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人类学影片研制工作的思考

文章回顾了欧美影视人类学的兴起及其发展历程,就人类学这一分支研究先驱者的工作成果作出真实的推介,并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前先辈们在实际工作中运用摄像机去捕捉具体民族社区的活动情景所取得的可喜成果.作者强调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调查要十分重视现代声像记录工具,并建议对已经面世的1000部人类学影片进行一次甄别工作,消除人类学影片中的"两张皮"现象,正确传播文化人类学知识.     

迈向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人类学国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人类学研究之于"和谐关系"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本土研究与“异文化”视野

人类学田野研究已经走过百年历程，所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当今的人类学在延续着异文化研究传统的同时，也掀起了本土研究的浪潮。对人类学的异文化研究和本土化研究进行反思，分别找出二者的优点和弊端，成为当代人类学田野研究的新趋势。就从事本土研究为主的中国学者而言，怎样在本土文化和异文化中寻找契合点，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西镇研究的延续性意义浅探

六篇硕博论文从不同角度涉及"西镇"田野点的再研究。它们为21世纪的"大理地区"人类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们都是学科规范研究的产物,拓展了原田野点的观察空间和解释角度,显示了新知接续的魅力。论文分别从家族文化、宗教人类学、结构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等不同分支学科探讨同一个田野点,显示了研究者的合力和共时性合作焦点,共同诠释着新时代"西镇"研究的延续性意义。     

父亲的骨头——金沙江畔纳人的亲属制度

中国云南纳人的亲属制度是近年来人类学亲属制度研究领域倍受关注的论题,本文以大量的田野素材为支撑,对金沙江畔纳人的亲属制度作出概要和系统的描述;与著名的永宁纳人亲属制度进行比较;并尝试对其运行机制进行解释.     

瑶族人类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与延续

现代人类学学科意义上的瑶族研究走过了90年的历程。以中山大学师生瑶族研究的学术史为主线进行梳理,可发现人类学研究瑶族的学术传统是运用田野调查方法,民族志写作聚焦瑶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关注瑶族区域的社会发展变迁。在新时代,瑶族研究应接续人类学者优良的学术传统,立足田野,扎根中国大地,把脉瑶族群众的主要矛盾,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加强与境内外人类学的对话,为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战略服务。     

田野情景中的灾难人类学——地方灾难场景与应灾实践经验的民族志研究

田野民族志是人类学研究工作的核心,田野情景中的灾难人类学将基于对具体灾难场景中所呈现的环境风险性、人类脆弱性和社会弹韧性的辨析,来就具体地方的灾难应对实践经验进行精准化的总结。坚持整体性的框架分析、过程论的动态考察,以及地方性视角的呈现和转述,灾难人类学的田野民族志研究可就人类社会在可持续性方面所面临的危机挑战和机遇可能进行深刻的反思与呈现。     

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发展

20世纪50-70年代是战后法国社会及其海外殖民地发生巨变的时期,面临时代和社会变革的需要,法国民族学人类学迈开了新的发展步伐.战后法国民族学人类学在社会变革时期的发展与国家对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视、优良的学术传统、与社会学的亲缘结合、"定点调查"的田野经验以及重视普及人类学是分不开的.     

时空视野下的人类学民族学田野工作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经过百年来的发展,各地学者在中国各民族地区开展了长期而艰苦的田野调查工作,文章认为只有在厘清不同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田野调查情况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全面的实证研究。在网络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支持下,以时空的视角研究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状况,实现从宏观到微观、从历史到现实角度全面的反映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田野工作脉络。文章在分析了田野调查工作的信息组织模式的基础上,设计并实现了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网络地理信息系统,通过联合国内外相关科研教学单位,长期收集整合学者的田野调查工作信息及成果,为国内外学者打造了开放式的田野调查研究共享平台。     

卷首语

现代学术史意义上的中国西南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始于20世纪上半叶。历经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研究、20世纪50年代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和80年代西南民族研究的繁荣时期。近年来,日益呈现出跨学科、跨地区和国际化的研究趋势。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西南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从2007年10月起,我们将开辟“中国人类学·西南研究”栏目,并陆续开通人类学理论与个案研究、名家访谈、口述史、田野调查和书评等专栏。为学者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中国人类学·西南研究我国著名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从宏观角度梳理了西南民族研究的发展历程;美国著名…     

20世纪中国人类学研究述评

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4个阶段:创立和发展初期(20世纪初～1937年);长足发展阶段(1938～1949年);曲折发展阶段(1950～1979年);重建和兴盛阶段(1980年至今).中国人类学学者从翻译西方人类学著作、深入社区进行调查研究、大规模地投入田野调查到成立中国民族学会和人类学学会等均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正不断走向兴盛,同时也存在学科定位不明等问题,但不断强化的"学科互涉"以及广大研究者的深入探索,必将促进人类学研究保持活力,继续开拓更宽、更广的研究领域.     

田野民族志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纪念费孝通、林耀华先生100周年诞辰

从费孝通、林耀华两位中国人类学大师的相关论述和研究实践出发,对中国人类学界田野民族志文本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就人类学专业学术训练、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撰写中田野工作的深入、民族志材料与理论的关联性、民族志文本的场景和能动性、"可持续性"的田野民族志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强调深入、细致的田野工作与民族志研究中的理论反思与创新对于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人类学灾难研究的面向与本土实践思考

本文在回顾人类学灾难研究历程的基础上,讨论了关于灾难的定义,检视了人类学灾难研究的理论和主要面向(兼及社会学).文章从地处5·12汶川大地震中心的S市的田野观察出发,就组织应对、社会互动、宗教仪式、生死哲学与文化适应等方面加以探讨,总结了中国人类学灾难研究的理念及其主要面向,以期对未来应对灾难做好理论准备与行动选择.     

理论性与人类学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田野、同行与中国人类学西南研究——访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教授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教授在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西南族群研究和彝学研究方面都有大量的著述,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郝瑞教授在回顾自身的中国西南研究历程中,就多点民族志、田野中的合作与对话、民族与族群的论争、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西南区域人类学的研究前景等问题进行了述评。     

警醒、感恩和展望——写在中国文学人类学获国家立项之际

2011年,以"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为题的学术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的立项,标志着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正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文章在此回顾了文学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感谢了支持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前辈,并提出了未来需要警醒的问题。     

田野无界——关于人类学田野方法的思考

人类学以叙事书写为特征,与其它社会科学学科不同,其田野研究途径是研究者个人自觉的实践、理解与反思的结合,不可复制,更不能复印。田野实践尤能体现人类学的关怀,对远、近、亲、疏不同人的关怀。田野是一种"内省"与"外察"并行的态度,而其具体研究方法不是一套可以传授的操作程序,不限于一个场所,一段时间,一种职业。     

人类学与灾难研究的范式

近年来,人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对灾难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将灾难中交汇的环境、生物和社会文化三个因素纳入思考的范畴,并在研究中形成了"考古与历史"、"政治生态学"、"社会文化与行为"和"应用与实践"几种范式。这些范式之间相互关联,吸取了其他学科的灾难研究经验,以人类学整体观的视野和微观的民族志田野方法对灾难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