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层化还是碎片?——当代浙江社会阶层结构分析

通过对全省抽样调查所获数据的分析,本研究认为,在特有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近二十余年来,浙江的社会阶层分化也有着特有的进程和结果。以资源的离散性配置/拥有为基础,浙江的社会阶层结构类型呈现为“葫芦型”,阶层利益分布未出现“断裂化”或明显的“层化”的层级区隔,而是较多地显现为“碎片化”态势。而正是这一“碎片化”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阶层和谐,为浙江的社会和谐奠定了良好基础。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现状及其走势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即由原来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分化为:1.主体阶层,包括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商服员工;2.新生阶层,包括民营科技企业创业人员、外企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3.过渡阶层,包括城乡失业半失业人员、退休职工和防卫群体.未来社会阶层分化发展的趋势在于:一是主流不变,伴随中间阶层的不断壮大,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将逐步从"洋葱头"型向"橄榄型"发展;二是结构多元,社会阶层分层化和群体化趋势日益加剧;三是流动加速,将实现从"身份"依赖到"契约"资格的体制性突破.正确认识并把握社会阶层分化现状及其发展走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扩大群众基础、增强阶级基础、巩固执政基础,使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迫切需要.     

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与农民阶层分化再生产——基于浙北农村调查的分析

农村日常生活在人际关系、婚恋情感、生活消费、日常闲暇、居住空间及社会心理等方面呈现出区隔化状态.仪式性人情中的阶层剥削、婚姻缔结中的阶层位置维系、村庄闲暇中的阶层表征、公共文化参与中的阶层位置展示、生活空间配置中的阶层固化、社会群体意识中的阶层认知是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的实质.农村工业化历程中逐步产生的资本区隔、权力区隔以及两者“结盟”之后生成的阶层流动阻隔之网是日常生活区隔化的缘由.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既是农民阶层分化的表现,又构成农民阶层分化再生产的社会机制.随着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不断固化,阶层流动渠道被阻断,村庄社会秩序将由于“结构紧张”而趋于紊乱.     

从精英循环到精英复制--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形成的主体机制的演变

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正确认识当前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正确认识各个阶层的地位、特点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向,正确认识各个阶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过程中的作用,不仅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当代基本国情的认识,更有利于我们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政策,以协调国家和社会各阶层的关系,进一步调动各社会阶层的积极性,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安定。有鉴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1999年初组建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根据课题组六年来的调查研究,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形成如下六点认识:第一,现阶段中国社会已分化为由十个社会阶层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2)经理人员阶层;(3)私营企业主阶层;(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5)办事人员阶层;(6)个体工商户阶层;(7)商业服务人员阶层;(8)产业工人阶层;(9)农业劳动者阶层;(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上述划分是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根据的。在这个问题上,由于研究者所持的划分标准不同,所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第二,中国已经形成了现代社会的阶层结构,但还只是一个雏形,还处于发展变化之中     

数字鸿沟的批判性再检讨

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正确认识当前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正确认识各个阶层的地位、特点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向,正确认识各个阶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过程中的作用,不仅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当代基本国情的认识,更有利于我们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政策,以协调国家和社会各阶层的关系,进一步调动各社会阶层的积极性,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安定。有鉴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1999年初组建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根据课题组六年来的调查研究,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形成如下六点认识:第一,现阶段中国社会已分化为由十个社会阶层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2)经理人员阶层;(3)私营企业主阶层;(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5)办事人员阶层;(6)个体工商户阶层;(7)商业服务人员阶层;(8)产业工人阶层;(9)农业劳动者阶层;(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上述划分是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根据的。在这个问题上,由于研究者所持的划分标准不同,所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第二,中国已经形成了现代社会的阶层结构,但还只是一个雏形,还处于发展变化之中     

农民工: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工人阶层

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正确认识当前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正确认识各个阶层的地位、特点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向,正确认识各个阶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过程中的作用,不仅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当代基本国情的认识,更有利于我们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政策,以协调国家和社会各阶层的关系,进一步调动各社会阶层的积极性,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安定。有鉴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1999年初组建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根据课题组六年来的调查研究,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形成如下六点认识:第一,现阶段中国社会已分化为由十个社会阶层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2)经理人员阶层;(3)私营企业主阶层;(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5)办事人员阶层;(6)个体工商户阶层;(7)商业服务人员阶层;(8)产业工人阶层;(9)农业劳动者阶层;(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上述划分是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根据的。在这个问题上,由于研究者所持的划分标准不同,所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第二,中国已经形成了现代社会的阶层结构,但还只是一个雏形,还处于发展变化之中     

香港市民阶层流动意识探析:结构与认同下难圆的“香港梦”

