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跨界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其有效治理需要构建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性框架。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的多元行动主体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政府是责任终极承担者，军队是巨灾应对中的突击者，企业是应急产品提供者，社会组织是重要补充者，公民是关键支持者等。同时，多元行动主体在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又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政府为职责驱动与政绩追求，军队为军地平行关系下的合作驱动，企业为逐利导向下的社会责任担当，社会组织为公共价值驱动的自组织机制，公民为“经济人”理性与公共精神。多元行动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产生了不同的互动关系，主要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主体和公民等。遵循行动者网络构建的一般规律，从转译的不同阶段提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具体策略：在问题呈现阶段确立共同目标，在利益赋予阶段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在征召和动员阶段形成责任共同体。     

突围现代性:解构“合理性的铁笼”

对韦伯"合理性铁笼"的分析试图绕过制度性路径,从行动者的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问题的产生,进而对韦伯概念的价值性进行质疑,同时也对现代性的困境进行重新解读。行动者应该对制度的运行保持必要的反思和警觉,因为行动者的参与对制度的良性运行至关重要,而行动者的纵容与娇宠也可能导致制度异化的不可挽回的恶果。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建筑低碳化动力机制研究

近年来,建筑能耗在能源总消耗量中占的比例逐年上升,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建材消耗、污染排放第一大国,建筑低碳化是我国建筑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视角,利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转译原理对建筑低碳化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通过行动者网络的构建,可以全面揭示建筑低碳化过程中的动力因素(行动者)及其之间的作用机制。政府作为核心行动者通过采取合理的手段可以调整行动者的行为,消除建筑低碳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和异议。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应用为研究建筑低碳化动力机制提供了全新视角,也为相关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行动者及其环境行为博弈:城市环境问题形成机制的探讨

从环境社会学的视角分析社会行动者的环境行为之社会学意涵及其主要特征入手,通过对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各类相关行动者之间环境行为博弈过程的分析,可以揭示环境行为与城市环境问题的关联,进而对城市环境问题的形成机制进行理论探讨。     

环境纠纷与冲突中的居民行动及其策略 ——以上海A城区为例

基于对上海一个中心城区(A城区)的田野调查资料,本文试图通过对发生在城区中的环境纠纷与冲突案例的分析,来解读居民作为环境问题的受害者,为维护自身的环境权益和环境利益而与企业法人行动者和政府法人行动者间进行的冲突与博弈过程,揭示隐藏在这一过程背后的居民行动者所运用的行动策略和行动逻辑,以及各类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所建构出的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关系.     

社会界面视角下农村成员权认定的实践逻辑 ———基于湖南S 村集体林权改革的实践

村集体土地成员权的认定一直存在着政府法律政策的逻辑和乡土逻辑的争论。文章运用发展社会学中行动者导向方法中的社会界面视角,将国家干预、社区和社区成员之间的动态互动整合起来,研究新一轮集体林权改革中湖南S村如何认定成员权的问题。以户口为基础、"人人有份,机会均等"是成员权认定的基础原则,它实现了国家逻辑和地方逻辑的融合,得到了政府、社区和基层行动者的普遍认可。基层行动者利用社区作为社会文化共同体具有的文化认同、社会关系功能,推动了成员权认定的复杂化和多样化。政府在维护公平正义原则和村民自治的基础上,要加强对成员权问题的调节处理机制建设,而非去制定完备的标准。     

去除计划干预的神话色彩

在对计划干预的线性与循环模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文章从行动者的角度分别对农业发展和国家政策进行分析，揭示了干预实施过程的复杂性：农民不是简单地被视为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地根据他们自己的项目进行决策并同外部机构与人员进行互动；干预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的社会构造与谈判过程，而非简单的对现有计划及其预期产出的执行过程。因此我们需要对干预的概念进行重新构建，摆脱旧有模式与思维的限制以更好地理解发展干预过程。     

军民融合产业协同创新网络运行机制研究——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角

当前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网络尚未实现资源有序联系和科学配置,理清其组建过程和运行逻辑,对优化军民融合产业,提高协同网络运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揭示军民融合产业协同创新网络的内在运行机制和逻辑.研究发现:在军民融合产业协同创新网络中,政府是核心行动者,国有军工企业、军队等是其他人类行动者,产业环境、发展愿景是非人类行动者;协同创新网络初期运行过程中,政府通过识别强制通行点,挖掘并赋予合作利益,吸引其他行动者加入网络;协同创新网络进入动员阶段后存在多种参与模式,核心行动者或变为军工企业,需要各行动者及时关注,调整身份.这将为军民融合产业相关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角度和思路.     

略论中国公共领域中的社会行动者

公共领域作为国家和社会共同参与的中间地带,需以公共权力与社会行动者的良性互动来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目前,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在传统文化遗存、共产党执政、多党合作协商的政治形态与历史背景下,社会行动者作为一种具有复杂、被动变量的社会构成,其成熟对中国公共领域的构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多元社会形态下,利益多样化所形成的社会行动者主要包括精英阶层、中产阶层及弱势群体等,他们在公共领域参与中存在诸多问题,如:人性私欲性在无法实现利益"帕累托最优"状况下导致公共领域"公共性"畸变与"搭便车"参与;社会民众政治人格在转型期形成的迷茫与偏差造成公共领域参与的失范、失效与政治冷漠;传统家国二元思维、"臣民文化"、权威人格等思维模式使社会行动者陷入公共意识缺乏、主动性丧失以及权威崇拜与追逐之危险中。基于此,社会行动者的成熟需形成以公民道德建设、现代政治人格塑造、公民文化培育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构建体系,以文化和制度的内外双重作用为中国公共领域构建提供独立自主、理性积极的参与主体,即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而以执政党为核心的公共权力将是最终决定中国公共领域构建实效的关键所在。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徽州传统村落治理共同体变迁

