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内供给:破解农村公共服务困境的必然选择

构建制度内供给为主、制度外供给为辅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是实现国家(政府)职能的必然要求,是摆脱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农民负担沉重等诸多困境的现实诉求。建立统筹城乡的现代公共财政体制和实现决策机制由命令控制型向协商民主型的深刻变革是建构农村公共服务制度内供给体制的两大基石。     

新疆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来自部分边远乡村的调查数据

该文借助新疆6个地州的695份有效调查问卷数据,运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模型从公众满意度的视角出发探究新疆边远地区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发现:当前新疆边远地区基层政府服务环境虽较之前有一定改观,但受制于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业务能力不足,公仆和服务意识淡薄,服务流程不规范,办公信息化水平偏低,办公效率滞后等因素,公众对基层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依然处于较低水平;新疆边远地区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其主要原因在于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决策方式单一,公共服务供给监管的法制建设不完善,财政资源匮乏,绩效评估体系不健全等。据此,该文提出了深化公共服务管理体制改革,构建多元化供给体系,打造多维化监管体制,优化财政制度和绩效评估机制等对策建议。     

转移支付与县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于四川省138个县(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分析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基础上,采用四川省县级数据对转移支付与县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尽管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自主权,但由于地方政府官员自身利益需求,地方政府更愿意将财政资源用于经济领域而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导致了中国当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非均等化,在县级层面变现更为突出。因此,政府应该在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中既考虑财政的均等性同时也要注重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通过规范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及建立资金使用效率的评价,并改变政府官员绩效考核机制,以保证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入到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新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变迁

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对新中国成立三个时期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的演进、特征和因为作了分析.认为计划经济时期农村公共服务实行财政供给和农村集体组织供给并存、以农村集体组织供给为主的制度;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农村公共服务责任主体出现很大程度缺位,公共服务供给走向商品化、市场化;未来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改革的重点是:根据公共财政"一视同仁"的基本要求和"帕累托改进"原则,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财政投入;明晰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事权和财权;理顺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特别是加强省(市)级政府对县乡级政府的财政转移;完善农村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分担机制;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约束机制和公共选择机制,提高农村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效率;加强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的立法工作,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法制化轨道.     

破解农村公共服务困境的治理之道

当前,农村公共服务的建设过程中还存在某些问题,如存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总体不足,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基层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负担过重等突出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国家财政支农投入有限、非均等的城乡二元化体制和非均衡的财权事权制度安排等制约了农村公共服务的发展。因此需要从定位政府责任,完善制度内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合理配置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加强政府体系内部的协同性;以公正平等为根本价值导向,建立均衡化公共服务供给体制等方面入手来完善农村公共服务,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工程。     

财政体制视野下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存在严重的非均等化问题,从财政体制角度分析这一问题产生的缘由主要有：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不统一;转移支付制度不能有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资金投入结构失衡。应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四条对策：公共财政制度要从经济建设为主的＂建设型＂财政向关注民生、注重公平的服务型财政制度转变;厘清各级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职责,建立财权事权一致的投入分摊机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强化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果;优化财政资金投入结构。     

皖江城市带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困境及路径选择

立足于皖江城市带分析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情况,在理清本区域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城乡供给不均衡和地区差距过大的基础上,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划分不匹配、政府绩效考核制度扭曲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垄断三个方面重点分析皖江城市带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困境.应通过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加大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重建地方激励机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四条路径来建设皖江城市带基本公共服务.     

淡漠与需求:农村公共服务表达问题研究

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战略是党在十八大以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举措,而农村地区公共服务表达的困境是制约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瓶颈。从湖北省12个城乡区域1126户的调查结果来看,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表达上存在供给不足及供给偏差的问题;在农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上存在需求淡漠的问题。这种困境根源于政府的理性设计与村民的感性选择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涉及到政府、农民在农村公共服务表达中的角色定位问题。对此,可以从构建农民公共服务需求的利益表达机制、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政策规制表达机制以及第三方供给主体的利益表达机制三方面促进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表达。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模式与革新

