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定居意愿探析——基于辽宁5市县的调查

依据2012年辽宁省不同层级城市652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访谈数据,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定居去向、原因及自身方面的影响因素.“打工城市”、“家乡中小城市(地、县两级城市)”、“农村老家”成为其主要的定居去向,“离家乡远近”、“安居、乐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地选择首要考虑的因素.研究发现,男性、25岁以下者、已婚者、家庭经济条件优越者、在中小城市务工者、来自打工城市附近县城农村的打工者及来自东北3省外的务工者倾向回到家乡中小城市定居.     

关于农民工类型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民社会分化的基础上,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农民工。按其居住地和从事职业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在乡在土型、在乡离土型、离乡离土型、离乡在土型四种类型。在乡在土型农民工既在家乡附近的企业打工,又经营土地,二者所得为其经济来源;在乡离土型农民工在家乡附近的企业里打工,不再经营土地,完全把打工收入作为经济来源;离乡离土型农民工离开家乡到外地打工,完全和先前的承包地脱离关系,打工收入为其经济来源;离乡在土型农民工虽然离开家乡到外地打工,但家庭承包地仍然经营着,二者所得为其经济来源。文章的目的在于更深入地研究农民工,认识不同类型农民工的特征、存在的主要问题、需求,为有关部门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有效地解决农民工问题。     

纤手撑起一片天——关注农村“留守部队”之“留守妇女”篇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大量农民工“东南飞”的现象,农村中一个特殊群体正在形成——“386199”部队。“386199”是个代号,也是许多偏僻乡村的现状：“38”是指在家带小孩的妇女;“61”是指父母外出打工后留守的儿童;“99”是指老人……由于“留守部队”问题已不仅是某个家庭、某个地区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性的社会问题。如何积极探索关爱农村“留守部队”的长效管理机制呢？为此,本刊推出关注“留守部队”系列报道,深入关注农村“留守部队”中儿童迷失、妇女无助、老人孤独等现象。     

论民工代际变迁及农村家庭模式的转变——新老农民工与家庭组织变化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家庭模式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发生着代际变化,作为青壮年劳动力的两代农民工在其独特的生存环境与意识形态影响下,家庭组织结构与功能已逐渐转变。新生代农民工在第一代农民工的家庭长大,深受家庭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并形成其独有的家庭观念和价值体系,希望能脱离农村到城市寻求发展,落地生根,农村家庭对其成员的向心力亦逐渐减弱,形成了一种相对松散的家庭模式。近年来出现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问题都反映了农村家庭组织状态的变化。新老两代农民工在生存状态及意识发展方面的差异必然导致现代农村家庭结构和功能的转变。     

中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生育观现状——以江西省土城村、贵州省双河村为例

以江西省土城村、贵州省双河村为例,将新生代农民工分为3种类型:离土离乡超生型、离土不离乡候鸟型、离土离乡准市民型.研究发现,不同类型新生代农民工的生育观基本特征相同,略有区别.其中,离土不离乡候鸟型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生育观的典型代表.     

新生代农民工留城还是返乡?——基于全国1023个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城镇稳定居留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基础。为揭示新生代农民工城镇稳定居留和返乡就业趋势,采用全国1023份问卷调查数据,建立二元和多重定类Logistic模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居留稳定性影响因素、未来流动意向和返乡创业意愿。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目的是收入挣得而不是居留城镇和市民化;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居留稳定性影响具有两面性;农村产业不具有就业吸引力,大城市难以立足倒逼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归田;打工中见识和自省提高了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研究提出协同推进农业转型和农村新型工业化,成立乡村学院培养紧缺人才,整合各类扶持资金支持发展规模化特色产业,盘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支持市民下乡和能人返乡创业等建议。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空心化”问题

随着城镇化程度越来越高以及农民工进城务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国一些农村出现了“空心化”现象并严重影响了新农村建设的进程。本文通过对村落“空心化”现象的驱动机制以及托达罗城乡人口迁移模型的阐述,讨论农村“空心化”现象的形成机制;从土地资源、农业生产、留守人口的角度,分析了“空心化”的负面影响,并对整治“空心化”问题提出了...     

集中代养农村老人 引领敬老新风尚

在农村,由于年轻人进城打工和离土务工经商,村里的孤寡老人、留守老人、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如何让这些老人减少孤独,享受生活?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车盘村广泛推行"公益食堂"、"日间照料"等集中代     

欠发达地区农民工留城倾向的影响因素分析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能否增强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和能力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途径之一。根据贵阳市农民工的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个人综合特征、家庭特征和个人满意度对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所在地与打工地距离越近,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城市居住时间较长,全家迁移,住房条件越好,已婚,对收入水平越满意、对工作环境越满意的农民工,越倾向于长期留在打工城市。且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倾向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表现出较强的代际差异性。     

农民“流动”与“留守”代际循环研究 ——基于武陵山片区Z村的实地调查

武陵山片区Z村的实地调研表明,在未知期限的中国城镇化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的“流动”与“留守”将持续非良性地代际循环：青壮年农民在城与乡之间流动,老人和孩子“留守”农村;孩子长大后继续外出打工,而曾经的青壮年则变成老人回到农村;“留守-流动-留守”是每个农民的生命轨迹,且一代代农民重复着相同的生命轨迹。在推力与拉力的作用下青壮年农民“必须”外出打工、农民工“无法”留在城市、老人和孩子“不得不”留守农村,而世代的“必须”“无法”“不得不”直接决定了农民“流动”与“留守”的代际循环。这种代际循环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的发展,只有统筹城乡发展、健全社会保障政策、完善社会流动机制,才能使农民摆脱非良性代际循环、安居乐业、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妻子生活状况调查研究——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西山镇A村为例

