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视野下的中国科学史学

佛学对中国科学史学具有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佛学为科学史学提供宝贵的史料;佛学蕴含着科学史学的新主题;佛学对当代中国科学史学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等。佛学不但可以为科学史学提供独特视角,而且在科学史研究中介入佛学视角,也会促进世人对佛学、佛教,尤其是它们与科学关系的深入理解。     

净空“佛陀教育”思想初探

净空法师的佛陀教育思想是站在教内立场对于传统佛教的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现代诠释，它对传统佛教的现代转型和当代的佛教复兴运动，都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影响的意义。他首倡将佛教正名为“佛陀教育”，凸显传统佛教的文化教育内涵，同时又顺应时变，使佛教主动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从而使他的佛学思想既涵有传统的精神特质，又具有很大的适应性、融贯性的特色。净空佛陀教育思想是当代佛学发展和佛教现代化思潮的一个典型代表。     

论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研究范式

作者在台刊《宗教哲学》第6卷第3期上发表文章追问,一个中国佛教思想家思考问题的前题 和视角是什么(或者说应该是什么)?是完全基于纯粹佛教的立场呢,还是带有更强烈的中国 思想的语境背景?这一“本位”问题,实际上是基于对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范式的思索。关 于中国佛学之研究著述可谓多矣,但大体不出二途,或纯从佛教哲学角度,或着眼于社会史 视域,前者更多侧重于佛教文本之分析,后者则强调佛教作为一个历史因素的社会、文化功 能。若从思想史角度言之,则二者可综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综合与中国佛教思想本 身具有两种品性：…     

论朱熹对佛教的认识

考察朱熹对佛教的认识对解决长期困扰学术界的朱子学与佛学关系有一定意义。朱熹青少年时期曾涉入佛学,甚至在约19至24岁时还曾试图按禅的方法“修证”。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对佛教知识的了解缺乏系统性;对佛教“空”的理解认为即是无,这与佛教本身有很大差距。但有证据显示他掌握了佛教初步的观空方法。朱熹对佛教的批评受到这种认识的影响。     

白璧德之佛学及其对中国学者的影响

文章利用白璧德的师友和学生写的白璧德一生治学经历中有关其治佛学的史料,结合吴宓和胡适等近代学人日记中的一些史料,重点探讨了白璧德为学之阅历与20世纪初叶近代佛学之关系,并考察了白璧德与佛教的关联,通过这种关联看当时以白璧德为中心的学术圈的学术兴趣与取径及其对中国留学生的影响。所使用的主要材料是白璧德翻译的《法句经》以及译文之后所附的讨论佛教与西方关系的长文。挖掘了白璧德与欧美两位印度学名家兰曼和烈维学习印度学佛教学的经历和治学重点。文章认为,白璧德的印度学兴趣源于从东方思想中寻找有益因子来补充西方思想的不足,其学术兴趣注重于佛教哲学思想及其价值观。同时,还关注了白璧德的印度学和佛学兴趣对20世纪留学哈佛的中国留学生如陈寅恪、汤用彤以及吴宓的影响。     

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现状、不足及展望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史和建设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比较逻辑、价值逻辑进行了深入研究。从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来看,重复性内容较多,学理性实践性的研究和问题阐述分析比较少,对现代化普遍规律的总结概括还不够深入,对现代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系研究不够扎实。未来国内学术界应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和前沿方向,基于人民中心立场来探究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系,基于本土化实践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框架,基于现代化进程中的障碍和困境来提出现实应对方略。     

吕澄是谁?——汉语佛学界最严重的遗忘

吕澄是20世纪中国佛教研究的主要奠基者。他在佛经版本及辨伪、印度原典的研究与翻译、因明与声明、戒律、中国佛学、西藏佛学、印度佛教史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吕澄不仅在佛学研究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和成就,而且对中国近代佛学教育事业、佛学人才培养以及佛经出版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同时,吕澄还是学术和信仰兼备的佛学者,这就使得他的论述在学术史、思想史和信仰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吕澄的学术成就不但应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而且还应该引起佛教界的充分重视,以便建设符合真正佛教信仰的佛学。     