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合作是农村公共服务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普遍共识。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有行政化供给、市场化供给和社会化供给三大类七种模式,各种模式的特色和应用领域各不相同。实践表明,政府本身的认识和能力已成为制约公共服务供给成效的关键因素。由于各地农村的差异,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面临以下困境:服务目标上,难以兼顾公平与效率目标;供给主体上,政府缺位、市场参与动力不足和社会组织不成熟;供给方式上,难以有效开展公私合作;供给机制上,难以协调公共性与逐利性。为摆脱困境,政府主导下公私合作是必然趋势,政府要兼顾公平与效率,规范自行行为、完善市场建设,处理好公私部门之间的合作与监管关系,注重引导和培育农村社会组织,深化机制体制改革。     

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价值审视与现实困境

文章通过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审视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价值,提出供给导向和需求导向下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政府与民众之间主客体的协调。基于价值审视,研究发现现阶段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陷入困境:供给的政策制度实施效果欠佳;供给的主体单一、参与不足;供给的供需失衡现象突出;供给的普适性泛滥,地域性缺乏;农民的需求表达不畅、参与机制不足。针对以上困境,提出我国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跨越式发展:对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价值扶正;通过社会力量的引进机制、搜集需求与传达的沟通机制和供给的绩效评体系,整合并优化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运行机制,提高运行机制的系统性;基于地域文化,凸显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地域性;建立并完善农民体育需求表达、参与机制等。     

公共财政支出与推进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基于浙江省的案例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应有之义,浙江省的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实践经验表明,经济发展进一步增强了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从而增加了政府加大公共服务有关的财政支出的可能性,却未必能帮助政府解决好地区间的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问题。分析这种状况存在的原因,从而提出相关解决方案,对于如何协调经济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之间的关系具有全局性意义。     

财政分权、双重激励与地方政府供给偏好的异质性

本文运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供给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的双重作用下,地方政府的供给偏好整体上偏离于当地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偏好,并且这种扭曲型偏好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性,从而内生出区域之间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差距。为此,在保持适度财政分权的同时,应该变革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重塑公共服务型政府。     

“健康中国”战略下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研究

“健康中国”战略对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优化路径提出新的要求。结合当前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实际情况,构建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的多元主体供给方式,为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提供可参考的建议,促进我国公共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已经成为新农村建设中的症结。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主要是由旧公共财政资源短缺、供给主体单一、农民偏好非理性等原因形成的。政府应该通过完善目前的资金供给机制、产品供给机制和全方位的供给主体结构等措施,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从而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与地区间供给差距研究——对税费改革前后相关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差异是农村公共服务地区差距的本质体现.运用对江苏、四川、河北、吉林和陕西等五省100个行政村的跟踪调查数据,测算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及其不同供给模式的“基尼系数”.结果发现：自税费改革实施以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地区差距逐步缩小,政府供给模式具有向贫困地区倾斜、缩小地区差距的效应,村庄自我供给模式具有明显的扩大地区差距的效应,“政府＋村庄”联合供给模式具有持续增强扩大地区差距的效应.     

法律援助的中国模式及其改革

政府主导下的“政府责任、律师义务、社会参与”构成了法律援助的中国模式,推动了我国法律援助从无到有的跨越式发展。然而,实证研究显示,该模式还存在明显不足：单纯依靠财政投入增加无法突破公共服务的成本限制;法律服务市场逐利性与法律援助公益性的矛盾使律师免费法律服务的资源输入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政府对法律援助大包大揽,导致了法律援助行政效率低下、供给结构失衡、社会参与不足。以上缺陷使我国的法律援助始终无法摆脱供需矛盾的约束：供给无法满足需求,且供给质量不高。围绕“不断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提高援助质量”的改革目标,应当将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转变为国家责任,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协同治理的法律援助新模式。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问题思考

目前,农村公共服务"缺位"、"错位"、"越位"的太多,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存在许多问题。鉴于当前农村政治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要从多方面入手加强农村公共服务。要改革农村公共服务体制,完善各种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决策机制,充分发挥各种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逐步建立起政府为主体的民间组织、私人等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多元化供给格局。     

辽宁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辽宁省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已初步建立,呈现出以政府供给为主的模式。但存在市场化程度弱、供给模式单一、供给缺位、城乡供给不均衡、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二元结构的分割体制、低水平广覆盖的操作方式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是导致辽宁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原因。为此,要明确政府公共服务范围、加强监管机制、规范支付转移手段、加速城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