1960年代香港经济的腾飞给香港市民带来了乐观的阶层流动意识,“香港梦”成了描述香港社会阶层结构相对开放的一个大众话语。但1980年代中期以来,阶层结构进入一个稳定的时期,客观的远距离阶层流动消失,这种乐观感也随之消失,1990年代的金融风暴和住房泡沫的破灭,使香港进入了一个“中下流”社会。本文基于阶层化的理论,以经验数据为准,发现中下层的市民客观阶层与主观阶层定位都处于低下地位,而拥有比较悲观的向上流动意识,这反过来又制约他们向上流动,“香港梦”失去了现实的社会基础。     

我国新生社会阶层的经济作用及其协调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结构的演进 ,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 ,出现了诸多非公有制领域的社会阶层 ,他们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我国以往以“政治身份”为主要标志的社会阶层体系开始解体 ,而以“经济功能”为主要标志的阶层体系开始形成 ,并出现收入差距拉大等社会经济矛盾。我们要通过对新生社会阶层经济作用等方面的分析 ,协调各阶层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引导社会阶层结构的动态发展 ,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快速发展     

社会分层视域中的社会公正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不断分化,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在此过程中存在的阶层间收入差距拉大、阶层固化等不公正现象极大地消解了阶层分化的合法性,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必须以社会公正作为促进社会阶层结构建设的基本理念和原则,促进阶层和谐。     

阶层间封闭性强化: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新趋势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阶层质的相对规定性明显提高,对于普通社会成员而言,实现向上流动才具有正向和积极的意义.然而,现阶段促进边缘群体突破"阶层边界"实现质的向上流动的力量有明显弱化的趋势.主导阶层与边缘阶层在利益博弈的背景下,阶层冲突有所激化,主导阶层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维护着本阶层的边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而边缘阶层在利益表达机制缺乏的情况下,不断强化着边缘阶层的边界.当前,我国社会阶层流动总体呈现出"阶层边界"封闭性强化的趋势,而这种趋势无论是在稳定社会还是在变迁社会中,无论是在主导阶层还是在边缘阶层中都普遍存在着.     

“祝福”习俗及其诠释

民间习俗是理解一个社会与文化的重要信息库。本文通过对浙江绍兴地区岁末“祝福”习俗中各种文化象征符号的解读，从“成熟与收获”、“死亡与离别”、“终结与回归”三种文化图式上来分解“终结”这一时间概念所蕴涵的复杂意义。目的在于理解中国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作为探讨文化生产与再生产问题的基础。     

“桑梓情谊”的现代转化：费孝通社会理论的情感维度

费孝通的社会理论在社会结构方面更受学界重视，而其中的情感维度尚未得到足够关注。本文试图在费孝通早年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视域中，梳理他有关“桑梓情谊”与“亲属情谊”“乡土工业”“村镇地方团体”之间关系的探索和讨论，进而呈现费孝通社会理论中对于情感的重视。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以中国传统社会组织为基础来嫁接西方现代技术， 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有效过渡。 在此过程中，他尝试将既旧且新的“桑梓情谊”阐释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情感基础。 文章认为，“桑梓情谊”表征并构造了本地的根源与大社会的流动以及地方与国家的人际关联， 是理解费孝通社会理论之情感维度的关键，对我们思考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启示。     

“宗教礼物论”的可能性：礼物与宗教的内在联系

本文认为，“宗教礼物论”是一个具有潜力的理论视角，它以莫斯等人的礼物理论为基础，探讨宗教现象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本文在述评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探讨礼物与宗教的内在关系，进而分析礼物理论与宗教社会学的亲和性。文章认为：首先，礼物与宗教是双向关联的，两者相辅相成，不仅宗教现象中蕴含着礼物逻辑，而且宗教为礼物的内在价值提供了神圣性的基础；其次，礼物和宗教都与社会团结的法则直接关联，这一点体现在两者共通的自愿式义务性上，两者既融合了情感性联系和工具性联系，也融合了相互性伦理和等级性伦理；最后，“宗教礼物论”的优势最可能体现在对宗教之“非自主选择性”的分析上，而它的潜在挑战则主要在应对社会变迁与价值倾向上。     

Guanxilization or categorization: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contribu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ncept of “us”

中国社会心理学在面对急速的社会变迁中，需要以变迁与文化的视角来选择研究 问题，而中国社会文化中群己关系的社会心理机制，即“我们”概念的形成机制及其 转换的可能与条件，正是一个体现着双重视角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有 助于解释社会凝聚力、群体行动的逻辑，讨论国家与个人、社会与个人、类别与个人 的关系；也有助于培植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心理资源和社会支持系统，从而促进社会 合作。与以往单一机制的分析框架不同，通过对两个个案的讨论，研究提出了一个 新的分析框架，即：中国人“我们”概念是在社会情境的启动和价值取向等因素影响之 下，经由相互交织的“关系化”与“类别化”双重过程形成的。

