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期川西北“族姓”、边政与宗教关系

［摘要］大姓与小姓的“族姓”之别是明代史家区分川西北族群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影响明代前期川西北政教格局的潜在因素。受“族姓”的族群归属约束，明代前期川西北番人内部的本土政治表现为大姓与小姓的合纵与纷争，并对川西北的政局演变与族群分布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也渗透到川西北宗教信仰领域。明代川西北宗教格局的主要特点是“道教”与“僧教”的并存与交融。汉文文献记载的“道教”与苯教关系密切，有别于“僧教”，两者的差异性在不同“族姓”的族群与政治纷争中被有意突显出来。宗教信仰虽然具有跨“族姓”的影响力，却并不是大小“族姓”区分的真正依据。     

民国时期川西北羌地汉人的文化生活与精神世界

川西北羌地汉人是民国时期民族学家陶云逵所指称的"边地汉人"。羌地汉人在与当地人群长期相处的过程中,开始部分地改变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习俗,与内地汉人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羌地汉人与当地羌藏族群相互交融,共同创造羌地文化,形塑了那时乃至以后川西北丰富多彩、多元并生的民族文化。本文根据相关文献资料,重建羌地汉人的宗教世俗生活与精神世界,以展现徘徊于汉羌藏之间的边地汉人社会文化生活的若干面相。     

试论明代对川西北民族地区的政策

明代的川西北民族地区,系指今阿坝藏族自治州以及今绵阳专区之平武、北川等地。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川西北地区的历史,是以藏、羌为主体,包括着汉、回等族在内共同发展的历史。 明朝在川西北民族地区推行的政策,出发点虽然是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但它对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经济联系、文化交流,也起了积极作用。     

明代延绥镇、榆林卫辖境考述——兼论河套南部边界的变化

通过梳理明代延绥镇及榆林卫管辖范围等文献,认为延绥镇具体辖境很难确定,但可用延绥镇巡抚和总兵的辖区之和代替。榆林卫是实土卫所,辖区分为延绥镇中路清平堡至高家堡11座城堡和位于镇城附近及自威武堡西至饶阳堡、＂二边＂长城南、界石北的屯地。＂河套＂一词最早出现于正统二年（1473年）,其南界是随着＂二边＂长城、＂大边＂长城的次第修筑,防御重心逐步北移而北移并逐步明晰的。     

明清时期国家权力于河湟边地的延伸

明清时期河湟地区随着卫所、郡县的设置、移民的涌入,其传统的族群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央政府一方面因俗而治,对藏、蒙牧区实行部族制、盟旗制,对土人、撒拉等族群施以土司制的统治策略;一方面则通过逐步加强汉人移民区及"熟番"地的军政控制,实现了中央王朝于此地界的政治主导地位,从而也使国家权力不断在河湟边地获得延伸。     

明代“西番诸卫”与河湟洮岷边地社会

明代在河湟洮岷边地设置“西番诸卫”,形成军卫统辖体制。各卫土汉混编、军政兼辖,与地方社会结成密切关系。而伴随卫所建置形成的移民、屯垦及王朝正统文化的推进,促进了河湟洮岷边地社会的变迁。     

明代边地儒学教育体制变迁与政治一体化进程——以云南永昌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云南永昌地区经历了复杂的儒学学校发展轨迹：最先出现的是边地卫所治下的特殊社学，它们虽以“社学”为名，却表现出明显的官办特征，教学内容具有边地和军事特点，更近于官办儒学形式；继之是军民指挥使司儒学，显现出府州县儒学与卫所儒学之间的过渡性特征，以其灵活性兼顾到边疆民族地区不同群体、不同治所的教育需求，但规制相对不完备；最后是府(州、县)儒学，它突破了军民指挥使司儒学发展的瓶颈，实现了边疆与内地学校形制的整齐化。以永昌地区为代表的边地学校体制的演变之路，显示明朝在边疆地区推行儒学以教化百姓为起点，且政策灵活、形制多样，最终实现了改易风俗、发展文教的多重效果，极大地推动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     

民国时期理番四土、五屯之社会文化研究与实践

透过对于特定时代和学术背景的理解,本文以民国时期川西北理番四土、五屯为例,描述和解读了该地区的社会文化研究与实践,阐述了当地各族群渐渐纳入现代国家视野的情形.本研究认为,在族群区域研究的视角中,应重点关注清季以降、民国时期的民族调查研究与实践,此研究路径既可弥补族群实体论和族群建构论阐释力的缺陷,又可更加清楚地展示中国族群的历史与现状.     

