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缘起：启蒙运动、现代性与观念学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孕育与扩张必然引发思想领域内的冲突和革新,启蒙运动与理性主义的兴起构成对封建专制与宗教传统的强烈冲击。秉持进化立场,思想先驱们坚信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性。即从宗教和受传统束缚的原初阶段趋向理性主义和科学化。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回声,特拉西借助“观念学”谱写了理性社会建构的浪漫之曲,勾画了意识形态概念复杂谱系的首张面孔。     

混沌的现代性--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总体特征的一种解读

现代性视野中的现代文学史叙述,要求将其视为一种“中国化的现代性”展开的方式。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现代性特征表现为:首先是错位的现代性前提,即与西方现代性的“分化”特征不同,中国现代性追求的恰恰是政治、道德、审美等一切层面与力量的“统一”;其次是误读的现代性资源,即中国现代知识界对西方现代性的误读、误植与误用。其三是暧昧的现代性矛盾,既表现在现代性与前现代性之间,也表现在现代性内部;其四是混浊的现代性哲学,其主要表现就是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混浊,在深层则表现为一种含混的整体思维与重统一而回避对立的“中和性”。     

马克斯·韦伯现代性的重构

马克斯·韦伯通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研究，提出了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巨大的“理性化的现代性”的命题。为寻求现代性的出路，通过对“理性化的现代性”的多重意义分析，提出尉马克思的“实践主体”为现代性奠基，完成哲学的“实践转向”来重构现代性，即从理性主义回到生活世界来拯救现代性的合法成果。     

主体间性:走出审美现代性的悖谬

以“身体性”为口号的审美现代性 ,秉承了克服理性主义之片面性的传统 ,是现代文化中审美主义的逻辑发展。但其哲学前提仍是理性与感性二元分立的人格模式 ,不外是对主体的“理性—感性”二重组合中审美感性因素的强化和夸大 ,并变本加厉地将后者推向了感官和肉体。相反 ,主体间性理论认为主体与他者、人与世界都处在融汇一体的联系中 ,艺术审美是大型的对话 ,以此吁求社会性的行动与变革。这样 ,就有可能成功走出审美现代性的困境。     

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一种社会学分析的新视角

当代社会实践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变,也显示了它具有的两股巨大力量———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的力量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的力量。当今世界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也都包含着这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我们把研究这种结构性巨变及其二维效应的理论称之为“实践结构的社会学理论及其二维视野和双侧分析”(简称实践结构论)。从社会学研究“中国经验”的“全球”与“本土”话语之争的再度激活,到“广义转型论”与“狭义转型论”实质性分野的明朗化;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生命力的再发现,到现代性彰显以来新兴社会科学(如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共性和个性的侧重差异,再到当前我国政学两界共同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都需要一种更为开阔的社会学理论视野。通过这一视野,我们不仅能够更深入地把握现代性全球化和本土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性,而且可以重新认识在中国新型现代性实践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不懈追求和新的活力。     

尼采与温克尔曼的审美启蒙

在康德传统和前康德的莱布尼茨—沃尔夫传统之外，德国启蒙还有温克尔曼开启的审美启蒙传统。德国启蒙的审美路线因为多涉及艺术史和文学史而常被狭义上的哲学史忽视。可审美启蒙或“美育”在当下实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温克尔曼的“模仿古人”和卢梭的“返回自然”一样，是对英法启蒙传统的反思。温克尔曼不但在启蒙时代强调文化意识，还通过美化希腊塑造了现代德国的文化认同。真正继承温克尔曼的不是持实证主义立场的维拉莫维茨，而是通过重提希腊问题再次发动审美启蒙的尼采。温克尔曼的阿波罗美学以古典理性主义及其德性理想为内核，是对现代理性主义的深刻批判。尼采则从完全不同的哲学视野出发去谈论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     

