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与“互惠”作用下的族群交往——以汶川地震羌族灾难移民的异地安置为例

受文献和方法的限制,历史进程中的族群交往过程难以再现,因而有关此过程影响因素和影响机理的研究也不尽完备.灾难移民与迁入地当地族群之间的交往为理解上述过程提供了现实场景.选取汶川地震羌族灾难移民的外迁安置为个案,通过对外迁安置后羌族移民族群交往基本类型及交往状况的详尽调查,发现其背后的影响机理,进而寻求增进族群交往和改善社会文化适应状况的有益方式.     

“汉化”还是“羌化”?——川西石棺汉墓遗址族属问题再思考

四川岷江、青衣江流域曾陆续出土大量汉代石棺墓,发掘单位或研究学者大多认定,墓葬当为古羌人遗留,甚至将石棺等同羌人文化,并认为此说已成考古学界的定论。从近来族群研究与民族考古学视野而言,这批石棺墓群的族属值得再思考,从墓葬形制的混合多样性,随葬品来源分散广大区域的现象,确实反映出两汉时期川西地区复杂的族群接触,在漫长互动过程中,被泛称为"羌"的当地民族有所谓"汉化"现象。但另一方面,更不能排除被视为主流中原汉族,在当地却为"少数民族"的中原汉人,由于徙民或互市与当地民族长期族群接触,因而"羌化"的可能。     

闽东畲族居住格局初探——兼谈闽东畲汉族群关系

本文以闽东畲族居住格局为场景和变量来探析闽东畲汉族群关系的变化。闽东畲族居住格局存在不同程度的散居、聚居、杂居情状,内地与沿海、山区与平原、聚集与分散等多层面的居住状况体现出多层次的族群意识,影响着闽东畲汉族群关系多层次发展,形成了闽东畲汉族群之间“认同”与“排他”相并存的复杂关系。     

“透明式”跨族群收养关系的文化诠释——以丽水市莲都区老竹镇沙溪村畲族收养汉族为例

本文以丽水市莲都区老竹畲族镇沙溪村畲族收养汉族为个案,分析了这种公开、友好、洒脱,呈"透明式"特征的收养关系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功能.该收养关系是畲汉之间长期互动以及畲族洒脱的民族性格所孕育的畲汉之间的互惠行为,它有利于族群间的良性互动和人格的健康与社会的和谐.     

文化建构机制与民族社会延续——撒拉族“骆驼泉”口述文本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现代建构论与"族群—象征"论是西方两种重要的民族主义理论,二者在主观认同与客观历史、现代性与地方能动性之间形成了张力。通过比较分析中国历史传统场景下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撒拉族族源传说口述文本,动态地呈现撒拉族在挤压、推拉的民族关系格局中不断形塑自身的过程,揭示策略性的文化建构如何延续民族社会,并进一步说明文化机制对民族生存的独特柔性作用。     

试论族群认同和国族认同

本文认为,族群主要属于文化范畴,而国族则属于社会政治范畴,在族群认同和国族认同之间既存在着一致的一面,又存在着冲突的一面.对于一致的一面,我们要善加利用,以利于国族的统一和稳定;对于冲突的一面,则要通过构建包容性的价值取向、平等的酬赏制度和各族群间的交流与沟通予以克服.     

"国"与"家"的联接——贵州屯堡人的家谱编撰与身份建构

本文以30个屯堡家谱为文本个案,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对贵州屯堡人的家谱编撰与身份建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屯堡人家谱是在屯堡族群建构背景下形成的,超越了宗族的需求.屯堡人的家谱编撰通过对屯堡族群与国家关系的选择性记载,勾连了家庭、族群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主动利用来自国家的权威力量,以促进屯堡人的身份建构与族群认同.     

“创伤经历”与幻想记忆——藏边社会民间叙事研究

民间叙事有两类文本,一种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社会文本,一种是具有文学审美价值的文学文本,对一个族群而言,两种文本都是不可或缺的社会记忆。本文以保安族民间叙事为例,探讨社会文本和文学文本的关系,尤其从族群民间叙事角度重点探讨社会创伤事件如何进入文学文本,或者说文学文本是如何"消解"或表达社会"创伤经历"的。     

论《三国演义》之“义”——“义”与战争的关系

《三国演义》的"义"是与战争描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小说对战争的起因、发展、结局等都进行了"义"的阐释。本文着重从"义"是衡量战争性质的一面旗帜、"义"在攻守之战中的重要性、"义"关乎主帅性命和军队命运、"义"有感化制服对方的功效、"义"能改变战争形势甚至决定战争成败等五个方面来论述"义"与战争的关系,以充分肯定"义"在小说中的重要地位。     

从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谈起——我国30年代三本《中国民族史》的比较研究

中国的国家观念和族群关系在“鸦片战争”后经历了一个急剧变化和不断调整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 ,我国学者对于如何系统地理解和分析几千年来中国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发展史也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出版于上世纪 30年代的三部《中国民族史》可以说是那个时期中国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其中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试图以族际交往和族际融合为主线来贯穿中华民族整个族群关系演变历史 ,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过程具有特殊的意义。上世纪 6 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发展起来的族群社会学 ,其主要研究视角即是以族群关系为核心。族群社会学在中国也正处于发展之中 ,在研究分析中国族群关系发展史时 ,这三部民族关系史是重要的参考文献。文章以王桐龄书为主线 ,比较分析了这三本民族关系史各自的特点     

