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我国农村"村民监督委员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村两委"的乡村治理机制逐渐呈现出制度疲劳和制度缺陷.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构建村民监督委员会,使"村两委"变"村三委",形成权力相互制衡的新型乡村治理机制,是当前可行的制度选择,并有利于激发村民自治活力,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结构再造、秩序整合与价值共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对“五社联动”案例中的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社会公益慈善资源，以及社区间的运作过程、内在机制进行全景式描述，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共同体不会自发生成，而是通过结构再造、秩序整合、价值共创实现治理共同体构建。党建引领下的结构再造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政治保障，政治权威和资源整合能力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基础条件，价值共识是治理结构再造、秩序重组的现实基础，这对理解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逻辑并探寻治理路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权力制衡的动机分析

"性恶论"是权力制衡学说的理论动机,"权力在运作中倾向变异"是权力制衡学说的实践动机.在国家提出"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重要内容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充分吸取西方宪政制度的合理内核,着力建构"法治与权力制衡"的机制.     

丙烯腈纺丝用喷丝头内流场数值研究

基于科层体制和乡土社会的二元互动,乡镇政权存在着大量的非正式运作和策略性行为。行政包干制作为一种制度设置,通过社会性资源的制度化整合,实现个体性策略向制度化动员转变、应急式治理向常规性治理转变,行政包干制成为乡镇非正式治理的常态化机制。在行政包干制中,通过目标责任人激励实现基层组织动员,基层党政体系为社会性动员提供组织程序和行动规则;通过责任包干防止基层治理矛盾扩大化,基层干部具有将矛盾遏制在萌芽状态的内生动力。乡镇非正式治理的常态化即乡村治理秩序的日常化,对国家基础性权力建设具有实质性意义。     

资本下乡与乡村治理重构

资本下乡成为普遍趋势,下乡资本不仅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也开始进入农村建设用地领域。在逐利动机下,资本下乡旨在“经营村庄”。资本采用公司化的方式对村庄外生项目资源、内生土地资源和村级组织本身进行资本化运作,使得村庄公共资源私人化、村级组织公司化。在此过程中,通过与乡村各级主体的互动,资本重构了乡村治理秩序：“权力—利益网络”的垄断秩序,由此导致村庄公共性的丧失。这一秩序产生的内在逻辑在于乡村组织的强制性政治权力与协调性治理权力的失衡,日益弱化的乡村治理权力使得独立运作的乡村政治权力与下乡资本形成利益共谋,建构乡村治理的“权力—利益网络”。     

项目下乡后村庄秩序的再审视

项目下乡过程中的资源输入和规则引导,重构了村庄内部的治理秩序。资源和规则下乡之后改变了村庄权力的运作逻辑以及公共资源的分配规则,构建起了村庄内部的“权力-利益网络”。村干部稳定的周期性选任、利益分配的圈子化和项目运作的封闭化是村庄内部“权力-利益网络”的外在特征。信息分享构建起的关系网络,利益让渡推动的秩序运转,责任形式化形成的自主秩序等催生了村庄内部的新秩序。项目下乡推动村庄发展的制度设计,同时形塑了村庄内部社会秩序。     

论现代企业制度制衡机制及其科学性

现代企业制度具有管理科学的重要特征，体现管理科学的主要方面是现代企业制度完善的制衡机制，如机构权力制衡、利益分西己制衡、企业运作制衡等。这些制衡机制的作用，使企业形成了科学的管理系统、有效的动力系统和良性的循环系统，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对加快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步伐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正当防卫界限判定转向的证成——基于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

中国现行正面耦合式的正当防卫界限判定标准强化了防卫人的防卫义务,凸显国家权力本位理念,导致正当防卫制度在定罪实践中适用率较低,根源在于公权力对法秩序价值的过分迷信与推崇,挤压了私人自决的行动空间。自由是法治的价值核心,秩序是法治的价值基础,均应涵摄于社会情势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价值平衡。社会转型期中国的正当防卫界限判定标准迫切需要转向。从正面耦合式转向负面清单式,从功利主义转向公正主义。在此基础上基于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实现刑法善治,助益于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     

国家治理在中国的登场及其方法论价值

治理意味着共同目标的建构。治理理论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应用和发展,不仅表现为学术角度的语源学考察、官僚制的历史主义考察和秩序价值的探讨,而且表现为以回应和民营化为手段、旨在提升公共参与水平和政府绩效的政府再造实践。在国家治理正式登场前,当代中国各地兴起了各种地方治理创新实践,但非制度化的动力机制使其往往难以为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意味着国家治理的正式登场,其方法论价值主要表现在运作环境、目标体系、作用领域、推进策略和技术平台等方面;作为方法论的国家治理的限度体现在将治理局限于治理技术和治理机制层面,局限于作为激活既有制度体系的发展空间的运作手段层面,局限于国家治理的方法论层面。要突破把治理当作一种权宜之计,而将其视为技术、手段、目标和战略思想的综合,注重从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和公民权利的有效维护入手,就有可能实现治理优化制度、治理发展制度、治理成功制度的中国式发展目标。     

我国运动式治污的有限否定及渐进调试

运动式治污实践效能的边界存在于行政主体职责同构和有限社会资源及政策工具选择的困境中.运动式治理在本质上视为以权威和目标责任为基础的环境威权主义的集中体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科层化和社会化之间的运动式治理,应该持"有限否定"的价值取向,通过政府纵向有限"脱嵌"和公民横向"再嵌"摆脱路径依赖,构建顺应国家与社会双向运动力量的复合型治理模式,最终实现环境可持续常态化运作机制.     