随着农村大量已婚男性外出打工,"留守妻子"群体随之产生。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西山镇A村为调查点,采用问卷调查、个人访谈法,对农村留守妻子的基本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指出现行户籍制度、家庭利益优化选择、自身技能局限是留守妻子产生的主要原因;同时阐述了家务活增多、农业生产担子重,两地分居欠缺情感交流,精神压力大,心理负担重的生活现状。提出打破城乡二元壁垒,建立健全以家庭为主体的农民工相关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本地经济,实现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成立互助组织,建立留守妻子帮扶体系等措施来改善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妻子的生活状况。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动机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了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日渐发展壮大,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由于身份不被城市接纳和对乡村的不认同感,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自主创业来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运用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实证研究方法,探索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动机的结构维度,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强烈的创业动机,经济性动机、社会性动机和成就性动机往往交织在一起,并随打工经历、经验积累和能力提升呈现出明显的动态性和方向性。据此提出激发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动机、创造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环境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择及应对策略研究

与第一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择相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择主要有3种:让子女随迁入城接受教育、让子女留守农村接受教育和让子女流动往返于城乡之间接受教育。从发展趋势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让其子女随迁入城接受教育。这一选择倾向主要受到四大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历及其市民化诉求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在家庭中的代际分工和家庭经济收入构成的影响、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教育空间压缩的影响和生育政策实施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生育观念转变所导致的生源减少的客观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择困境与城乡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对此,应从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的高度统筹安排。     

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矛盾与社会后果:从一个建筑工人家庭的日常经验出发

运用2010-2013年期间收集的农民工口述历史以及田野研究的资料,从劳动力再生产的理论框架出发,尝试跨越城市和农村两大社会空间,完整地呈现一个建筑工人及其家庭的日常与长期再生产的经验与过程,旨在以微观的个人经验对宏观的城乡发展论述进行批判与反思。研究发现,农民工劳动与再生产的空间矛盾体现在:农民工的劳动力使用与最小化的日常劳动力再生产发生在城市空间,而长期劳动力再生产则主要由城市打工收入支持并在农村空间进行。而在城市扩张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力量作用之下,土地逐渐失去了承担农民长期劳动力再生产的功能,农村社会的根基亦逐渐变得脆弱不堪,而对城市打工收入的严重依赖反过来更加强化了家庭再生产的内在冲突和农村社会的衰败。     

因村施策：农村人口空心化陷阱及发展路径转型研究

中国城市化进程引起了农村人口的大幅下降。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结构性差异，客观上使得中国农村普遍陷入了“空心化”“老龄化”和“空巢化”困境。农村的人口空心化又导致了产业空心化、文化空心化和社会碎片化等多重空心化。农村多重空心化之后，造成了典型的农村治理分散不经济的发展陷阱。在国家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期，面临农村人口空心化这一重大现实，需要做出战略调整与路径创新。本文秉持“因村施策”的核心理念，依据空心化程度、区位条件和自然资源等关键指标，提出以“国土整治”“有机收缩”“适度集中”和“产村融合”等战略规划持续推动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研究述评

通过与老一代农民工的比较,在＂再生产＂视角下从个人、性别、家庭和制度安排4个方面,评述了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的相关研究。研究发现,＂空间隔离＂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呈现复杂性;他们保持节俭并尽量汇款回家以维持与家庭相关的社会关系再生产,另一方面又追求城市消费方式以融入城市,通过消费重造主体性;家庭消费转移至城市以及打破集体消费领域的制度性歧视有利于其融入城市。研究指出,应将其视为＂完整的人＂,关注其家庭消费,同时结合生产和制度安排来考量消费。     

一个尴尬范畴的批判--基于农民工概念演进的内涵和语境

由于历史语境的变迁,农民工范畴经历了从“农民工＝户籍身份（含输出地）＋职业（主要指经济收入）＋阶级成分”到“农民工＝职业＋户籍身份”再到“农民工＝职业”三个不同样态,其演变的语境也相应分为三个阶段。令人关注的是,当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然导致农村土地财富的攀升和“新生代农民工”含义的改变,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工的内涵,即将进入“农民工＝职业＋土地财富”的新阶段。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因素分析——以陕甘宁3省的30个村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的职业转移状况进行统计归纳,并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期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现状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是否接受培训、婚姻状况、性别及城市规模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显著影响;工龄、受教育程度、配偶月收入、家庭经济水平及区域性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一定的影响;年龄及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不显著。     

农民工输出地"民工荒"成因的经济学分析

“民工荒”的问题不仅仅在东部发达省份出现,近年来,一向是农民工输出地的中西部省份也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输出地“民工荒”与我国劳动力转移机制的双重性有关,区域内的转移机制符合刘易斯模型,而跨区域转移的机制符合哈里斯—托达罗模型。输出地“民工荒”的主要成因是劳动力无限供给能力的下降和农民工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全面解决“民工荒”问题需要兼顾农民工输出地、输入地劳动力转移的特征,从经济全局出发对产业布局作出统一安排。     

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及干预系统构建——以秦岭南部陕西境内农村为例

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是个体问题折射在群体社会性行为的问题,涉及生活、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影响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的因素有家庭、学校、社会等,其中留守家庭人伦关系离散的变化造成农村留守儿童的语境影响最为关键。本文将留守家庭看作特殊的“伦理实体”,围绕此实体建立系统的干预机制,即“明伦”“通理”“持道”的相互支撑、落实符合道德原则言语行为的“执言”的内部干预系统,同时配合外在干预,即对留守家庭成员话语角色定位的指导,达到文明乡村语言伦理秩序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