察歌谣的使命,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风俗使者。风俗巡使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重要政治制度。     

看见她，歌谣中的理想美人——董作宾歌谣研究的百年对话

1924年,董作宾根据各地歌谣《看见她》而写成的《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被认为是北京大学歌谣运动最重要的成绩之一,一直被民俗学者奉为歌谣研究的经典。奇怪的是,时隔一百年,经过了多次全国性的歌谣搜集运动,这首被胡适和常惠等人认为风行全国的歌谣,搜集总数依然不足一百篇。究其原因,除了董作宾曾经指出的该歌谣只能流行于南北官话系统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是一首主要由清代旗人子弟带往全国各军事重镇的儿童游戏歌。辛亥革命之后,旗人逐渐星散,这首歌谣也开始走向衰没,1950年之后几乎绝迹。歌谣中对于“理想美人”的夸耀,处处都能看出歌唱者以“贵”为“美”、以“相”取“貌”的审美标准。与其说该歌谣夸耀了一个美丽的女孩,不如说表达了一种对于富足生活的热切向往。     

试论《左传》歌谣的政治功能

在中国歌谣史上,《左传》占有着突出的地位。它是研究春秋歌谣的重要史料,共收录歌谣达20余首。这些歌谣大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对于时政有着直接的影响,从而具有鲜明的政治功能。这种政治功能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预言功能、美刺功能和外交辞令的功能。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此进行一番考察和评价,不当之处,望祈方家指正。     

现代新诗的歌谣化现象及其趋势

在现代新诗的诞生与发展过程中,形式与风格相对古典诗歌的定型化一直是其自身的重要问题之一。“歌谣化现象”作为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现代新诗的各阶段进程中均扮演过重要的角色。透过歌谣化现象在现代新诗史上的起伏,可以看出新诗艺术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此时,歌谣化现象带给人们的启示已超出狭窄单一的研究视阈。     

壮族民间音乐的传承与发展研究——以刘三姐歌谣为例

刘三姐歌谣依托歌圩得以传承与发展,其具有增强族群凝聚力、维系族群和谐、促进家庭和谐、倚歌择配等社会功能。然而,刘三姐歌谣在传承发展中仍面临原生壮语刘三姐歌谣的传播受到限制、刘三姐歌谣传承人缺乏、刘三姐歌谣文化商业化现象严重等问题。要促进刘三姐歌谣的传承与发展,应采取多种渠道,促进刘三姐歌谣的"本土化"发展、创新性发展和"国际化"传播。     

从外在参照到内生血肉——百年新诗视野中的歌谣资源

歌谣作为一种写作资源,在新诗百年发展史的不同阶段起到不同的作用.从早期新诗对歌谣的简单仿写,到1950年代中期新诗对歌谣的征用,再到当下诗歌写作对歌谣的内化处理,歌谣和新诗的关系得到不同角度的呈现.     

“诗体焦虑”与“歌谣身份”——论新诗“诗标准”的变动与歌谣文体身份的关系

在新诗研究史上,新诗和歌谣的关系一直是倍受争议的问题。五四后关于新诗歌谣化的争议,实际上是白话入诗所带来的关于诗标准的争议。诗标准的变动决定着歌谣修辞体式的自觉、歌谣与诗的辨析以及歌谣的文学化。对歌谣的文体身份和诗标准变动之间密切关系的揭示,有助于推进对于新诗发展规律的认识。     

刘半农对我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贡献

文章从具体活动、理论与方法等方面论述了刘半农先生对现代民间文艺学的贡献,分析了其意义及影响。认为他倡导新诗创作向歌谣学习的做法提高了歌谣在文学上地位,为歌谣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作了准备;他首倡歌谣征集与研究,使民间文学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并为之在学术界争取了合法地位;他的民歌采集和研究方法,他对民间文学及相关概念的界定、研究中的多学科视角和民间立场,对我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潮汕方言歌谣收集整理的原则与方法

潮汕方言歌谣是一种具有较高文学价值、历史价值、民俗价值的民间口头文学,是一笔难得的人类文化遗产.以前此歌谣集和资料本存在着收集数量偏少,对象界定模糊,体式界定不清,用字不究、少有注释,版本不同、面目有异等问题.而明确歌谣结构形式,界定体式；采用合理方式选取歌谣,取舍有据；遵循用字原则,通过比较辨析,统一歌谣用字；运用方言学研究成果进行歌谣的注释以及按照歌谣主题,兼顾表达形式进行分类,这五方面是在对上千首歌谣进行整理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原则和方法.总之,从语言与文化、民俗结合的角度对歌谣进行收集整理,将还原失真了的材料,使歌谣文本更接近原生态、更具研究价值,更有利于传承.     

近代歌谣:村妇生活的凭据——以江南为例

江南歌谣以民间-民众-乡村-妇女-地方-日常的粘着性可以成为村妇生活的凭据,但歌谣首先依循艺术理路:聚焦实际生活,着意渲染情感,凸显主要特征.对歌谣的史料学考量,一方面需要从歌谣中析出相关元素,解构原有歌谣,滤化艺术情感,抽象民众观念,进行“去艺术化”处理；另一方面,依据歌谣的内容和歌谣的存在环境及其存在方式对其进行时代性确认.所有这一切,要求我们在史学与艺术的跨学科对话中进行.     

广东粤闽客方言歌谣在东南亚华人社区的流变

东南亚的华人社区有大量祖籍地为广东粤、客、闽方言区的华人,华人在把粤、客、闽方言带到海外的同时,也把在广东本土广为流行的歇谣文化带到了海外,从而使得粤、客、闽方言歌谣文化风靡海内外.华人发扬光大了古老的歌谣文化,除了传唱带自祖籍地的歌谣,还在现居地创作了反映现环境、现生活和心态的新歌谣,新歌谣既传承了本土歌谣的特点,亦有海外的新特色.     

赣南、闽西客家歌谣的现代化历史进程

本文从历史学、文艺学与客家学的角度,探讨了赣南、闽西客家山歌的现代化进程问题。19世纪末客家诗人黄遵宪的“诗界革命”拉开了中国歌谣学运动的序幕,从此客家山歌也被纳入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之中。30年代土地革命时期,赣南、闽西等地的客家歌谣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成功地解决了苏维埃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外来文化、民间文化三者之间的贯通。但客家歌谣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内在叙述模式,使三元文化的交融合流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动态格局,为我们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背景中展开民间歌谣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例证。     

论"风"诗的起源

古人认为,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土地风气,因此产生不同的风俗;不同的风俗习惯,又导致原始歌谣音乐风格不同,这些歌谣又咏唱的是不同的风俗。人们就将这种原始歌谣称为乐风,即用音乐演唱的风俗。这些歌谣源于各地土邦,因此又叫土风。西周初年开始对这些歌谣进行有意识的搜集整理,就形成了《国风》。     

论前期歌谣研究会的歌谣学建设

前期歌谣研究会的歌谣学建设,包括总论性和分论性两部分研究成果。总论性的歌谣学,主要是对有关歌谣定义、范围、特征、价值、作用等的研究;分论性的歌谣家,是分类论述各类民歌(劳动歌、仪式歌、生活歌、时政歌、情歌、儿歌)有关的理论性建设。这种开辟歌谣学新时代的歌谣学,就总的根本性质看,应是新民主主义的,是科学、民主、大众的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