关键词: “我们”?概念?群己关系?关系?关系化?类别化

Faced with rapi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discipline of social psychology in China needs to choose its research top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th change and culture. A basic issue reflecting precisely these two perspectives is that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social psychology mechanism of individual‐group relations, namely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u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as well as the possibility and condition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s mechanism. Exploring this issue will not only help us to understand social cohesion and the logic of group behavior and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individual, society and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ategory and the individual; it will also help cultivate social psychology resources and support systems at a time of social transition, and thus promote social cooperation.. Unlike previous analytical studies that focused on a unitary mechanism, this study uses the discussion of two cases to put forward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that is, the Chinese concept of “us” comes into being through the mingling of “guanxilization” and “categoriz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ontext priming, value orientation and other factors.     

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五四运动后“救亡”与“启蒙”、“政治”与“文化”的交织与竞逐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条线索。既有研究多将恽代英呈现为一个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和儒家伦理底蕴的五四知识分子，然而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却难以理解他为何从温和的道德结社转向革命。本文认为，恽代英精神世界中的心学底色，以及他对青年会社会服务经验的借鉴，使他形成了与共产主义者相通的道德认知；道德结社的困境则促使他走向政党运动，以群众运动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恽代英的早期经历为我们呈现了过渡时代具有儒学底蕴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政治秩序时的道德困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对德性的强调以及儒家中国的现代转化。     

城里的“飘飘”：成都本地同性恋身份的形成和变迁

中国当代社会和经济的变迁，促进了同性恋身份及其身份社区的出现。本文根据在成都市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从建构主义的视角，考察了本地语境下三种男同性恋身份——“飘飘”、“同志”和gay的形成和变迁。尽管今天成都的男同性恋者在日常生活中交替使用上述三个身份称谓，但是三个称谓隐含了不同的文化参照和政治内涵。笔者认为“飘飘”身份在本地的同性恋历史传统和现代同性恋身份之间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而“同志”身份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当代同性恋者的表现形式从行为向身份的转变，促进了同性恋社区的形成和壮大。     

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捐赠行为的比较研究

企业捐赠是企业以资金、实物或参与的方式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行为，是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通过对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捐赠行为的比较，我们发现，二者在捐赠理念、捐赠策略和决策机制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前者主要以“企业公民”为捐赠理念，后者则以“回报社会”和“慈善”为主要理念。本文分析了造成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除了二者处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形成的差距以外，还有中西方在社会发展、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对企业与社会关系认知的差异，由此形成企业捐赠的不同模式。     

我国乡镇政权角色和行为的社会学研究综述

本文按照“结构 / 制度”和“过程 / 事件”两种研究取向，梳理了社会学界对1980年以来乡镇政权的角色和行为研究的成果。前者解释了乡镇政权由于考核评分体制的压力而被动产生失范行为的原因；后者以动态的、微观的研究视角分析具体事件过程中乡镇政权的行动者其角色和策略选择。“结构 / 制度”和“过程 / 事件”研究并不矛盾，可以相互借鉴。综合上述研究，文章认为对当前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政权在“国家”和“农村社会”新型互动关系中的角色和行为的研究也可借鉴上述研究。     

与魔搏斗的人：易卜生作品中的个体性危机

本文把易卜生置于北欧-日耳曼的思想谱系中进行解读，认为“个体性”是理解其剧作的关键。易卜生的剧作和克尔凯郭尔的哲学思想有着互文性的关联，他们都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的前提就是个体性。同时，在尼采看来，当时的欧洲已经进入“群氓的时代”，“个人”岌岌可危。在这个背景下，易卜生塑造的诸多人物都具有“世纪末”的特点，颓废、烦与空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个体性的膨胀将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伴随着躁动不安，有时候会转变成最物质化的享乐主义，但更多时候则表现为否定和破坏，甚至是暴力和毁灭。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与社会阶层分化

20世纪80年代,俄罗斯社会开始转型,90年代以后,俄罗斯的社会阶层发生了明显的分化。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描述和分析俄罗斯的社会阶层分化：1、社会收入的差距（包括个人的收入差距,政府各部门之间、社会各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俄罗斯区域间的收入差距）。2、“社会边缘群体”和“新贫困者”。“社会边缘群体”是一些不能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群体归属的“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群。“新贫困者”是指前苏联时期,以教授、工程师和医生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阶层,俄罗斯社会改革前,他们生活安逸,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现在却生活艰难,变成了俄罗斯的穷人。3、新中产阶级。 俄罗斯在社会政治、经济转型过程中,旧的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社会中间阶层消失了,出现了新的以企业主为中心的中产阶级,俄罗斯新中产阶级的出现使俄罗斯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