对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中"时代性"观念的反省

长期以来学界存在的以“时代性”为衡量中国哲学基本标准的理论立场,实根源于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影响。此一理论立场确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容易得出在整体上否定中国哲学传统之现代价值的结论。这一主张隐含着以特定时期西方文化的民族性充任人类文化之时代性的理论内涵,轻忽乃至抹杀了非西方民族文化传统的超越性与继承性,并以将西方式现代性看作封闭而完备的价值系统为前提。为完成由主要关注“非西方文化如何彻底照搬西方”向更多地关注“如何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以解决地球村的共同困限”这一“中心主题的置换”,必须摒弃机械地持守时代性之一维的僵硬思维模式,而从时代性与民族性两个维度对文化问题予以更完整的关照。     

台湾电影的现代性书写

在海峡两岸互动频繁的时代语境中,有必要重新审视台湾电影所映射的中华文化传统,揭示出蕴含其中之现代性的张力结构。台湾电影的现代性,首先体现在社会历史层面,即对民族认同、传统构建、文化想象等方面的叙事显影。而对现代性的反思之维,则表现为对国民性的反思继承,与集体理性的亲和疏离,个体生命的审美救赎以及流行话语的建构消解。     

理性的进步意义与危机:韦伯的现代性思想解析

韦伯将理性主义与现代性结合起来,认为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所有成果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正是理性的作用促成了现代性的生成。但理性主义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进步和促进发展的同时,又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冲突和危机,其最终结果是把人类装进一个钢铁般的牢笼里。韦伯理性化的现代性分析不仅为后来的现代性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出发点与分析框架,对后发国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韦伯提出的应对现代性困境的诸多举措只能"治标",难以"治本"。     

现代性境遇下的价值世界困境

坚持“个体自我的主体性”和“坚定理性主义”原则的现代性,在生命的每一个范围和层次都为人预备了全新的结构,同时也以消解价值标准、遮蔽价值理性以及断裂价值秩序的方式制造了价值世界的困境,引发出现代人深重的生存危机。反思现代性及其导致的社会文化生活系统的冲突与分裂,在现代与传统、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价值共契中,寻求既作为历史承诺、更作为现实生活“选择”与“安排”的价值标准,是彰显以绝对价值为核心的意义世界的独特地位,建构价值世界和谐秩序的积极尝试。     

从“反传统”到“再造文明”——“五四”现代性方案再认识

在当前关于现代性的讨论中,“五四”现代性方案受到多种责难。人们指责“五四”把传统与现代性对立起来,对传统资源完全漠视和否弃。其实,在“五四”前期,新文化人之所以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正是基于作为现代性前提的“进步”观念。到“五四”后期,新文化人已对现代性方案作出修改。他们改变全面反传统的思路,主张在综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再造文明”,其中包含着对中国传统资源的珍视和肯定;同时实际致力于传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尽力为现代性建构寻求传统的支持。     

超越之维的后现代性

从现代性精神的生成、嬗变和超越现代性精神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后现代性的思想特质。通过对现代性在历史(时间)与现实(空间)的生成和嬗变的理论分析,论证了现代性精神囿于其“工具理性主义”的倾向而意识形态化。认为后现代则力图打破被固化的意识形态的束缚,渴望对“超越性”的无限追求,它追求的不是彼岸世界的美好图景,而是那种还超越的意识形态于人本身。后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基于人本质内部对自由的追求,对既有前提和框架进行的反思和超越。     

现代性批判视野中的和谐价值观构建

作为现代性主导理念的人类中心主义与工具理性主义,已经成为现代人生存与发展的悖论.人类中心主义把人当作一切价值的尺度,催生了功利主义与个人主义信念,过度偏重人的利益和欲求,忽视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关系,使现代化成了主体征服自然、人类宰制世界的强制过程,导致了“人道主义的僭妄”.工具理性主义对人性的片面设定,导致了人性的单一化与功利化,造成人的价值理性的遮蔽与生活意义的失落.这就需要对现代性主导理念的人类中心主义与工具理性主义展开深入批判,以确立起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和谐价值观.     