关于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的探讨

公司治理结构是建立公司制的核心问题,对公司的规范、有效经营具有决定性作用.我国现行<公司法>倾向于以股东会为中心的结构,对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的权利责任进行了平衡安排.这种安排,在公司的实际运作中出现了股东会权力过多;经理法定权力小、实际权力大,权责不对称;制衡机制不到位等问题.笔者认为在修改<公司法>时,有必要对治理结构的治理准则加以具体规定,同时在公司章程里应详尽规定"三会"和经理的权责.不同企业其治理结构应体现不同特点.董事会应以产权关系为轴心作好各项决策.     

现代公司治理与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现代公司治理是一种以利益关系为纽带,以分权、受托、代理、诚信责任、价值实现和增值等概念为内涵的机制,其实质就是建立一种有效的公司权力制衡机制,以实现股东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很不完善,极大地影响了公司正常运行。建立行之有效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独立董事制度是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一项很好的措施。     

国家治理范式下的制度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三角治理结构范式下,政府权力应当逐渐向市场权力、社会权力让渡,明确市场决定机制、协商民主范式以及社会自治体系等改革目标。全面深化改革,要摆脱传统建构理性的路径依赖性,遵循第一轮改革的进化理性思路,形成制度软化机制、市场竞争机制以及社会互动机制等"摸石过河"的作用机制。同时,应善用法治思维,确保制度改革的方向性与系统性。     

刚柔并济：新时代乡村治理中的权力运作逻辑——基于典型案例的扎根研究

当前,党领导乡村治理工作,致力于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实现有效治理。基于乡村治理实践的经验案例,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呈现出乡村治理中基层组织权力运作的一般逻辑,研究结果表明,这一逻辑表现为：树立党组织为治理核心,采用刚性治理和柔性治理相结合的方式,在上级统领下,连接行政体系和基层群众。刚性治理是政府权威的一般表现形式,主要通过科层式的制度与命令行使权力,注重权力的规范运作;柔性治理也是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治理,表征为国家权力在场,但并非权力非正式运作。相比较于科层制下的对上负责,柔性治理更多地体现为对群众负责,不仅能够获得群众的支持与认可,而且能够根据村庄实际采取灵活的治理方式。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采取刚柔并济的治理方式,能够在保证国家政权建设的同时,平衡国家、基层组织和村民之间的关系,维系乡村社会的秩序与活力,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     

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公司治理结构是有关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三者之间权力分配和制衡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具体化.但是,我国法人治理结构严重扭曲,出现了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新老三会矛盾、国有股"一股独大"等问题.为此,必须规范公司治理结构,重点是进一步完善权力分配和制衡机制,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     

在《中国公司治理原则》中如何约束和激励管理层

管理层约束与激励的 国际比较 现代企业制度的出现,使得所有者和管理者相互分离,职业管理者承担了科学决策、控制企业运行的职责。如何有效保障管理层的利益与所有者的利益相一致,从而促进公司治理研究的产生,其核心内容是管理层的约束与激励。 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作为现代企业制度代表的股份公司在上个世纪就已出现,股东大会、董事会、管理层三个基本主体形成的公司治理结构早已存在,权力制衡机制运作成熟,并以“英美模式”、“德日模式”等形式被规律化地加以总结,公司治理应该是一个早有定论的课题。然而,８０年代中期以後,…     

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腐败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其实质就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因此,要想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就要避免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保证权力的良性运作,并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衡。分权制衡的形式是多样的,它们各有利弊,只有将各种分权制衡机制有机地统一起来,共同体现在社会权力的设置和运作过程当中,才能真正实现监督制衡权力的目的。     

我国城市社区的中国化道路:形成、发展轨迹及走向

城市社区是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产物。国家与社会领域合一单位社会形成,领域分离城市社区产生。当前社区治理自治性缺失,社区治理基本上在国家制度安排内运作,社区自治是我国社区治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社区治理的最佳模式。构建社区自治体系的关键在于:合理确定政府行政权力与社区自治权力边界,行政权力要逐步从"越位"领域退出来,释放社区自治权力空间。     

无为而治和自发秩序:历史的耦合与分殊

汉初黄老学派的无为而治思想,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存在相通之处:奉行一种顺应自然的哲学态度,践行朴治主义的政治理想,追求无为无不为的社会效用.道家学说的异端风骨、儒学的崛起和汉代局势转换,导致了无为而治昙花一现式的政治命运,但其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未能提供一套现实的社会治理机制.相反,自发秩序凭借着规则的力量实现了对统治权力的限制,使得社会的权利、个人的自由保障有了坚实的基础."自发秩序"基础上生成的法律之治,为西方世界的兴起提供了持久的动力.     

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与王朝兴亡“周期率”

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实行官僚政治,注意建章立制,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了职官的分工和职责,分权制衡,一方面对不尽职责的渎职、失职和贪官污吏实施问责制,以避免官吏滥用权力,确保他们尽职尽责;另一方面对官吏实行激励制度,奖勤罚懒,充分调动官吏的积极性,建立科学、合理、精干、高效的官僚政治体制,初步形成了秩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作机制,用法律保证行政体制和机制运行的规范性、系统性和效率,体现了一定的民主和法治性,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和防范了权力的滥用,调节和缓和了君主专制政体内部的矛盾和冲突,降低或减缓了政治动荡的频率和政治衰败的速度,从而促进了王朝的长治久安。然而,这种制约和调节机制是为了维护皇权秩序,君主的意志决定一切,法律制度服从权力意志,官吏只服从皇权和上司,排斥制度化、长效化、透明公开的群众民主监督方式,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因时、因人而异,长效性的规范无法发挥作用,体现出一定的"专权"和"人治"性,这就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吏治的腐败,给社会带来了更多的政治无序和周期性的震荡。因此,君主专制政体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兴亡周期率形成的关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