从圆顿到圆渐:太虚对禅宗百年发展之抉择

太虚是近代中国佛教最著名的思想家,是难得的身兼学问家和禅师两种角色的佛学家。他关于禅宗思想性质的界定和发展道路的探索,对于当代禅宗发展之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讨论太虚与禅宗发展有三条线索:一是太虚出身于禅宗,参悟于禅宗,却"出走"禅宗,学宗唯识,最后又"回归"禅宗的曲折经历。二是反思中国佛教历史和抉择全体佛法的总持智慧,确立中国佛学特质在禅,并以对全体佛学的教理抉择和总体判摄,坚持中国佛教禅宗的圆教教理和圆顿禅观,着力会通圆顿教理与唯识学。三是面对佛法契合时代的深切现实和实践观思,认为唯识学教理更适合现代科学时代,大乘通教的学修次第更适合现代人,因此会通中印佛学,提出教法由"圆顿"转向"圆渐",以"圆渐"之大乘法为适应当下时代的佛学实践路线,由发达人生以进趣佛道。由此提倡以"今菩萨行"为主线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思想,并认为禅宗的禅机智慧在传统诸宗中最切近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精神,当下的禅生活才是人生佛教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振兴禅宗生机仍是今天时代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从“空性”到“体用” ——中国佛学心性本体论的建构与反思

[提要]基于“缘起论”思维根基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其在思想层面遭遇了中国化的“体用”诠释。东晋释道安、僧肇等就借用玄学思想与概念通过“体用”“本末”等中国本土概念创造性地诠释了佛教般若思想,之后伴随着中国佛学由般若学向涅槃学的取向,《起信》《华严》及中国禅宗皆借用体用概念与思维模式逐渐建构起了中国佛教“心性本体论”理论框架。中国本土的“体用”概念及其思维框架不仅深度介入到中国化佛学的哲学建构中,使印度佛教经过诠释与会通终于摇身一变成为启发中国人心智的理论模型,同时它也是达成儒佛道三教思想汇通的重要思维桥梁。“体用”思维模型一方面建构了中国化语境的佛教哲学,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土的“体用”概念发生了“佛学化”的改造。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体用论模型在回溯到中印佛学思想源流的相关理论议题时也遭遇到一些挑战,如何面对此一挑战也关涉到中国佛学的现代性诠释问题。     

胡适宗教思想刍论

胡适在留学期间和基督教团体的成员有过密切来往,但是胡适最终拒绝了基督教。胡适把科学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对立的关系,在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却是对二者之间关系的简单化处理,有着历史局限性。胡适吸收佛教文化中的牺牲精神并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建构自己的人生观的积极文化因素。胡适以非信仰者的立场进行禅宗史的研究,把佛教研究纳入现代学术的努力,标志着近现代佛学运动的转型和佛学研究新范式的出现。胡适把儒家的三不朽论转化为社会不朽论,提出了自己的新宗教思想,说明他看到了宗教对于现代民主自由社会的积极作用,在这一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和有益的探索。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21世纪建设事业

邓小平理论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科学理论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同志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立者 ,他科学地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结合中国的实际 ,第一次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开辟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2 1世纪 ,我们仍要在实践中运用、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     

深入论“佛性”,浅出道“真如”——评《无神论与中国佛学》

正在当今时代,人文精神受到功利性与物欲的侵蚀,形势严峻,前途堪忧,如何弘扬佛法,如何应对时代的挑战,既是佛门弟子的义务,也是佛学研究者的责任。王月清、梁徐宁所著的《无神论与中国佛学》一书,2014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运用唯物辩证法,从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角度,对佛教的基本教义、佛教的中国化以及在现时期如何发展佛学做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和探讨,逻辑坚实、材料扎实、语言平实,对上述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一、鲜明的问题意识,执简驭繁的解答     

舍勒的佛教现象学诠释及其限度

舍勒对佛教的研究立足于现象学而展开,在佛学诸要素中,舍勒不注重从意识结构的角度去探讨佛学的特质,而是直接从佛教的世界现、人生观入手,剖析佛教的实质.他认为佛教实质是一种受苦的形而上学,这一学说对苦的本质以及如何去苦有其独特的理解.舍勒指出,佛教慈悲观念的实质意义在于否定自我与个体,从而最终趋向于虚无.舍勒从人格(位格)角度对佛陀等圣者形象所做的现象学描述,具有普适的哲学意义.     