农耕文化:乡村振兴的伦理本源

作为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线,乡村振兴战略有着浓厚的现代性意蕴。而现代化进程的内在悖论召唤着传统农耕文化的返场,并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发育现代性、融入现代性、扬弃现代性。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是劳动人民几千年生产生活实践的精华,汇聚着中华民族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相处的伦理智慧,集中体现为“道法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法则,“父慈子孝、耕读传家”的家庭美德,“同甘共苦、守望互助”的乡邻关系以及“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充分发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契合乡村振兴伦理之间的逻辑关联及其内在张力,探寻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助力乡村振兴之道,对于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意义深远。     

功能性家庭：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

现代性进村推动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型,重构了家庭再生产过程的资源配置逻辑、权力互动方式和价值实现路径。农民家庭的内部动员和资源凝聚回应了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发展性目标。家庭功能在“恩往下流”的资源配置模式中强化,形成家庭功能对家庭政治与家庭伦理的吸纳效应。因此,现代性压力激活了家庭的功能之维,重构了家庭运行的基本动力,塑造了转型家庭的实践形态——功能性家庭。基于“功能——结构——伦理”的配置,功能性家庭揭示了家庭转型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因素的复杂关联,展现了中国家庭制度的弹性,推动了农民家庭的转型。     

以现代性为衡量的主要尺度--也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

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标志是,它具有了不同于以往一切文学的现代性.现代、现代化、现代性三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与西方启蒙现代性在追求自由民主、社会进步、科学和真理、个性主义、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等方面基本一致;西方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有内在矛盾,中国现代性亦然,青年鲁迅对此有清醒反思;由现代性角度切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可以定在19、20世纪之交或20世纪之初.     

现代儒家文化的传统与创变——以熊十力本体论为视角

现代新儒家自兴起以来,一直以应对现代化困境和复兴中华文化传统为己任。这种复兴与应对,会通中西,融贯今古。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性”研究的一部分,以熊十力为例,借剖析其哲学特色,可以探析中西文化的异趣。熊十力发挥了《周易》“生生之谓易”的精神,对比柏格森看待“生命冲动”的解读,在本体论与方法论上别开生面。现代新儒家立足中西文化交流,以彼此之优长互补彼此之偏,救时代之弊。熊十力哲学以儒学生命之“本”融贯了现代性的要求,从而实现儒家精神的返本开新,成为儒家文化现代化尝试的开篇之作。     

伏尔泰理性主义史学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先驱伏尔泰开创了理性主义史学 ,提出了理性主义进步史观 ;他把目光从传统的政治军事史转向文化史 ,开文化史之先河 ;他批判了传统的西欧中心论 ,提出整体史的研究方法 ;他还首次提出“历史哲学”这一概念。所有这些思想精华和将其理论付诸实践的两部史著《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使之享有西方“近代历史学的先驱”这一不朽称号。但是 ,伏尔泰对人的理性过分夸大和对中世纪的论战性的否定 ,成为19世纪浪漫主义史家反击的焦点     

现代性价值：从“实体之自由”到“关系之和谐”

现代性有两种版本，一种是资本主义现代性，一种是社会主义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最高价值追求是“个体自由”，其理论旗帜是自由主叉；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最高价值追求是“社会和谐”，其理论旗帜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预设了现代性价值由“实体之自由”发展到“关系之和谐”的历史必然性。正是这一必然性，为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实践中重建社会主义现代性提供了可能。     

也论学衡派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作为与新文化运动相对的另一向度的学衡派,一直被冠以“文化保守派”之名,随着社会语境的转变,对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理论做历史理性主义之外的探讨,客观评价其为在更高视点上融通中西文化建立具有世界性永恒价值的文化体系的努力,挖掘其所坚持的文学批评的艺术标准,阐述其先行的对科学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盛行导致的人文精神的衰落的反思等,无疑是具有现代性理论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