徽州传统村落蕴含着丰富的地方性历史文化信息，是多元主体进行生产活动、建立社会关系的高度聚合体。以黄山市L村为例，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介入，在类型化主体要素和公共事务的基础上，解析不同历史时期徽州传统村落行动者网络构成及其转译过程，探讨治理共同体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自传统社会到当代社会，徽州传统村落经历了从血缘共同体到政治共同体，再到市场共同体的治理变迁；关键行动者由宗族组织转向县政府，吸引新的行动者加入的同时，推动自身与其他行动者角色的转换。自组织带动、旅游产业发展、传统文化复兴的内生动力和政策引导、资本推动、多元参与的外源动力联合驱动了徽州传统村落治理共同体变迁。     

行动者网络视域下老旧小区协同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对策

社区治理不只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社会治理的前端。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和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老旧小区治理推进过程中面临行动者异质或缺位、行动者间的联结不足等多重困难。本文探讨了行动者网络对于维系老旧小区协同治理体系动态作用,提出从挖掘异质问题、鼓励利益表达、征召、动员四个方面加强转译能力以提升老旧小区协同治理水平。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研究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融合涉及众多异质主体融合关系的塑造,行动者网络理论有助于融合行动者意图,催生融合效应,进而理顺生态融合行动者互动关系,揭示生态融合内在机制,构建生态融合行动者网络。进一步通过生态融合理念的同化、生态产业关系的重塑、生态命运共同体的打造等路径夯实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行动者网络,提升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水平。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我国农村户用沼气工程网络建构与生成

农村户用沼气工程涉及农户、政府、技术服务提供者等人类行动者和沼气、沼气技术、生态环境等非人类行动者,后者通过前者的代言与解说,共同建构了行动者网络联盟。通过问题呈现、征召、利益赋予、动员、异议等五个环节的转译,农村户用沼气工程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网络取而代之。由此表明,农村技术工程的顺利实施要靠强大的异质行动者网络推动,问题转译是建构网络联盟的微观机制和联结网络的基本方法。     

核心行动者与当前我国公共理性、政治公共空间的构建

公共理性是建构社会合作系统与良序社会的核心理念,政治公共空间则为公共理性的展开提供前提条件。"制度——核心行动者"分析框架为考察当前我国公共理性与政治公共空间的构建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范式,依据这一范式的公共理性构建呈现为以执政党为核心行动者推动民生政治、公民政治与共和政治的进路,政治公共空间构建则体现为执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在不同领域作为核心行动者的建构方式。     

我国大科学创新系统建设的行动者网络分析

文章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我国大科学创新系统建设做出了分析，指出政府在与大科学装置的互构过程中，识别出大科学装置具有“建设大科学创新系统”的技术功能，并由此成为了大科学创新系统建设的关键行动者。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和大科学装置是大科学创新系统建设的重要主体，区别于其他行动者的是，在当前的转译策略下，企业并未接受征召和动员，行动者网络建构也因此尚未完成。文章认为政府需要探索制定承担企业参与风险和培育企业技术能力的科技政策，促使企业成为大科学创新系统建设的积极行动者。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域下乡村儿童游戏权的保障理路

游戏权是儿童的一项基本权利,其实现需要国家、社会、家庭、儿童不同主体在物质、精神各方面的努力和配合。通 过对56 名乡村儿童游戏权高度相关的教师、家长、行政人员、教科研工作者等进行深度访谈,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借助 Nvivo12 探究还原受访者眼中影响乡村儿童游戏权保障的各行动者。当前制约乡村儿童游戏权实现的突出问题为：核心因 素不明确导致方案模糊;多元因素不凝聚导致力量分散;非人因素存偏见导致忽视观念。建议明确政府核心定位,协调主 体利益关系,制定具体行动方案。     

重庆“散棒棒”的“领地感”与生存实践

有关社会基层民众对地点、空间的体认研究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该研究取向在空间认知研究的基础上,考察特定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判断事物边界的方式,探讨空间合法性获得的途径及其维护方式。对重庆"散棒棒"的"领地感"与生存实践的研究,从行动者的立场出发,透过行动者对生存空间的认知和判断,考察该群体选择、维护、打破和重构"领地"的方式和内容,发现个体在生存实践中受到固有文化和规范制约的同时,作为行动者又在策略性地对这些规范进行着重构,进而揭示实践中的行动者与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科学知识的社会学阐释--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解读

拉图尔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反对和解构科学社会学,用“社会”的一极代替“自然”的一极,两者都只注重了科学事实的解释。拉图尔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科学家们在实验室的行为和行动,行动者网络理论更是实验室研究成果的提升和超越。深入阐释和理解行动者网络理论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拉图尔的学术思想,把握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趋势。     

企业技术创新与规模关系探析——基于行动者差异理论的视角

首先基于行动者差异理论分析了不同企业规模的行动者差异的特征模式,进而分析了不同规模企业行动者差异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何规避不同企业规模行动者的差异,及如何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对策建议,以期对企业及相关管理部门提供决策考量。     

论村庄秩序的生成逻辑：兼论村民自治的困顿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村庄秩序的研究主要基于国家一社会的理论框架之中,而很少关注村庄内在结构状况对社会秩序生成的影响。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沿革来看,农民作为村庄社会中的主要行动者,其利益的参与、整合与安排不仅决定了村庄秩序的具体表征,而且亦是实现村庄社会有序运行的主要动因。伴随市场经济的社会发育,村庄结构日趋开放,以及国家现代社会管理方式的变相运作,村民自治被视为村庄秩序内生获得的恰当表达,而受到广泛关注。然而,现行村民自治制度的困扰,却意味着理性化村庄秩序将会经历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