儒家德育思想的深度理论解读与当代意义阐释——评《儒家德育学说论纲》

自西学东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儒学及其现代命运问题便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不可逾越的重大课题。如何正确认识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以及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便成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不能回避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儒家思想进行研究的著作很多,对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进行探索的著作也不少。但是,立足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实际,对儒家德育思想成果进行全面的资料清理和深入的理论挖掘,并且在此基础上对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进行系统阐释,则是武汉大学黄钊教授所…     

佛教义学的若干基本问题

"佛教义学"是对佛陀及其教法的信仰论证(阐释),与通常所谓的"佛学"和"佛法"有别。佛教义学的主干内容有:阐明佛教教义、教理的"教义义学",关于佛经经文的阐释及阐释原则的"佛经义学",以及关于佛教教史梳理的"教史义学"。佛教义学不是佛教哲学,也不宜完全以科学的立场和方法对待之。     

试论隋唐时期佛学的主要特点

隋唐时期是佛教中国化完成时期,也是佛学进一步融入中国思想文化、参与中国思想文化重构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涅槃学逐步成为佛学的主潮,佛学理论出现了哲学主体实体化、佛教的“因缘”学说与道家的“自然”说融合、在佛性论上的走向自然主义和佛性的人性化等倾向,这些就是隋唐时期佛学的主要特点。     

中国佛教现代性的基本向度

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变迁伴随着"西学东渐"而展开,无论在佛教界、学界、居士界都有明显的现代性变迁痕迹并显示出具有中国佛教自身特点的理性化与世俗化发展模式。从佛学思想观念之变与佛教发展的社会调适这两个维度来看,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向度可概述为三个层面:在观念层面,西方现代理性思维及现代性观念对中国佛教思想产生的影响,表现为中国佛学的现代诠释与融通多附会西方现代性观念以及佛教内部进行理性化的自我批判与反批判;在社会层面,近代中国佛教开始谋求自身与现代社会的契合,这在佛教界主要表现为以太虚为代表的"人生佛教"及其弟子推行的以"人间佛教"为目标的佛教改革运动,在居士界则主要表现为居士佛教世俗化教团组织的建立以及积极参与社会慈善活动等;在研究方法上,开始用西方的现代学术研究方法替代"信解行证"的传统方法,这一佛学研究方法的变迁既是中国佛教现代性的一部分,同时也促进了佛学的发展。     

《起信论》之争后梁启超的佛学思想探微——暨论佛教的无我观背景下如何建立道德主体

梁启超虽没有对<大乘起信论>论战发表过看法,但实际上受到了冲击.论战后,他的佛教信仰不变,但此后的佛学论著极少,正式研究佛学思想的论著只有两年后的一篇对原始佛教的研究,似乎表明他想从源头理清佛教思想.在这篇论著及其他涉及佛学的书信和演说中,他已不再将<起信论>的"真心说"作为评判其他教理的依据.不再轻言"真常心"了.他将佛教思想概括为"无我",此举解决了论战可能造成的佛教信仰危机;同时他又提倡积极意志,用于宗教修证或道德修养.但"无我"又如何能建立行动主体和道德主体,他无法从佛学中得到答案,于是转到儒学,从阳明心学中建立道德主体.因此在论战后,他并非真的放弃或否定了"真常心",而是对佛学采取了学术立场和修证立场的二分法.在学术上严谨地区分各宗理论;而在宗教修证和道德修养中,他仍坚持.真常心".实际上,在佛学中也可以建立道德主体.戒体就是一例.     

尢智表的佛学科学分析

佛说缘生而主无常、无我、性空。佛教传入中国后,谈空说有,异说纷呈。近代佛学复兴,科学思潮适逢其会,以科学解空则应运而生。无论在形式上、方法上,还是在内容上,无论是宇宙生成论,还是社会人生观,处处用自然科学方法和科学成果印证佛教义理,为佛学提供实验的证据。尢智表便是其中之翘楚。     

僧肇大乘佛教立场下的“圣人观”

僧肇梵华会通的之特色,集中体现在他的大乘"圣人观"上。僧肇将对中国传统圣人境界的追求,承接在了悲智双修的大乘佛教立场上,将佛教般若学问与生命境界打通。无论是僧肇著书中的语言、论证方式、文本结构还是其终极目标,处处都体现出这种杂糅。立足大乘佛教立场下的"圣人观",是解读僧肇"物不迁"、"不真空"、"般若之圣智"、"涅槃之圣境"之佛学理论的钥匙。僧肇大乘佛教立场下的"圣人观",体现的是佛教的立场而非老庄玄学或儒学。"圣人"、"至人"是老庄、儒家、玄学谈论的话题,僧肇承接那个时代的主题,继续谈下去。而僧肇的"圣人"更准确地说是大乘"菩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