秦汉时期洱海区域的族群与社会——多维视角下的历史叙述

秦汉时期,洱海区域的族群及其文化多样性是与该区域的自然环境相对应的,是特定历史空间下各族群基于不同地理生态环境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区域之间各族群不断交互影响的结果.西汉以来,中央王朝作为一种"介入性力量"逐步进入这一地区,王朝力量在洱海区域的渗透推动了该地区各族群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族群社会的整合.但由于受当地地理、交通、生态环境以及"非华夏"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制约和影响,洱海区的族群和社会呈现出与王朝史并不同步的历史演变特征.     

仪式结构与国家认同:跨越中缅边境的傈傈族刀杆节

古永(古勇)乡位于云南西部中国--缅甸边境地区,居住于此的傈僳族长期处于多种力量并存和族群交汇的边缘状态中.每年农历二三月间举行的"刀杆节"是当地著名的仪式性的传统节日.本文以田野调查材料为基础,通过对刀杆节的参与观察,从空间结构、人群结构、叙事结构以及仪式程序几个维度对仪式结构进行描述,并讨论它们与当地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而呈现处于国家边境一带的僳僳族人群如何在民间的仪式中多方面地强化对国家的认同.     

“踏祖公”仪式与富川平地瑶族群的交互关系

仪式与族群存在交互关系，族群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和凝聚力需要仪式来强化，仪式的展演和传承需要族群成员的共同参与，为仪式符号赋予特定的含义，否则仪式就失去了储存文化传统的功能。富川平地瑶古老的“踏祖公”仪式与富川平地瑶族群存在深刻的交互关系。一方面，富川平地瑶族群通过“踏祖公”仪式祭祀祖先和展演族群艰难的迁徙历史，使平地瑶间的族群认同感和凝聚力得以增强；另一方面，族群成员通过共同参与祭祀仪式，在仪式过程中用“踏九州”“盘王出游”等为“踏祖公”仪式赋予特定的、共同的民族文化内涵。     

从清末到民国云南诺邓盐的"交换圈"

本文以物的流动性为视角来进行西南研究.文章总结了学界已有的关于物的流动性的研究,以云南诺邓盐井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为例,对诺邓由外而内的交换圈进行细致分析,力求透过盐的流动与交换来呈现诺邓的上下、内外关系,管窥晚期帝国如何通过"物"来实现对西南地区的治理.文章最后指出在西南研究物的流动性,不仅要关注族群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考虑到国家力量、区域市场体系以及村落内部的社会结构等视角.     

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

多种族、多族群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本国族群关系以及政府应当如何引导族际关系发展方向的重要问题。中国几千年来在处理族群关系中具有把族群问题“文化化”的传统 ,但是近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吸收了欧洲把民族问题“政治化”和制度化的做法。 2 1世纪的中国应当从本国历史中吸取宝贵经验 ,也应当借鉴美国、印度、前苏联等处理本国种族、族群问题的策略与经验教训 ,把建国以来在族群问题上的“政治化”趋势改变为“文化化”的新方向 ,培养和强化民族—国民意识 ,逐步淡化族群意识     

论影响澳门族群关系的三个主要因素

澳门是一个族群关系复杂的社会,本文论述了影响澳门主体族群广东人和主导族群土生葡人之间关系的三个主要因素：族际通婚、宗教和族群认同。     

从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谈起－－我国30年代三本《中国民族史》的比较研究

中国的国家观念和族群关系在“鸦片战争”后经历了一个急剧变化和不断调整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我国学者对于如何系统地理解和分析几千年来中国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发展史也进行了研究与探讨，盱上世纪30年代的三部《中国民族史》可以说是那个时期中国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其中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试图以族际交往和族际融合为主线来贯穿中华民族整个族群关系演变历史，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过程具有特殊的意义。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发展起来的族群社会学，其主要研究视角即是以族群关系为核心。族群社会这在中国也正处于发展之中，在研究分析中国族群关系发展史时，这三部民族关系史是重要的参考文献。文章以王桐龄书为主线，比较分析了这三本民族关系史各自的特点。     

“五屯”土族的族群认同

关于土族的历史来源,学术界有各种说法.本文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讨论土族的族源,而是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结合当地口传历史和民间神话传说,考察青海省同仁县"五屯"土族的族群认同与区分.     

关于族群与族群认同的讨论

族群及族群认同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翻译进中国来,一直与民族与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认同等概念的辨识争论不断。本文综合各种观点,提出族群与民族的区别及其使用必须兼顾这两个词的来源和使用历程以及在我国的使用习惯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族群认同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主位认同和客位认同的区别,二是族群认同具有场景性。     

布朗族民间信仰与差异化族群关系的建构——以老曼峨村为个案

以云南省勐海县老曼峨村为个案,介绍布朗族与周边的傣族、哈尼族、拉祜族村寨的族群关系,分析当地布朗族如何根据主观选择,将民间信仰作为建构差异化族群关系的手段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