陕北长城沿线明代古城堡考

陕北长城沿线的明代古城堡遗址 ,可考证的有 36营堡 ,主要是为了抵御北边日益强大的鞑靼族的侵扰 ,嘉靖年间驻军达五万八千余名 ,除了大修长城外 ,就是筑墩台、修营堡     

先祖敬奉?族群想象?文化认同——从四川茂县“中国羌城”说开去

祭祖意味着寻根:寻家族之根,寻民族之根,寻历史之根,寻文化之根。这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群体而言都是关系自我身份的极重要问题。古“羌”曾是驰骋中国西北的族群的泛称,如今聚居在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的羌族是其后裔的一支。当代川西北尔玛人祭祖认祖的族群寻根意识,在羌文化核心区茂县以“中国羌城”命名的建筑群中有鲜明体现。文章从祭祀先祖的羌城神庙中的元昊纪念大殿切入,立足笔者在川西北羌族地区的田野走访,结合羌族社会、历史、文化的若干事象,透视其中的族群心理和文化认同问题,对于我们认识当下语境中的中国羌族及其文化有重要意义。     

承传与遗忘——湖北苗族移民特征的文化人类学分析

湖北苗族主要是来自湘黔边地的移民。在田野材料的基础上,运用人类学族群集体记忆理论,从湖北苗族的语言、物质文化、民族风俗及民族心理等角度分析了湖北苗族的移民特征,并认为从历史记忆入手来分析族群的文化特征非常重要。     

武陵地区族群关系研究的一部力作——《边界流动与族群变迁:宋元以来武陵地区的土客关系》评介

近年,关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我国古代边地的国家化以及边地的族群关系是民族学、历史学比较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据笔者所了解,曹大明教授出版的《边界流动与族群变迁:宋元以来武陵地区的土客关系》应是国内首部全面、系统研究武陵地区土客关系和国家化的学术专著,而且是饶有新意,颇具学理性的重要著作。     

1935-1936年国共内战与川西北土司(官)的政治态度

1935-1936年国共川西北内战时川西北土司(官)除羌族红色土司安登榜外都一边倒地站在国民党及其政府一边,这种"一边倒"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川西北土司(官)一边倒地支持国民政府的直接原因在于中共过"左"的苏维埃阶级政策.川西北土司(官)支持国民政府的政治态度稳定,但在具体策略上又有灵活性.南京国民政府既利用川西北土司(官)"协剿"红军又心存戒备,川西北土司(官)想借"剿赤"扩充自己实力的愿望未能实现.     

论明代贵州卫所建置的特点及其职能

卫所建置是明代兵部所辖的基层单位。明代贵州由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导致明代在贵州建置卫所出现了一系列有别于其他各省卫所建制的特异性。这种特异性突出表现在卫所空间分布上的极不均衡性和职能上的多重性。     

茶马古道的松潘回族与伊斯兰教

松潘是川西茶马古道上的重镇,历史上就是藏、汉、羌文化交汇之边地。元明清以来,随着回族移民不断迁徙进入松潘,松潘成为藏、汉、羌、回多元族群交汇之地。文章通过对元明清以来茶马古道松潘地区回族的迁徙,松潘回族伊斯兰教清真寺与回族文化名人的考察,认为松潘回族伊斯兰教与松潘地域文化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明代北杂剧服饰刍议

<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中的"穿关"是明代北杂剧服饰的集中反映,它表明明代北杂剧服饰已趋于成熟,并形成了融程式性、符号性和实用性为一体的特点.     

清季民国川西北汉商经营与区域社会——以杂谷脑市镇为中心

［摘要］以清乾隆17年（1752年）杂谷土司改土归屯为标志性事件，川西北杂谷脑河流域的政治经济体系发生了重大转化。伴随王朝势力的推进，内地汉人商贾得以进入该族群边缘区域。从杂谷脑市镇的汉商类型、经营活动、汉商会馆与地方社会互动等情形，可以窥视川西北族群边缘区域在清季民国时期的历史图景。     

明代山陕商人在西北边镇的商业活动及影响

明代在北边地区普遍实行的开中制度与茶马贸易,为西北地区的商品流通与商人活动提供了必要条件,也使山陕商人成为西北边镇地区商业活动的主体。山陕商人在西北军事消费区积极进行商业活动,促成了西北边镇地区的商业化与粮食、棉花、茶叶、土特产四大市场的形成,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地区市场网络的形成和西北镇城及下辖卫所的城市化。这一系列的商业活动对明代以后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海南的“黎兵”

明代海南的"黎兵",是在明代海南卫所军事制度之下设立的地方民族武装组织,由土舍督领。明初对黎兵组织进行了重建,黎兵在军事、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由征兵制度改为募兵制,并且"革"、"复"不断。     

明代土兵述论

明代的土兵是国家武装力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卫所制度的崩溃是明代土兵得以发展的历史机遇,土兵发展表现为土兵数量大、民族构成多,战斗力强.土兵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巩固国家政权、稳定社会治安、维护边疆稳定的作用,为明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